日军砍下他的头颅“请功”，几十年间无人知晓遗首去向……

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中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瞭望智库推出#革命先行者#专题，缅怀革命路上的优秀共产党员。

今天，我们走近赵尚志，这位与杨靖宇齐名的传奇抗联领袖。

文 | 殷杰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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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后来举家迁居哈尔滨。1925年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受党派遣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坐落于哈尔滨市尚志公园内的赵尚志青铜雕像，该雕像高5米，基座高3米。图｜新华社

1926年夏，赵尚志返回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建党工作，在长春市负责党的对外联络。时值国共合作，他与国民党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

1927年3月2日下午，赵尚志被东北军宪兵逮捕，后被押解至吉林受审。敌人对赵尚志动用各种酷刑，甚至判决死刑，但都没让他屈服。见硬的不行，敌人又许诺封官等，对赵尚志进行诱降，机智的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成员，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此后，赵尚志被东北军移交给南京方面，他仍然坚持这套说辞。南京方面苦无证据，只得于当年5月20日将其释放。

赵尚志像（资料照片）。图｜新华社

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被分派到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反帝大同盟”成员，破坏奉天“国民外交协会”组织的“外交常识讲演大会”。赵尚志一马当先，夺取讲坛，对听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旋即被宪兵逮捕。

二次入狱，赵尚志受尽折磨，但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残暴的手段折磨他，他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怯懦。1931年12月，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赵尚志等人被释放。出狱后，赵尚志很快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中，并迅速成长为一名抗日游击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赵尚志化名李育才，秘密前往巴彦县，帮助共产党员张甲洲组建巴彦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这支队伍是黑土地上首支红色抗日武装。

游击队创立时，赵尚志与战友们立下誓言：“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心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井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于1933年1月19日被打散，赵尚志回到哈尔滨从事工会工作。

1933年4月，心系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中当了一名马夫。在这里，他的军事才华很快显露。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纳赵尚志的谋略，一举攻下了县城，旋即任命他为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带领7名同志起义，在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并任队长，率部在珠河一带打击日伪。

1932年8月赵尚志（前排中）和巴彦抗日游击队成员的合影。这是赵尚志生前留下的唯一合影照。

1934年3月，珠河地区十几支山林队、义勇军首领举行联合会议，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5月，赵尚志指挥部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县城，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1934年6月29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

1936年1月28日，北满地区抗日联军领导人会议决定，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改编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再次被推举为总司令。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仍由赵尚志任军长。

在赵尚志的领导下，抗联第3军所属的9个师在半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开辟了汤原、木兰、巴彦、铁力等十余县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里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政治军事干部学校等。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进入了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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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民风纯朴而又彪悍，“九一八”事变后，揭竿而起的自发抗日武装多如牛毛。身材并不算魁梧的赵尚志，为何能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北满各路抗日英豪共同拥戴的领袖呢？这不仅仅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更因为他的智勇。在这方面，仅举两例便足以管中窥豹。

有一次，赵尚志带着副官半夜查岗。他问副官“今天是阴天，该注意啥事？”见副官答不上来，赵尚志耐心教他：“阴天，哨兵容易降低警惕性。只要和打仗有关的，指挥员都要操心。当干部最怕懒，要不然丢了脑袋都不知道。自己死了事小，部队损失了怎么和党交代？”

当他们走到村西离哨兵十几米远的地方，哨兵喊“口令！”赵尚志回令后，走到哨兵面前，检查了枪支弹药和哨兵的精神面貌，比较满意，又回头问副官“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副官认为没什么问题。赵尚志摇摇头：“刚才问口令的时候，我们离哨兵只有十几米。如果来的是敌人，对方一个箭步冲上来摸哨怎么办？所以，哨兵发现情况，一定要离远一点问口令。”

二人接下来朝村东头走去。离哨位尚远，赵尚志发现哨兵在显眼处来回走动，便说：“这不是找死吗？”对过口令之后，他又交代副官：“有风的时候回答口令一定要声音大，没风的时候要声音小，这些常识要经常教育部队。设岗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只在道路上设岗，宿营时要考虑如何撤退方便、村庄适不适合和敌人打仗。在山地站岗要在高处，丘陵地带也一样，如果是白天一定要化装成老百姓，带短枪。”

赵尚志不但平日里心思缜密，作战时更是考虑周详。1936年冬天，日伪军联合“追剿”抗联第3军。有一次，赵尚志率部行至一个沟口，见这里沟口窄，沟里宽，沟两边是密林，沟内还有伐木工留下的木营。木营居高临下，朝向沟口的一面是个缓坡，地形于我有利，便决定不走了，要在林子里设伏，狠狠打击追兵的嚣张气焰。

不过，追击的日军尚未赶到，从山沟另一头却冒出一股伪军。赵尚志随机应变，指挥部队击溃了这帮汉奸，随后与坐着马拉爬犁追上来的百余名日军交火。日军用于拉爬犁的马是临时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耕马，不习战阵，听到枪响就惊了。日军队形顿时大乱，日军指挥官只得命令部队后撤。

仗打到这个份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部队行踪已暴露，鬼子和伪军分别在山沟的两头，后续援兵肯定还在兼程赶来，因此得迅速撤离这个“死地”。但赵尚志却不这么想，他认为部队雪地徒步行军已久，颇为疲惫，急需喘口气。而沟那头的伪军战意不坚，被打跑后一时半会不敢再来。

此外，沟这边的日军受地形限制，难以展开战斗队形。我军可依托木营据守，并在沟边密林设伏扎紧沟口，来犯之敌兵力再多也对我军无可奈何。

当天傍晚，日军果然又回来了，而且兵力增至200余人。这一次，日军在离木营还有四五百米时，就早早地跳下爬犁，展开战斗队形发起冲锋。赵尚志在正面集中6挺机枪压制日军，迫使敌人趴在冰雪里。转眼间天就黑了，当地气温急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赵尚志让指战员轮流回木屋里烤火睡觉，并隔三岔五派几个神枪手钻进沟边密林打冷枪“点名”，让日军没法生火取暖，不得不继续趴在雪窝里挨冻。

日军指挥官因为获悉赵尚志就在这支队伍里，生怕放走了这条“大鱼”，因此不顾夜里天寒，驱使各路“追剿”日军连夜朝这个方向集结，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但增援之敌无一例外，都被抗联第3军以小部人马压制在雪窝里动弹不得。

第二天天亮后，冻了一夜的日军都爬不起来了，也不再放枪了。恢复了体力的抗联战士们都很兴奋，纷纷提议下坡打扫战场，扩大战果。但赵尚志坚决不同意，并严令部队立即转移。他说：“敌人肯定还在陆续往这里赶，坡下面的鬼子，可能还有活的，万一被缠上就麻烦了。至于武器，以后再缴就是了。”指战员们听了这话，方才恍然大悟，对赵尚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事后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这一仗，日军被打死打伤、冻死冻残冻伤的，总计近400人。而抗联第3军仅付出了七八个人伤亡的代价。

日伪方面对赵尚志恨得牙痒痒，不仅伪“满洲国”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围剿”赵尚志部的战况，连日本《朝日新闻》也称其为“大匪首”“满洲治安之癌”、“了不起的代表人物”“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1939年，伪满“治安部”开列了60名要除掉的所谓“根据匪情综合判断列出的有力匪首”，排在榜首的是杨靖宇，紧随其后的就是赵尚志。对于杨靖宇、赵尚志二人，日伪曾悬赏伪币一万元张榜缉拿，甚至公开宣称此二人“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肉值一两银子”。而在抗联内部，也有“南杨北赵”的说法，即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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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伪严密封锁，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始终不畅，在大多数时候，满洲省委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故而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颇深。

1933年1月，巴彦游击队解体，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固然是主因，但满洲省委推行的诸如强制土改的过“左”政策，将一些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是个重要原因。可是，事后满洲省委不恰当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赵尚志，并将其开除党籍。虽说整整两年后，满洲省委鉴于赵尚志的功绩，做出了恢复他党籍的决定，并承认当初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但对于赵尚志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东北的地理和民情与关内大不相同，日伪统治力量又空前强大，故而抗联斗争异常艰苦。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赵尚志每每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深得战士们拥戴。不过，在将抗联第3军锻炼成擅打硬仗恶仗劲旅的同时，他的独断专行也让他与党内一些同志产生了隔阂与误会。

1937年12月，抗联第6军第1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失利后退入苏联境内。不久他又带着部队返回东北，给北满临时省委带回一个重要口信：苏联远东军司令部的一位叫海络的将军，要求北满抗联领导人去苏联商谈重大问题。此前，赵尚志确曾向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信求助，因此他认为这是苏方对自己请求的回应。

不料，赵尚志于1938年1月1日凌晨越境赴苏后，苏方矢口否认曾有过邀约入境会唔一事，坚称并无叫海络的将军，并以“非法越境”的罪名将其扣押入狱。赵尚志申诉无果，便要求面见布留赫尔元帅，却被告之元帅早已被召回莫斯科（实则早已被“清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赵尚志，直到1939年6月才被释放回国。

归国后的赵尚志继续率部连战连捷，但因斗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性情急躁的他错杀了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加上混入抗联的内奸从中挑拨，他和党内同志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1940年初，中共北满省委召开第十次常委会，以赵尚志在1936年党的会议上反对王明，以及怀疑北满主要领导为内奸等为由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职务。

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请走投无路的赵尚志到抗联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两人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赵尚志在第二路军整训会议上再次遭到批判，被取消参加抗联领导人会议资格，副总指挥职务也被剥夺。

1940年秋，抗联部队在强敌“围剿”下遭受重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协议，将保留下来的骨干转移到苏联境内。从1941年初至当年10月，赵尚志在苏联的一间斗室里孤独地度过了10个月。

1941年10月，赵尚志终于得到苏联远东军同意，率领原抗联第3军团长姜立新，战士张凤岐、赵海涛、韩有，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黑龙江省鹤立县。这次回东北，他下了决心，“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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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总计才5个人的小部队，进山没多久就被日本坐探发现。原来日本人一直没有忘记赵尚志，在中苏北部边境遍布日本便衣，仅在鹤立县山林里长期潜伏的特务就达300多人。在转移途中，赵尚志等人与伪鹤立县警察大队遭遇，赵海涛，韩有在战斗中负伤。赵尚志决定让张凤岐护送二人回苏联，自己和姜立新以及新发展的战士王永孝在原地坚持斗争。

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和警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在多次抓捕赵尚志未得手后，分别派出特务刘德山、张锡蔚进山打探赵尚志下落。

1942年1月的一天，刘德山遇到了赵尚志等三人。因为姜立新认识刘德山，所以本怀疑他是特务的赵尚志勉强将其留了下来。此后，刘德山不断为这支队伍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终于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并将张锡蔚也拉进了队伍。刘、张二人极力向赵尚志建议攻打梧桐河警察署。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赵尚志同意了。

2月12日凌晨3时，几个人摸进距离梧桐河警察署1公里左右的菜园子里。张锡蔚提出要去警察署附近看看情况，在得到同意后他一口气跑到警署，向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和警备队长穴则武夫报告说赵尚志来了。很快，大队日伪军向菜园子包抄过来。

赵尚志牺牲前用过的手枪。

战场嗅觉极为敏锐的赵尚志感觉情况有异，让刘德山带路离开。刘德山以解手为借口蹲在路边，待赵尚志和王永孝走在前面后，从背后开了两枪。其中一枪从赵尚志左肋打入，从右腹穿出。另一枪击中了王永孝。赵尚志中枪后知道上当了，他身子摇晃了一下，嘴里骂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即将倒下的那一刻，身负重伤的赵尚志迅速掏出手枪，回首连开两枪，一枪击中刘德山的胸部，一枪击中其头部，将其当场击毙。

此时日伪军已经围了上来，赵尚志把装有秘密文件及活动经费的文件包交给姜立新，并挥枪掩护他趁乱撤退。最终，失血过多陷入昏迷的赵尚志落到了敌人手里。日伪从山下找来爬犁，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拉到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附近一个工棚里。待赵尚志清醒后，立即对其展开审讯。

伪警务科长陈云峰问他的身份，赵尚志怒斥：“你不也是个中国人吗？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东城政雄对赵尚志腹部的伤口狠狠踢了一脚，接过话茬继续询问。赵尚志艰难地开口回答：“你个日本畜生，中国人的死敌！我不和一个日本畜生说话！”东城政雄恼羞成怒，又是一脚踢在赵尚志流出肠子的小腹上，赵尚志再次痛得昏死过去。

8个小时之后，赵尚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4岁。在这段时间里，敌人除了得到赵尚志的怒斥，什么口供也没得到。日本人对赵尚志在生命最后时刻表现的评价是：“不失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赵尚志牺牲后，日军将其遗体拖到佳木斯，四处招集抗联叛徒前来辨认。后来，残暴的日军砍下赵尚志的头颅，送至长春关东军司令部“请功”，并将其遗体沉入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赵尚志的死讯传至苏联，那些曾与他有过矛盾与隔阂的抗联领导人也都叹息不已。

1946年，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将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将他的牺牲地改名为尚志村，将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提议，给予赵尚志完全平反并恢复党籍。

1989年冬天，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杀害赵尚志的刽子手东城政雄。东城政雄供认，赵尚志牺牲后，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将其头颅交给被定为伪满“护国寺”的般若寺作“镇邪”之用。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般若寺早已物是人非，无人知晓赵尚志遗首的去向。

2004年5月末，原沈阳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编导姜宝才等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让赵尚志的头骨重见天日，并重新下葬。此时，距赵尚志罹难已过去了62年。

2009年，赵尚志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