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也许又到了一个路口

人类能够通过商谈，达成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吗？

或许可以，但极为考验参与者的政治理性。

在俄乌局势成为全世界焦点的当下，旁边的伊朗也在酝酿着一个大新闻：

2022年3月初，中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谈判，正处在关键阶段。

作为隐藏主角之一的美国，这次则间接参与了谈判。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Jalina Porter）称：

「我们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可能的协议。」

但她也指出，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伊朗核计划的进展速度，谈判还需要加快脚步。

谈判的中心议题，是解除制裁与解决伊朗核问题，即恢复2015年伊核协议，让美国重返协议，让伊朗重新遵守协议。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曾表示对达成协议的乐观，但也强调了伊朗不会在谈判中让出底线、接受更多限制，更不打算达成新的协议。

◎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维也纳。

图片来源：EPA

2022年2月28日，伊朗外交部宣布，核协议草案完成度已达98%以上，但不接受西方设置的最后期限。

此前，美国国务院表示维也纳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宣称，如果伊朗坚持不妥协，美方将退出谈判，另寻其他替代性计划。

事实上，美伊在制裁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关键分歧。

伊朗方面希望解除包括核制裁和人权制裁在内的所有制裁，并要求美国提供不再单方面退出的保障，而拜登政府则表示对此无法满足。

不过，无论这次核协议谈判的成败如何，大概都会在未来不久产生结果。

而且，有观点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了填补可能的能源缺口，伊朗核协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正在变大。

结果如何，对于伊朗的普通民众来说，总是最切身的。

重返伊朗核协议，其实是拜登竞选时的承诺。

维也纳会谈于去年11月重启，但由于伊朗选出新的强硬派政府等因素，进展迟缓。

如果能让伊朗重返核协议，对民意支持率屡屡下跌的拜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2015年，主张对伊采取接触政策的奥巴马政府签署了核协议，解除了对伊朗的大部分经济制裁。作为让步，伊朗将在10至15年里，对其铀浓缩活动进行限制。

这份核协议签署后，伊朗经济出现繁荣迹象。

协议生效期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7%，新增了350万个就业岗位，大城市的贫困率显著下降。

可是，好景不长。2018年，川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行全面制裁。

原因在于，川普认为原来的核协议对伊朗的限制不够，还应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限制，且协议的时限应该得到延长。

美国的制裁，意味着将伊朗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

在当今世界，没有国家不需要跟外部进行经济往来、物质交换。孤立意味着贫穷，还往往意味着腐败。

随着制裁而来的，是大量西方企业的撤离。而对伊朗经济命脉影响更严重的，是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在美国的压力下对伊朗的除名。伊朗的跨境支付结算因此出现困难，从石油交易中获得的收入大幅下降。

由于上述制裁，伊朗几乎损失了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30%的对外贸易。

伊朗经济结构一直非常依赖石油业和出口，因而制裁马上导致货币贬值和国内通胀，百姓收入下降，经济增长率从2016年的13.4%降到了2019年谷底的-6%。

众多实体和个人被美国纳入黑名单，无数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伊朗经济下滑，民生陷入困境，也就不足为奇。

根据伊朗统计机构的数字，2018年3月至2020年3月的两年间，伊朗的绝对贫困率上升了11%，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了 13%。

由于经济困难以及货币大幅贬值，伊朗最低工资从每月260美元降到70美元，2100千卡的食品篮子成本则翻了近三倍。

2017年，27%的伊朗人达不到每日2100千卡的基本营养需求。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同一时期，伊朗家庭的教育和娱乐支出分别削减了30%和32%。

制裁催生了非正规渠道的中介与贸易的繁荣。一些民生相关的基础消费品，不得不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口，伊朗民众必须花上高得多的价格购买。

而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伊朗经济和民生更是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强硬派重新上台，也被认为是制裁的一个间接后果。

长期以来，伊朗国内的政策方向一直在两个方向上摇摆震荡，保守派和温和派轮流执政。

2021年，最近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主张更多对外接触与协作的温和派的鲁哈尼，被在对美关系上采取强硬态度的莱西战胜。

鲁哈尼下台，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上的窘境。

根据伊朗中央银行对2021年3月前的数据统计，伊朗总失业率为9.6%，18至35岁青年失业率为16.7%。

鲁哈尼选择依靠开动印钞机来维持财政，却又加剧了通胀的严重，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

而美国内部鹰派在川普政府期间，对伊朗加大制裁、极限施压的做法，事实上给了莱西强硬的保守、反美态度执政机会。

谈判本身意味着一种破局的可能。

谈判桌上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而是筹谋对事态进行控制，为将来制定尺度的人。

他们需要面对实际的障碍，去达成一个最终比较可接受的结果。

作为一个在制裁下艰难前行的国家，伊朗也许更需要这次谈判，以缓解经济和民生的压力，但它依然表现强硬，这种底气源于其独特的政治宗教体制。

美伊之间的纠葛总离不开制裁问题。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始于1979年开始的著名伊朗人质危机（Iran hostage crisis）。

那时，美国总统卡特冻结了大约120亿美元的伊朗在美资产，并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后来又禁止与美国的所有贸易中转伊朗。

此后，经受一轮又一轮制裁的伊朗，在经济发展滞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道路：

对外扩张。

这种路线可以追溯到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霍梅尼所建立的神权体制（参见我们的文章《美国斩首行动后，中东下一步会发生的大事》）。

自那之后，宗教意识形态成为了扩张政策的工具，而维持扩张政策的则是宗教集团的保守利益。

霍梅尼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领导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最高领袖，以及伊朗宗教、政治生活定调者，他的神权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倾向。

◎ 1979年，返回伊朗的霍梅尼。

图片来源：AFP

他拒斥现代政教分离体制下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只有作为世界秩序和人的生活的真理的最终保证者真主，才是真正的主权者。

而能够完美体现真主主权的体制的，自然不是西方的自由宪政，而是在教法学家的指导和监督下，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的政治安排。

这种安排下，政府只是确保真主主权能够得到实现的必要工具，不具有独立价值，而且必须体现伊斯兰教法的精神。

因此，他呼吁穆斯林世界抛弃派别之争，实现团结和联合，在各国普遍建立伊斯兰主义的政府，例如，政教合一体制的伊朗。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以及沙特等亲美政权，就会被认定为意识形态仇敌，纳入二元对立叙事中，扩张因此具有某种正义性。

实际上，伊朗革命的意识形态扩张性，清晰地体现在了革命后的宪法里，1979年制定的伊朗宪法中规定了伊斯兰教的政府形式：

「政府并非来自阶级领域或个人或团体的统治。它将一个在信仰和思想上团结起来的国家的政治愿望具体化了，它自我组织起来，以便在思想和信仰的转变过程中，可以为最终目标（走向真主）开辟道路。」

因此，经过霍梅尼改造的伊朗，就把输出革命和地区性扩张当成重要的对外宗旨。

这种扩张活动跟霍梅尼本人的思想可能不再具有直接而严格的联系，但输出革命确实是霍梅尼一开始制定并着手推行的国策。

从两伊战争开始，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反美主义被付诸实践，培养了相关利益集团。他们在霍梅尼去世后，继续推动伊斯兰主义的地区扩张政策。

在霍梅尼缔造的利益集团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伊朗革命卫队」。

1979年，出于对巴列维留下的国防军的不信任，霍梅尼创建了直接效忠自己的革命卫队。

革命卫队目的是保卫伊朗革命政权，保卫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付革命的敌人，因此它具有维稳、监控国内的异见人士和反对派的功能。

由于在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中表现英勇，革命卫队得以不断扩充人员和装备，而且从军事向政治和经济领域发展，在政界和商界的势力不断壮大。

此后，伊朗一直通过革命卫队推行扩张政策，主要通过扶植代理人的模式在各国扩充自己的影响。其中包括：

第一，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在革命卫队的支援下成立，这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其成立宗旨是对抗以色列，把西方势力逐出黎巴嫩。

第二，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朗开始对伊拉克的军事、政治与经济进行控制。

当时，伊朗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im Soleimani）利用伊拉克国内的权力真空，派遣大批圣城旅人员进入伊拉克南部，支持当地的马赫迪民兵与美军对抗。

此后，通过扶持「法塔赫联盟」这样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跟伊拉克的议会联盟「法治国家联盟」等政治组织进行合作，伊朗在伊拉克一直扩充自己的势力。

第三，2015年也门内战后，外界认为，伊朗一直在为内战中的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帮助其与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对峙。虽然伊朗官方的说法仅承认为胡塞武装提供技术援助和军事顾问。

第四，伊朗还在中东许多其他地区培养并扶持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到目前为止，革命卫队与地区内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多个组织和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结成联盟。

其中包括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民兵，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武装团体。

但另一方面，伊朗对地区霸权的追求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民众的生活更是没有得到改善。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两败俱伤，伊朗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人数过百万，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

伊朗在伊拉克的过度扩张也招致了伊拉克民众的反弹和抵制。

2019年11月，由于不满伊朗在伊拉克势力的扩大，伊拉克示威者袭击并放火烧毁了伊朗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领事馆。

这两座城市是伊拉克什叶派的圣地和聚居地，也是伊朗在伊拉克的活动根据地。

据民意调查显示，中东地区有大量阿拉伯人对伊朗在地区冲突中的角色感到不满，霍梅尼设想的联合与团结似乎还遥遥无期。

1979年的伊朗革命，不仅颠覆了原来伊朗世俗化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状态，还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以及宗教倾向造成长期的影响。

诚然，霍梅尼缔造的体系在顽固抗拒外来改变的前提下，依然得以自我循环、自我维持了四十余年，已经算是个奇迹。

但这种奇迹的代价却是伊朗经济严重下滑，人民生活贫困，地区战乱频仍。

甚至可以说，「除了信仰，他们一无所有。」

那么，为什么在资源有限、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伊朗还要坚持对外输出革命呢？

原因既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思想倾向，更在于这种思想倾向背后的权力欲。

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重要标志，中东地区就经历了一波原教旨主义宗教势力的复兴。

伊朗革命不仅是这波反现代化、反世俗化以及反西方潮流的先导，而且还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即霍梅尼参与复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种思想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区域性的对外扩张，或者说区域性的帝国主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转变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配合其他政治、军事、经济手段起作用。

利用宗教、民族等意识形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历史上，俄国的对外政策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现代国际政治学的奠基者、现实主义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经对此评论道：

摩根索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掩饰对外活动中的权力和利益因素，并且更有效达到政治目的。

在中东地区，伊朗不像欧美那样拥有生活水平和社会活力方面的吸引力，也缺乏和其他地区传统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

相比以阿拉伯人口为主体的中东诸国，以波斯人为主的伊朗属于其中的少数。

因此，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伊朗政府为数不多的对外工具就备受依赖。

既然宗教只是工具，那么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背后制定政策的人的利益和意志。

按照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观点，宗教信仰对于现代的人的精神需求，本来可以发挥抚慰人心和团结纽带的作用。

但是，众所周知，掌权的宗教组织总是会发生变异，变得自主化，绑架所属的更大群体的利益。

这就导致在伊朗和其他一些地方，宗教的短期功能转变成了长期的主导性力量。

那么，制裁是否能够扭转伊朗政府的政治扩张的倾向呢？恐怕也并不乐观。

制裁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也仅限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限内。

外界的制裁作为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对于本来有反西方基础的伊朗来说，反而会增强革命卫队等保守派势力。

至少在现阶段，制裁的维持和加强，会让伊朗的强硬派继续维持他们的影响力，以及对其有利的财富分配。

内贾德时期开始，伊朗革命卫队进入并主导了国内的石油、电信等行业。

随着2018年的制裁，许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纷纷退场，而革命卫队旗下的企业则取而代之。

革命卫队还对民间的救济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限制，由自己向贫困家庭提供救济和帮助，并指责鲁哈尼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低效，不足以代表穷人利益。

不难想象，伊朗长期被排除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的事实，会让它寻求建立自己的体系，加强对外部的不信任，继续自我孤立、自我封锁。

在太阳和风的故事中，那件外套没有被风吹开，而是被捂得更紧了。

另一方面，主导伊朗国家政策的宗教集团，在追求地区霸权和推行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上，的确已经跟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出现巨大差距。

寻求改变地区现状，追求区域霸权，其实已经超出了宗教律法对于个体生活的要求，而只是一种政府的自私行为。

由于利益的直接关联，扩张性意愿最强的是伊朗内部的宗教和军事集团，而在民众生活日益窘迫的伊朗，他们真的还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状的改变是必须的。正是不够合理的现状，在呼唤一种新的尺度。

对于伊朗来说，无论怎样听起来正确、美好的「主义」，都不该也不能长期建立在普通民众的不公道和错误的牺牲之上。

回归核协议，减轻制裁，对于民众来说固然能解眼下之急，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改革，或者说未来的道路如何选择的问题。■

Tehran under pressure as Iran nuclear deal reaches crunch point.The Guardian.2022-2-16.

“Maximum Pressure” Hardened Iran Against Compromise.Foreign Affairs.2021-3-11.

Iran’s Hollow Victory.Foreign Affairs.2022(2).

恢复伊核协议谈判: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RFI.2022-3-4.

伊朗核谈判似乎接近高潮，但还没有达成协议.路透社.2022-3-4.

新的谈判小组：伊朗是否改变了核协议谈判战略？.半岛电视台.2021-9-23.

“陷入地缘政治斗争”：美伊在伊拉克的拉锯战.半岛电视台.2021-7-7.

王国兵，王铁铮.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西亚非洲.2019(６).

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西亚非洲.2011(04)

伊朗宪法.伊朗伊斯兰议会.197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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