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血还！妇女解放是妇女的血汗换取来的

“胡同”——北方老城市曾经最常见的地名，比如北京的东厂胡同，开封的北挑筋教胡同。明代以来，就有人说这个词来源蒙语。辽宁阜新有个敖龙胡同村，原名敖仑胡得各，意思是很多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提出，“胡同”就是蒙语“水井（quduɣ）”的意思。

逐水而居，基本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族群繁衍与迁徙发展的历史，敖龙胡同——这个蒙汉杂居的小村落也是如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秋之间，连降暴雨，有人在新邱村附近的表土崩颓处发现了煤层露头，阜新煤田的开发由此开始。六年后，辽西柳条边墙之外，原属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的这块土地上，建立了阜新县，取“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由直隶省朝阳府管辖。其后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清政府的有识之士提出实业救国，邮传部京奉铁路局投资40万银元，在这里创办了京奉煤矿。民资煤矿也随之跟进，呈遍地开花之势。

时任京奉铁路总办的梁如浩出身“留美幼童”，除了创办京奉煤矿之外，这一时期他还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推荐留美同学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自主设计、施工建造的铁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的课文《詹天佑》，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阜新煤田的发现与发展，让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矿业部调查课和大仓组（即今“日本大仓株式会社”），在新民领事分馆的帮助下，多次派经济特务前来调查，为掠夺阜新煤炭资源迈出第一步。未来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此时正在新民府（今属辽宁）担任马步五营统带。

中日几番争夺阜新煤田，先是日方借口大仓组雇员被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击毙，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提出索取矿区开矿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日方利用汉奸，贿赂官府，创办日资操纵的中日合资企业，不断蚕食我煤炭资源，造成我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东北易帜前后，爱国将领张学良实在看不下去了，在阜新创办东北矿务局孙家湾煤矿，最终把日商的年产量压到了4.4%，中国人自己的官办和民办煤企获得完胜。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一勺烩。东北的所有煤矿，全归满铁和新成立的日“满”合办满洲煤炭株式会社所有。后者虽说是日本和“满洲国”合办，实际上由于满铁是满炭的大股东，满炭的理事长和多数理事都是满铁派出的日本人，所以处在满铁的绝对控制之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救中国，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胡思乱想，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你怎么可能与虎谋皮呢？还记得《茶馆》里的崔久峰，怎么挖苦秦仲义的吗？

日本士兵和满炭阜新矿业所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上过肥皂学校，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曾经同样抱定“实业救国”理想的毛泽东，后来说过：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

要想救中国，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跟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具体说到阜新，在东北沦陷的十三年时间里，日伪搜刮中国劳动力在50万人以上，死亡10万人以上。即便不算上临时工、被抓的劳工和关内掳来的特殊工人（被俘的国共抗日军民），阜新在籍矿工的年死亡人数也在四、五千人，是同时期，日本煤矿年平均死亡率的49倍。而如果以煤矿直接的劳动者“常役夫”计算，阜新煤矿的中国工人，全年的死亡率高达20.94%；以坑内的常役夫计算，则高达29.84%。这意味着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在籍矿工，死在井下，永远回不了家，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阜新万人坑的累累白骨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各大型矿山，施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的结果，同样的“万人坑”并非阜新煤矿独有。仅日寇在辽宁境内，以经济掠夺为目的，造成的万人坑，还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本溪煤矿铁矿万人坑、北票煤矿万人坑、大石桥镁矿万人坑、弓长岭铁矿万人坑……

1944年8月，敖龙胡同村的蒙族贫农赖及力德摊上劳工，被抓到阜新矿业所孙家湾矿。按照当时日伪法令，为榨取廉价劳动力，17岁至56岁的中国男人，均应承担各种艰苦的劳役。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小白脸子去国兵，国兵漏子挑土篮，大老黑去劳工。”

摊派劳工，本来是人人有责，可实际上有钱有势的总能免责，吃亏永远是穷苦人。在敖龙胡同村也是如此，扣除地富、士绅、牌长、村丁、衙役外，占全村人口71.2%的穷人，承担了百分百的劳役。有的穷人家，还“有幸”多次“中签”。对贫雇农而言，无疑灭顶之灾，生活来源本靠给地富作佃户，扛活出卖劳动力，维持几口之家。所谓“乡贤”，趁此机会，勾结伪政府的大、小官吏和地方的村丁、衙役，敲诈勒索财物。如果上面要10名劳工，到了村里就变成摊派15个名额，这还是最有良心的起步价。你敢逃，就株连亲友，一人摊上几家发愁。

当上劳工，下了矿井，那就更惨了。

连环画《暴风骤雨》

孙家湾煤矿是远近闻名的鬼门关，下洞挖煤三顿饭，坑上劳动两顿饭，每餐玉米面窝头两个，或者小米粥两碗，有时秫米掺黄豆煮稀粥，不给菜。逢年过节，虽然形式上加点大米、白面、猪肉，但是吃不饱。上层人员肉山酒海，大吃几天，劳工的血汗，养肥了不知大小把头？吃不饱倒在其次，每天做工12小时，昼夜轮流，五天倒班一次。住处离工地往返六里地，由坑口下到煤洞底还有七里路，下洞好走省力，上洞如登山，到坑口一身透汗。劳动条件完全谈不上，塌方、瓦斯爆炸，时有发生。要想活命，就得不断花钱贿赂大小把头。

所谓“把头”，简单说就是管理人员。不过旧社会的封建把头跟如今的管理人员，可是两码事，前者依靠封建势力，勾结官府，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它是一种压在工人头上的反动势力，别说欺压工人了，杀人都如同儿戏！

赖及力德虽然没有死在矿上，却因为劳累过度，得了重病，这才如蒙大赦，被放出来。可回家没多久，就病故了。丈夫的死，使赖吴氏激起了对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的深仇大恨。

1920年代，四川宜宾一对母子矿工

赖吴氏，所有相关地方史料里就这么写着。这位蒙族妇女，出生于新民县团山子村，没多大就当小子使唤，给地主做小工、干零活。结婚前，她有个蒙族名字叫幸一。我不懂蒙语，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嫁给赖及力德后，按照那个年月的习惯，就叫做赖吴氏了。这是对苦难的夫妻，两口子都是苦出身，结婚后的生活仍旧非常艰苦。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地主的残酷剥削，更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旧社会的妇女，还要比男人多一种封建压迫，这就是性别歧视。妇女嫁夫随夫姓．自己没名字，妇女起了名也没用。嫁了人以后就只剩个夫姓在前，父姓在后的“某某氏”了。

1948年1月，敖龙胡同村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村里建立了基层农会组织，苦大仇深的赖吴氏，也就是我们的幸一同志，当选为妇女会长。那年她已经43岁，在当时是年龄很大了，被同志们尊称为“赖老太太”。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幸一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样样走在男人前头。敖龙胡同村最大的地主叫海玉廷，这家伙家里藏了几辈子剥削压迫农民，得来的金银财宝，藏起来死不交待。在以幸一同志为首的妇女会有力配合下，地主家的小老婆和使唤丫头被解放了，帮助农会起出地主私藏的大量枪支弹药和财物。银元和各种衣物、绸缎料子就有6大柜子，还起出了14条长短枪支，一千多发子弹。     

连环画《暴风骤雨》

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幸一同志的大儿子赖学才刚17岁，还不到参军年龄，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第一个带头给儿子报了名。在她的带动下，村里又有四名青年参了军。

自从当了妇女会长，幸一带着妇女会的女同志们就没闲过，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侍候伤员，晚上还要做军鞋。有时，伤员的血衣很多，她就组织全村妇女在小河边洗。白天洗血衣，晚上点着小油灯组织妇女做军鞋，还要到临近的三个屯子里，去检查妇女小组做军鞋的情况，整个夜里，也睡不上几个小时觉。由于幸一废寝忘食的工作，仅两个月时间，妇女同志就为咱队伍上，做了一千多双军鞋。

1948年10月，辽西战役打响。这是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对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的一次大规模围歼战。

10月14日，敌9兵团新6军169师506团，在团长赵兴悌的指挥下，从沈阳出发，到达阜新，窜至敖龙胡同村，待命接应锦州。此时正值我们紧急备战，准备打场晒粮与转运公粮支援前线的时候，所以全村干部和乡亲们都没来及转移。

抗战胜利后，进入沈阳的新六军

506团所属的169师，其前身是交通警察十三总队，更早则是别动军第四纵队，属典型的军统武装。反动性就极强，在东北群众中的名声又臭，绰号“中央胡子（土匪）”。进村之后，凶相毕露，抓鸡抓鸭、杀猪宰羊，三天之内就把能吃的八十多头牲口全部搞完。一天吃五六顿饭，杀光了吃完了，便开始对翻身干部的大屠杀。老地主海玉廷早就急不可耐，国民党军一进村，他就彻底摘下“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的伪善面具，就等着反攻倒算这一天，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7日深夜，在老地主海玉廷的带领下，506团少校副团长兼新闻室主任李克昌，拿着前者早就写好的党员、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名单，开始搜捕。李克昌毕业于伪满新京法政大学，地主羔子出身，早先就给鬼子当特务，光复后成了丧家犬，又投入国民党反动派门下，在开原县党部调查室当特务，专门负责破坏我党的基层组织。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进入军界，在506团，当上了新闻室主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新闻室”，前身叫政治部，兼具政工、党工和特工三重性质，除钳制思想和防范我地下和策反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权力和责任——对解放区乡村地方干部的任意捕杀权。

有了李克昌撑腰，海玉廷的阶级报复进行得干净利索，敖龙胡同村村长张祝山、农会会长张殿武、武装队长海疙瘩、妇女会长赖吴氏（幸一同志）等20多名村干部、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全部抓捕到海玉廷的院子里，这是李克昌的阎王殿。

还乡团

审讯中，不用李克昌的手下动手，海玉廷拎着一根粗木棒子，亲自上阵。一棒子就把海疙瘩的大腿骨打折了，第二棒子又打断了海疙瘩的胳膊。海疙瘩真是好样的，浑身是血，仍然坚贞不屈，痛骂顽敌。老地主嗷嗷叫得如狼嚎，指着血泊中的海疙瘩，说：

“穷小子你们好好给我看看，我们这是报仇呢！谁分了我们的东西？赶紧往回送，送晚了就跟共产党一起上西天！”

海玉廷的戏唱完了，李克昌手下特务排的职业刽子手登台了。村长张祝山被吊起来打，眼睛都挤出了眼眶，农会主任张殿举的胳膊被打断了，村干部姜国彬也被吊着打，勒掉两根指头……

看着男同志受难，妇女同志心如刀绞，妇女会长赖吴氏，也就是幸一同志和另一位妇女同志，妇女会参谋长李吴氏大骂“中央胡子”和海地主是人面兽心的豺狼。特别是幸一同志，敌人用十根钢针插进她的十根手指甲缝，扎得鲜血淋淋，又用皮鞭打掉她的乳头，逼问谁是共产党员，粮食和物资在哪里？

幸一同志不但拒不回答，反而逼问敌人：

“你们想搞我们吗？地主想反攻倒算吗？别痴心妄想了，我们的队伍都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快完蛋了！”

1954年3月，分得土地的津郊农民在春耕

李克昌倒吸一口冷气，问海玉廷，她是谁？没等海玉廷“介绍”，幸一同志笑了，说：

“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翻身人的妇女会长！你们的地擎了，浮财分了，都物归原主了，做了就敢当，死了也是为大家死的。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你们国民党给地主撑腰，帮着地主使劲作践穷人，没有穷人的活路。穷人要翻身，要有好日子过，就得跟着共产党。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这么说：

国民党坏，中央胡子坏，八路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李吴氏同志的头发被拽掉，胳膊和腿被打断，也毫无惧色。

“妇女的解放是用妇女的血泪换取得来的”

审讯一直持续到18日深夜，李克昌接到赵兴悌的命令，全团要轻装南下锦州，临走前把农会主要干部杀掉。李克昌抓紧写好了处决名单，让负责审讯记录的新闻干事陈泽忠草拟公文。陈泽忠尚有一丝人性，觉得海疙瘩没有抓打过地主富农，而且年纪不大，何况都打得半死不活了，救过来也是个废人，能不杀就别杀了吧？

“别看年轻，受过共产党训练，当过民兵，留着也是祸害。”看着文件，李克昌数了数处决名单上的七个人，一个个画了圈，又反复数了三遍，然后批示：“审讯结束，请核准。”签上名字，交给团长赵兴悌，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告诫陈泽忠：

“有道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衣食足则知荣辱。穷鬼们不安分，其中最能整有钱人的，脑瓜儿最顽固，也是带头捣乱的，不能留着他们生是非！”

反攻倒算，并不只是历史名词

赵兴悌看也不看，随手用钢笔签上“枪毙”两个字，笑道：“陈（诚）总长赋予你们新闻室有处置之权，廖司令官也有《告全体官兵书》，抓杀共党农会干部是你们的事，军情十万火急，何必多此一举？”

随后，李克昌带着特务排，残忍杀害了幸一（赖吴氏）等九名我们的同志，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

张祝山、张殿举、海疙疸、姜国彬、徐振海、许振元和幸一（赖吴氏、赖老太太）、李吴氏（李老太太）、张张氏（阎老太太）。

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包括全部美式装备的王牌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被我军压缩包围于1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八方枪响，中心开花，仅用60个小时，就被全歼，即敖龙胡同村九烈士牺牲十天后。

新三军副军长杨琨后来回忆道：

“解放军人数众多，大小村庄到处都有，解放区人民都已组织起来。尽管我们躲躲藏藏，昼伏夜行，或化装成老百姓，也不能逃出去。多则混过七八天，少则几小时之内，都一一被查出做了俘虏。辽西兵团的所有高级将领，除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逃跑外，其余的后来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里都聚会在一起了。”

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

李克昌和赵兴悌也没跑了，虽然侥幸逃出包围，跑到沈阳，可没多久沈阳也解放了，都被送到了抚顺蒋军官兵学习改造团。巧遇之后，他俩订立攻守同盟，对好供词，隐瞒罪恶，相继于1949年初被释放，潜入茫茫人海。

反攻倒算的老地主海玉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原来以为国民党中央军这次来，就永远也不会走了，有美国老爷撑腰，那可是打败了日本蝗军的美国老爷啊！怎么可能被穷棒子的几根烧火棍子打败？结果李克昌他们杀人之后，五小时就离开了敖龙胡同。眼望着宽敞而空荡的大院里，中央军留下的满地垃圾，海地主突然感觉这场梦终于醒了，人家没打一声召呼走了，自己跟垃圾有什么区别？

海玉廷着急了，他知道，晚走一步被敖龙村的群众抓住，非吃枪子不可。赶紧套上大车，去追506团。跑到黑山胡家窝棚，正好钻进包围圈。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海玉廷一看国民党军队完蛋了，就跑到新民县腰堡村一个亲属家里躲起来了。过了几天，敖龙胡同村的民兵就追踪到此，抓住海玉廷，押回去受审。

1948年11月2日，阜新县老河土区政府在敖龙胡同村，召开了有14个村的村干部、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在群众的一声声怒吼和血泪控诉下，海玉廷被吓得体若筛糠，民兵们只好架着这家伙，押到烈士墓前，执行枪决。

虽说海玉廷归案正法，为九烈士报仇伸冤了，可李克昌和赵兴悌这两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呢？敖龙胡同村的群众，牺牲烈士的家属，心里还有份“牵挂”。

斗争恶霸

新中国建国之初，伴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在全国展开，重点打击那些对国家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等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全国城乡布下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一些过去直接杀害革命志士、爱国民主人士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等，尽管在解放后隐藏得很深，还是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

我公安部门陆续收到了三封检举信，原国民党军506团特务排士兵马振生、白梦非，新闻室新闻干事陈泽忠，分别揭发了李克昌和赵兴悌，除制造敖龙胡同惨案之外的其他罪行，如在新民县腰堡村杀害两名被俘的我军侦察兵，还有一些相关情况。据说李克昌因为其他案件，已被逮捕，而赵兴悌现在上海。

李克昌很快被清理出来，解放后他因为多次参加投机倒把，于1950年3月28日被沈阳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黑龙江福安农场监狱。黑龙江省公安厅非常重视，迅速对该犯进行重新审查。经过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李克昌交代了全部罪行，可是赵兴悌的去向，他却并不了解，只说抚顺漏网之后，赵兴悌说要回山东平原的老家，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平原县公安局也反馈回来消息，赵兴悌的确没有回来过。

这条线断了，赵兴悌藏到哪里了？

“镇反”宣传画

上海市公安局在里弄群众的帮助下，不久就发现了赵兴悌的下落。别看李克昌是吃这碗饭的职业特务，却远不如赵兴悌这个职业军人有心计，被俘后政治学习中，看到《东北日报》报道“敖龙惨案”，李克昌没觉得后果会很严重，赵兴悌却敏锐感觉到大事不好！所以两人分别后，他就跟李克昌打马虎眼，说是要回老家务农，实际上却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原本想得很轻松，既是黄埔生（14期），又随远征军在缅甸打过仗，东北“剿”共，无役不予，怎么也能找老同学、老学长，重回嫡系部队，继续追随校长。可问题是你爱党国，党国爱你吗？赵兴悌辗转回到上海，已经是1949年6月3日，上海都解放了，号称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33%的东方马奇诺，要固守半年到一年，结果16天就土崩瓦解。即便想找老部队，也难追上他们逃跑的速度。没办法，赵兴悌通过妻子陈岭梅的关系，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远东钢丝厂，当了一名技术员。

公安部门曾经找赵兴悌了解过情况，但由于他隐瞒了罪恶，所以觉得问题不大，只是没有及时备案而已，批评教育后释放回厂，管制两年。此时管制期早已结束，赵兴悌继续当他的技术员，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顺便说重建的国民党军509团，改隶8军170师后，1950年2月7日，在云南景东，全师缴械投降。上海远东钢丝厂，现在叫上海远东钢丝针布有限责任公司，1931年建厂，曾是中国针布行业鼻祖，目前仍是国内和亚洲最大的生产梳理器材专业化企业。

1950年代初的女公安战士

1954年12月10日．辽宁省阜新县敖龙胡同村政府．向公安部发出一封控诉信，声讨赵兴悌、李克昌等国民党匪徒屠杀农会干部的反革命罪行，同时提出，通过外调，已知李克昌目前关押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要求捉拿归案。

公安部把这封控诉信迅速转给了黑龙江省第三监狱，对李克昌进行二次审讯。人证物证面前，李克昌只好老实交代。但黑龙江省公安厅觉得，只落实了李克昌，还没抓到赵兴悌，这个案件还不能结案，所以继续关押李克昌，同时加大力度，追踪赵兴悌，一并归案后，再做判决。

问题来了，当时不可能有互联网，更不可能有大数据，黑龙江省公安厅并不知道赵兴悌在上海的情况，多次外调山东平原，那边也没有新情况，所以此案只能暂时搁置。

1957年4月19日，由于各级群众的揭发，同案犯的检举，上海市公安局再次抓捕赵兴悌。这次是有备而来，不再是无的放矢，所以赵兴悌——这只狡猾的豺狼，只好全盘交代了九年前的罪恶。5月31日，赵兴悌被押回阜新。8月19日，李克昌也从黑龙江福安监狱农场归案。

解放初期，重庆市人民法院承办反革命份子

阜新县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审讯、核实、对证，赵兴悌、李克昌两名罪犯，在事实面前，全部承认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1958年12月11日，九烈士牺牲十年后，在三千多群众山呼海啸的“打倒反动派，为烈士复仇！”口号声中，赵兴悌、李克昌瘫倒在公审台前，随后被押送敖龙胡同村，在烈士墓前，执行枪决，告慰英灵。

“敖龙胡同惨案”中，一共有九位烈士，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位女烈士却只能留下极具时代感的“名字”——赖吴氏、李吴氏和张张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召开的第一届东北妇女代表大会上，她们也只能被称作：

赖老太太、李老太太和阎老太太。

1953年，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我们的地方史料上有大量这样的“无名”烈士，他和她是旧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他们本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认命了。可党和人民军队来了，给了他们生存下来的希望，也第一次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愿意为了这些去牺牲，去坚守，因为他们很清楚：

自己死了，但是孩子们会继续拥有尊严和希望，而且尊严将成为习惯，希望终将变为现实，孩子们再也不必过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这就足够他们为之牺牲了。

所以，请记住这位叫“赖吴氏（幸一，赖老太太）”的女烈士，还有和她一起牺牲的姐妹——李吴氏（李老太太）、张张氏（阎老太太）。

她们不但是可敬的妈妈，更是为了妇女权益和中华民族所有孩子的希望，而勇敢牺牲和斗争的女英雄。

尽管她们是如此“无名”，但我们却不能选择遗忘！

张挹兰 烈士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为了建立新中国和保卫人民共和国而牺牲的女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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