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消运动员到取消小猫咪：文化表征之战能阻止真实的战争吗

国际猫科动物联合会（FIFE）的声明，称任何在俄罗斯饲养的猫都将无法在境外获得FIFE的承认。

文｜陈子丰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此后国际社会开始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由单独国家或国际组织（如欧盟、北约、联合国等）发起的官方制裁大多作用于经济领域，除此之外，大量社会机构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文体领域对俄罗斯人进行的“文化制裁”引起了普遍关注。

制裁的名单每天都在扩展，例如：迪士尼、华纳、派拉蒙等电影公司停止在俄发行新片；苹果、谷歌、Facebook、YouTube、麦当劳、阿迪达斯等知名民用企业停止在俄业务；戛纳电影节和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赛；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残奥会（推翻了上一版决议，即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中立身份参赛）；2022年世界杯取消俄罗斯参赛资格；和普京有密切关系的音乐个人如指挥家Valery Gergiev被临时替换；包括莫斯科皇家芭蕾舞团在内的多家舞团、乐团的国际演出被取消——这些团体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并且不是都有政府注资……鉴于俄罗斯在文体届享有的巨大声誉，这些制裁哪怕仅针对个人，也非常显眼。但传播最广、争议最大的，还要数国际猫科动物联合会（FIFE）的声明，称任何在俄罗斯饲养的猫都将无法在境外获得FIFE的承认。

在残酷的战事和忙于围绕地缘政治站队的舆论场之间，这条不痛不痒的声明仍旧引发了地缘政治之外的议题：两国作战，关运动员什么事，关猫什么事？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不能在地缘政治的框架内简单作答：“运动员也有祖国，小猫咪也有祖国，你不能和祖国分开，这就是现实。”但地缘政治、大国博弈所酷爱的现实主义逻辑似乎不能解释：制裁运动员，制裁小猫咪，有什么用呢？

其实，“国际经济制裁”和“国际文化制裁”不是一种有效的划分，因为两者实际上大相径庭——前者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后者的主体是分散的营利或非营利社会组织，因此称为抵制更合适；前者的对象明确为普京个人、支援战争的寡头和可能用于战争的金融、能源行业，后者的对象比较模糊，从亲普京的个人到俄罗斯人到亲俄的人不等；前者的目的是切断战争的供给，后者的目的则是让战争发动者俄罗斯失去名誉，或者用最常见的英语说法，表征（representation）。可是失去名誉和表征，对俄罗斯有什么影响呢？

实施制裁的文化机构的态度坚决而逻辑模糊。部分人称俄乌战争中，文化是“第三阵线”（the third front）——这个词汇在二战和冷战中曾用来形容主动的意识形态攻势，此刻则形容相反的操作：让国际舞台上关于俄罗斯的一切消失，让普京感到“被视为整个世界的局外人”。[1] 有克里姆林宫学家声称普京作为体育爱好者，将文体优势视为俄罗斯的重要招牌，因此可能会忌惮这方面损失。不考虑这一点，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则正如爱尔兰时评人Laura Slattery所说：“欧盟迟迟不用金钱当武器进行有效的经济制裁，我们怀疑他们根本不会去制裁，只好动用我们仅有的一点力量（文化抵制）。”[2]

的确，经济制裁雷声大雨点小，欧洲出于自身能源安全投鼠忌器，截止发稿时俄罗斯的天然气交易仍未被触动。此外，经济制裁本身的效果也一直存疑，近年来依据比较乐观的估计，也仅有约40%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效果。就此次战争而言，针对俄罗斯全境的经济制裁对普京和寡头影响微弱，而针对他们个人制裁总可以被轻易绕开——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和效度，这是另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问题。

但所谓“第三阵线”的逻辑更令人怀疑，尽管克林姆林宫学家言之凿凿，但更合理的猜测必然是：影响平民生活的制裁会让平民更加团结和反感欧美——表征的制裁或许只能作用于表征，甚至还可能有反作用，那么为什么每天都有新的企业机构高调加入？

已经有人指出，欧美对俄的所谓“文化制裁”，和已经流行一段时间的“取消文化”（或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一脉相承。赞许者称这是一场全球最大的取消（cancellation）实践，反对者则质疑它反映了麦卡锡主义的不祥回潮；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则声称：“面具被摘下来了，美国不仅要用铁幕包围俄罗斯，还要摧毁我们的国家——用他们‘宽容的’自由-法西斯主义环境里的话说，‘取消’我们。”[3]

笔者认同“文化制裁”和“取消文化”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如表面所见一目了然。中文互联网往往将“取消文化”理解为一种激进又虚伪、制造对立的“政治正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印象主要是2020年以来的美国共和党话语制造出来的。实际的情况的确包含着激进、虚伪、对立和政治正确，但其主体和机制都不一样：至少有两种意义上的“取消文化”，共和党右翼策略性地将他们混为一谈。而指出两者的区别，并不是为了正本清源、确立正统，而是为了更好理解充满争议的“取消文化”，及其与对俄“文化制裁”的关联。

第一种笔者称之为“庶民的取消文化”，是在#metoo和#blm运动期间，乃至之前流行的早期版本，其实质是twitter上的一种话语策略。

“cancel”作为一个社交媒体迷因/梗（meme）最早来自于1991年的电影《万恶城市/纽约黑街》，其中一对男女分手，男方怒道：“我取消这个女人！”（没错，这个词有物化女性的起源，女性主义者挪用了它。）这句恼羞成怒的俏皮话逐渐成为黑人twitter社群（black twitter）上的一个梗，含义也逐渐稳定为：不支持某人/物，停止给ta花钱——纯粹是个人层面的抵制，而非字面意义的取消/封杀。当然，这个梗的幽默之处就在于无权者阿Q式的打肿脸充胖子：弱者自己眼不见为净，假装强者已经被取消。

在2014年的#metoo中，cancel开始被用于“话题运动”（hashtag movement，和微博上加标签参与话题类似），并断断续续持续到2020年blm运动高潮。尽管不熟悉前语境的主流白人文化媒体将这件事理解为“陶片放逐法”，意在封杀有不当言论的名人，但实际上早期的cancel主要针对性侵、殴打等性别和种族暴力行动而非言论；更接近于话语对抗而非制裁——不仅因为亚文化中cancel的词义，还因为发起标签运动的庶民阶层并没有话语权和人群中的代表性来制裁和封杀一个名人。正因为此，尽管态度越发激进，但短暂对骂之后，被“封杀”的人除了美国富豪爱泼斯坦、制片人韦恩斯坦、纽约州长科莫、歌手R.凯利等被法律正式定罪的人之外，绝大多数没有真的断送职业生涯，还时常收获同情者更大的支持，国内网友比较熟悉的坎耶·维斯特、斯嘉丽·约翰逊，以及J·K·罗琳都是如此。

在著名的知识分子集体批评“取消文化”的“哈泼斯公开信”《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来信》事件中，罗琳也参与了签署。这封信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道理，但至少存在一个误区：将或许激进、或许不公正的庶民表达的一种非内在必然后果——言论审查和表达权的丧失全归咎于庶民自身。黑人推特社区上精神胜利法式的“取消”的确可以演变为实在的封杀，但封杀的主体已经不是庶民，而是建制和资本，他们的动机也不是认同庶民的主张，而在于维持既得利益并最大化新的利益。

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建制化的取消文化”，建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确有为了“不犯众怒”而枉杀个人/团体的能力，俄罗斯的一些和普京并无直接联系的艺术家被抵制就是一例。当前流行话语中包含贬义的“取消文化”指的主要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种“取消文化”本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所有者自古以来一直玩的游戏：君主封禁对他不利的书籍、校长选择合心意的老师、制片人挑选能获利的导演……权力之手永远在迎合某些东西，但权力归根到底还在这只手里。

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欧美的大环境里，公众至少看起来都不反对进步观念，高调替换争议个人或炮制显眼的进步符号（一如迪士尼惯常所为）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安全策略；另一边在符号之下，真正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则是高成本低回报，不予考虑。对于文化企业和机构所有者而言，下架《乱世佳人》、给康奈尔大学改名、任命首位女性高管、举办多样文化周都不不妨试试，但无论康奈尔的校名改成什么，黑人社区的孩子都交不起它的学费。比起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康奈尔，这些孩子才是被权力无声取消的人。

火是最大奖赏，凉是最大诅咒

各大文化机构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实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取消”，不是“建设”？是“缄口”，不是“表达”？

有人说这是思想上的懒惰和安全主义（safetyism），但笔者看来，不如说是权力的所有者无利不起早，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战争的进展、俄乌人民的处境、行动的效果，而更在意自己的名望和利益。比起建设，取消更容易；比起行动，表征更显眼，那么符号层面的取消就足够了。

在表面进步，实则自顾的权力的助推下，建制派的取消文化很自然地逐渐同化了庶民的取消文化，失败的对抗被遗忘，成功的封杀进入并留在主流视野中，并为未来的大众讨论设置议程——既然权力乐意封杀，那就让他封杀我的敌人吧！而权力反过来会被封杀的呼声和流量引诱，开启循环模式。甚至，建制化的封杀不仅同化了庶民的抵抗，还同化了整个政治领域，让是否获得表征，是否被足够正面地表征成为了文化乃至政治领域内唯一可见、唯一重要的诉求，仿佛人靠电视上的形象、言谈中的措辞就可以活着，仿佛取消俄罗斯的标志，俄罗斯就不存在。

封杀表征的逻辑同化如此容易，同时也是因为只关注最直观的表征和符号也是社交媒体及其经济模式预设的政治倾向。在信息量极大、注意力极缺的平台中，ID背后的人很难从容释放和沟通复杂的前语境，而只能以彼此争夺注意力为第一要务，无论是在人均一句话的twitter、微博，还是观众三秒钟看不到爆点就会滑到下一屏的TikTok、抖音，都是如此。社交媒体上的用户靠注意力获取权力，社交媒体则靠量化、通货化的注意力（流量）获得收益。用户数据和广告费是多数社交平台的主要获利渠道，两者都直接和流量挂钩。一些社交平台会故意把产品广告植入在引起用户不适的内容（比如投放给女性观众的厌女内容，投放给华裔的刻板印象内容）后来吸引注意力，因为即便是不愉快的注意力也一样是让社交媒体和广告主双双获利的流量。

类似的逻辑下，取消文化中也有一些富贵险中求的机构和个人反向操作，高调聘请或正面表现被取消的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为twitter达人就深谙此道。更熟悉的例子就近在中文互联网：任何事情只有上了热搜才算重要，任何人只有上了热搜才算人。缺少流量的明星往往炒作自己的小型争议点，毕竟“黑粉也是粉”，只要能上热搜，钱就赚到了。同时竞争者，或者“对家”也会努力让小争议变成大污点，只要真的被封杀，人就彻底凉了——火是最大的奖赏，凉是最大的诅咒，这既是饭圈的逻辑，也是社交媒体的逻辑。还是表征的政治的逻辑，更是欧美文化机构封杀俄罗斯艺人的逻辑。

和战争无关的企业制裁和战争无关的人

火和凉的二元对立，把人、事、物都压缩成了简单的一维符号，只有可见和不可见，没有广度和纵深。这个简单的符号就是一个人的表征、一个人的身份。这几乎不言自明：表征的政治是一种身份的政治，在单一的维度，一个人“取消”与否，都只有一重身份的存储空间。在俄乌战争的语境下，一个人只能是或者不是俄罗斯人，他也只能获得一种可能：被表征还是不被表征。因为俄罗斯文化和文化艺术从业者长期在表征领域占据的显著地位，此刻他们被剥夺了的表征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身份政治通行之处，在世界的注意力之外，夺取和取消表征的小型战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即便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表征之外，在因为无人注意而仿佛不存在的实际三维空间中，普通人的境遇也难以被了解。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看法相当分散，并且很多人有亲人在乌克兰，或者自己就有乌克兰血统。针对俄罗斯文化表征的制裁帮不到正在遭遇战争的乌克兰人；在俄罗斯，不仅专业人士失去了他们的国际舞台，普通人也因为能源、交通、电器、服装、餐饮行业的一齐撤出，加上卢布的光速贬值而举步维艰——很多人尚未理解发生了什么，就发现自己的工作、收入、升学机会和其他很多东西都被取消了。被取消之物只有很少一些和战争有关，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与战争无关的企业，为了表态，制裁和战争无关的人，俄罗斯人。

对此，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和策展人Ekaterina Degot发帖抱怨：“是普京做的，不是俄罗斯。”评论则一致表示：你的特权来自俄罗斯的特权，你的声誉就是俄罗斯的声誉。或许如此，但其实没人在意，下一秒，这位长期致力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文化交流、至少自2014年起就为乌克兰平民发生的历史学家，就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