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国运战愈演愈烈, 我们却还没抓住底层逻辑” | 文化纵横

创新生态3.0：

中国科技共享创新的元构想

2022年春爆发的俄乌冲突，使欧洲“长和平”成为历史，地缘格局急转之际，一个新的旧世界似已浮现。军事政治冲突是异常激烈的，但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早已超出军事政治，而向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全面铺开，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21年1月底，一份题为《非对称性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美国智库报告开始在网络传播。这份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衔的研究报告，把科技竞争定位于近乎绝对“战争化”的程度，试图重塑美国科技竞争力与产业链主导地位。面对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中长期竞争，中国科技如何创新突围，并孕育新的可能性？这不仅关乎国家发展和个体命运，更可能产生新的世界意义和文明意义。

▍冲破迷雾：一个重塑“创新生态”的历史节点

（一）我们当前面临的双重迷雾

与直观的军事冲突不同，科技竞争是长期赛道上的无形角力，也更容易受到不确定干扰。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近2.8万亿元，国家创新能力升至世界第12位，科技创新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然而，历史机遇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突出表现为两种“迷雾”：

从外部看，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美国加强科技封堵和产业链重组、全球供应链受阻、世界主要国家涌入尖端科技竞争等等，都对中国科技创新形成巨大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参议院于2021年6月9日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提出打造第二个DARPA。DARPA，即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这一成立于美苏冷战时期、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特殊机构，宗旨就在于“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的意外超越”。那么，第二个DARPA又是什么？该法案提出，要新设一个“技术与创新委员会”（Directorate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重点瞄准与美国地缘战略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可以说，DARPA的2.0版，与美国政府此前出台的制裁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严格限制海外人才参与美国科研、限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转让等措施一起，形成一股浓重的“迷雾”，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科技不得不更多地自主摸索。

从国内看，科技创新到底怎么做，依然是一个高度争议甚至被过分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产业政策之争、国进民退之争，还是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之争，抑或平台垄断与平台创新之争，都触及改革方向、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组织模式等重要问题，对于优化政策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很多争论被标签化，甚至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迷雾”之中，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创新路径的判断和选择。事实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都在关注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其科技与产业发展模式都越来越遵循以国家为主体的“大科学工程”与以市场为主体的“需求牵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而非某种单一模式。在中美全面竞争背景下，谨慎处理意识形态争论，最大程度地调动体制内外各种创新要素资源，发挥各自优势、汇聚整体优势，形成适应中长期竞争的“创新生态”，是一条根本的方法论。

（二）新型“创新生态”：冲破迷雾的战略选择

创新生态是一国创新的“基础设施条件”，是促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和政策、资本、技术、人力等创新要素有机整合的社会底盘。没有好的创新生态，就无法在中长期内应对世界级竞争、实现世界级突破。当今世界，技术与组织形态的迭代演进不断加快，越来越要求创新的高协同性和高共享性。对我国而言，塑造更具协同性、共享性的创新生态，刻不容缓。

从全球来看，由跟随型创新转向原创型创新是大势所趋，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更为迫切。世界正处于新技术革命前夜，基础理论研究、创新理论研究与发展理论研究并驾齐驱，颠覆性科技突破的客观需求和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更加强劲，科技与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正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向竞争优势转变。“竞争优势”比的不仅仅是一国科技本身的发达程度，更涉及包括关键技术突破、科技与产业融合、技术与创新生态在内的全社会创新体系竞争。

在此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尤其需要创新生态的引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创新体系多以开放式创新为基础，充分发挥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主体作用，也更加重视政府的宏观引导。从世界顶级科技创新的既有路径看，通过区域集群化推动共享创新，有助于实现科技突破。以旧金山湾区、环东京湾地区、纽约湾区等为例，它们都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个资源要素流动与共享的创新生态系统——物资流、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构成创新底色的知识流交相汇聚，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共享创新生态。2019年时，环东京湾区拥有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近200家，纽约湾区超过50家，旧金山湾区有22家。相比之下，我国一方面尚未完成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整个社会的创新基础仍然不足，也未形成适应新阶段需要的创新生态，难以支撑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创新；另一方面，国内区域集群化已有相当规模，但区域内的科技集成与共享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各主体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上仍处于初步集成阶段。

基于此，有必要结合我国科技战略的中长期规划，探索构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既有活力又可持续的新型创新生态。这也是一种创新，是比具体技术创新更为基础的“元创新”。

▍创新生态3.0：具有“大一统”特征的共享创新模式

探索新型创新生态，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需要基于中国工业化的现实和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思考如何实现技术变革与组织形态、运作模式与文化传统相结合。从本质上讲，西方工业化是先发地位与中小规模经济体均势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工业化是后发赶超与超大规模统一性结合的产物。历史中国具有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特征，中央政权具有生产、政治与文教活动的高度统一性。近代以来，旧中国缺乏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积累、教育积累与技术积累，更缺乏驾驭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与效率机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变革，进一步丰富了“大一统”的制度意涵，最终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工业经济模式。

而在当前背景下，“大一统”所强调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恰恰与技术变革所需要的目标协调性与发展普惠性不谋而合。今天的“大一统”并非高度集中，而是在国家战略的总体牵引下，重塑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组织形态，即创新生态。随着中美全面竞争的加剧和创新链产业链的高度融合，越是强调创新，就越需要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以“大一统”聚拢各类创新要素的必要性就越凸显。要厘清这一思路，首先有必要分析我国创新生态的阶段演进及其特征。

（一）第一阶段：计划为主、体制集成的内生型“创新生态1.0”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以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变革，将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治理负担”转变为“治理效能”，为工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面对外部封锁，国家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科研攻关，一方面通过单位制的社会体制，开展创新资源的全民动员，最终在重化工业、军事工业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两弹一星”即是以体制集成与自立自强为特色的“创新生态1.0”的典型代表。但也要看到，体制集成并非万能，单靠体制性的计划配置，不足以有效吸收和利用各类创新资源。要充分激发中国社会的创新潜力，原有的创新生态势必需要“扩容”。

（二）第二阶段：批量引进、市场跟随的外向型“创新生态2.0”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主动融入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形成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引进型创新道路，通过“进口替代”与“市场换技术”，实现工业化的技术积累。在这一阶段，以载人航天、高铁、超级计算机等为代表的国家重大科技成就，与以海尔、华为、腾讯、大疆等为代表的新兴企业创新，得以齐头并进，呈现出学习-引进-赶超-创新的连续性过程。回顾40年工业化与创新史，可以发现“创新生态2.0”所具有的“跨所有制竞合”特征——包括国企、民企和外企在内的多种主体形成“竞合关系”，为工业化与科技创新提供人力基础、组织基础与技术基础，不断延长产业链和供应链。例如华为的成长就与国企息息相关，其2000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向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的技术路线转换，就受到国企的影响。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创新生态2.0”也呈现出与国家创新发展需求不匹配的困境。其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问题突出。利益与市场导向的科技发展，无形中导致科技创新主体的无序竞争，科技创新绩效与国家科技安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甚至造成一些领域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其二，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突出。特别在核心元器件、高端机床、关键基础材料等战略性技术领域，由于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长，“两张皮”问题更加严重，亟需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更好发挥协调与组织作用。

（三）第三阶段：体制内外有序联动、区域化集群化的共享型“创新生态3.0”

此前70年的创新生态演进，为我国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如前文所述，双重“迷雾”的困扰，倒逼我们在既有基础上，探索一种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创新生态。这种新型创新生态，既要对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战略性科技攻关的双重需求，也要更好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既要有利于全社会创新动员，调动党政、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活力，又要有利于科技创新项目、创新资源、组织动员、激励与扶持措施等统筹结合，形成有序格局；它通过区域化实现共享创新、形成集群优势，进而与多元一体的中国式“大一统”工业化进程相适应。总的来说，它是融汇制度维度、体量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社会维度的综合性创新生态，对应前两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创新生态3.0”。

从现有实践看，我国已开始向“创新生态3.0”阶段迈进，北京、上海和广深作为我国创新水平最高的三大创新中心，正辐射带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初步形成“多点开花”的创新格局。其中，京津冀创新模式，重点发展科技园区、创新基地、技术市场、创新联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长三角创新模式，重点推进“一体化”与高质量特色，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模式，重点发挥毗邻港澳优势，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实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我们不妨以大湾区为例，进一步讨论构建“创新生态3.0”的现实难点和可行径路。

▍案例剖析：大湾区共享创新模式的难题与破题

（一）为什么是粤港澳大湾区？

试观国外几大著名湾区，城市创新与经济发展既需要龙头引领，又需要创新引擎，更需要在合作与竞争基础上的协调。旧金山湾区具有“科技湾区”特征，以硅谷和斯坦福为中心，技术、企业、市场、资本、人才无缝对接，各项资源得到高效整合。纽约湾区具有“金融湾区”特征，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通过雄心勃勃的湾区蓝图，缔造了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帝国。东京湾区具有“产业湾区”特征，既发展出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石化、机械、电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工业产业带，又形成了大型金融与消费中心。有分析指出，东京湾区以科技与产业的综合见长，体现为产业综合一体化的发展优势，而且在政府主导之下，形成各主要企业有序参与、避免内耗的协调机制，这特别符合亚洲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此外，这些湾区的创新文化及其制度体系也有稳固的社会基础。

与世界顶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也有一些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就其长项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地域、人口与经济规模的体量优势，而且资源与区位条件优良，创新发展的基础较好。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广东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继续领跑全国，深圳是全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国家示范区是全国第二个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则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近年来，区域内的龙头企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构建创新生态，例如华为发布全栈数据中心与新一代智慧园区方案，为数字创新提供优质基础服务，加速行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双转型；腾讯推出“千帆计划”等项目，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数字服务，促进创新优势的群体转化；格力推动开发工业云技术，助力传统工业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等等。就其短板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只有纽约湾区的32%、东京湾区的40%、旧金山湾区的18%；第三产业占比66%低于其他三个湾区80%以上的水平；大湾区还缺乏像硅谷、华尔街这样的优势创新引领力量，也缺乏像索尼、丰田等统合创新资源的优势企业，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合作协调依然不足，同质竞争、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无法拧成一股发展的合力。同时，大湾区在如何理顺政府与科创企业的角色与功能、如何培养区域创新的社会基础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破题。

（二）大湾区如何孕育共享创新生态？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一个具有共享创新特征的大湾区正在加速形成。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对标世界顶级科创模式，但也不同于旧金山“科技湾区”、纽约“金融湾区”或东京“产业湾区”，它是在“大一统”的工业化与创新发展模式下，探索建立集成性、协调性的共享创新生态，其解题方向包括：

一是制度维度，明确党政、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力量等主体的角色与分工。“大一统”的工业与创新模式，尤其注重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与战略性，要求围绕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使命，搭建党政、企业、社会等各方主体参与的集成创新平台，并为此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有序的创新格局。一个共享创新的湾区意味着，要加大优质科技公共产品供给，形成若干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突破集群，增强科技公共产品对重大科技攻关的服务与支撑力量，避免创新资源重复，并实现优势互补。

二是体量维度，形成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享创新生态。它表现为“先强带后强”、“龙头加源头”以及“智造带制造”的“同心圆”结构。先强带后强，即推动华为、腾讯、中国电子、比亚迪等大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助力中小科创企业发展，形成共同创新的“榕树效应”；龙头加源头，即推动龙头企业与作为创新源头的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智造带制造，即以数字化、智能化带动制造业全面升级。这个同心圆结构，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圈层：核心层是重点企业与重点科研机构为代表的“双主体”中心，中层是研发服务力量，外围由创新文化、技能形成体系与基础设施构成。通过同心圆的运转，可以更好发挥科技龙头企业和科研源头平台的公共作用，提供更多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优质公共产品，可以把单一企业的创新优势，转化扩展为多企业乃至区域性整体创新优势。

三是空间维度，穗深港与广阔腹地形成大区域联动。大湾区有着“一国两制”、一湾多极的区域特点。在大湾区，深圳有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创投资本，香港有良好的高等院校资源和金融资源，东莞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区内有11个城市、300多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链优势十分明显，具备大区域创新联动和优势互补的条件。

通过三个维度的搭建，粤港澳共享创新生态有望从构想、摸索变成现实，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创新生态3.0”提供样板。值得注意的是，构建共享创新生态，意味着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必须高度配合，这就需要党政与企业形成双向赋能的“强强逻辑”：一方面，增强“大一统”式工业与创新体系对创新资源的优势引导，推进创新融资与创业融资均衡发展，增强对创新成功者的激励，加强对创新失败者的保障；另一方面，更好发挥龙头企业，特别是重点国企与重点民营企业在科技攻关中的核心作用，打造完整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样板，形成全过程技术攻关联动机制；同时，不断壮大产业集群，形成产学研平台与民营企业的高度融合，培育一大批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专精特新”骨干企业矩阵。

当然，大湾区共享创新生态的孕育，仍有赖于第四维度的努力，即对创新文化与社会基础的培养。这也是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潜在短板。未来，大湾区需要扶持各种类型的创新文化建设，推进创新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形成高效引导、多元参与且具有创新韧性与容错机制的创新社会氛围。

▍余论：道路通往科技文明新形态

科技创新突破是一项系统工程，短线突破拼的是投入，中线突破拼的是政策，长线突破拼的则是生态。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高度不确定、高度竞争化和高度割据化的新周期，中国科技创新已到了需要自我突破的关键时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构建新型创新生态开始，重塑科技创新的底部结构和驱动机制。在从关键技术突破通往全面科技突破的道路上，区域突破是必经环节。粤港澳共享创新生态作为一种“元创新”方案，有望对构建“创新生态3.0”发挥积极作用——它可以激活“大一统”的文明质素，满足多要素整合的创新需求，也可以促进体制内外有序联动和多主体协同创新。这一方向，同样值得京津冀、长三角等特色区域积极探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区域创新生态建设，推动“创新生态3.0”的落地与生根，将有助于中国新型工业文明与创新模式的发展成熟。而这一努力本身，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新形态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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