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变与不变——当前局势再分析

政策稳定了预期，都开心。大洋彼岸，加息进程也开始了。一方面，短期政策无法应对长期，预期调整和干预进入了“深水区”；另一方面，长期恐慌情绪也没有来由。不是世界变复杂了，而是这代人开始体会到复杂的世界了。

讲讲几个底层逻辑。

一、大国核威慑仍是有效的

北约和俄罗斯互不踩底线，大国对热战的避免是坚定的，核威慑仍然有效，这是底线的底线。这决定了人类被病毒消灭的可能性仍然要高于被同类消灭的可能性。

二、欧美并不具备同时大规模制裁俄罗斯和中国的能力

最近美国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担忧（并且这个担忧并没有因市场反弹而消除）是，由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不站队欧美，所以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扩大至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这个观点似乎既难证明也难证伪，但对预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有必要讨论。

目前欧美对俄罗斯展开的极限制裁史无前例，代价是全球油气和粮食价格飙升、通胀高企，其他连锁反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正如我们此前分析（《俄乌之战——全球化在欧亚的转折点》），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是美国主导并快速决断的，德国是最后才被迫参与。应当讲，尽管制裁的影响波及全球，但德国处于有苦难言的位置，否则不会在最后一刻才同意加入欧盟的制裁。欧亚大陆一直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德国及欧盟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并没有站队，表态中立，法理上没有瑕疵。美国利用俄乌战争试图切断欧亚经济联系，表面看施压俄罗斯和中国，其实也是对德国主导的欧盟予以打击，尤其是针对欧元。德法中三国领导人的会晤，是欧盟主导国家在被迫与俄罗斯切割后，寻求通过中国维持欧亚大陆经济联系的体现，后续俄乌战争的斡旋，德法也深知，没有中国参与，几乎没有成功可能。俄乌之战一日不停，欧洲就要支付一日代价，当然主要是由德国和法国来支付。

因此，从德国、法国及欧盟视角，无论从自身短期和长期利益出发、还是从法理上看，都没有任何理由参与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如果熟悉我们此前的分析，应当了解，如果美国没有取得欧盟各国的一致同意，出现极限金融制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美国侧来看，借俄乌战争进一步向中国施压是一种正常反应。俄罗斯的冒进将欧亚大陆的战略优势拱手让予美国，使美国自特朗普执政后再次获得整个西方的号召力。但这个号召力已与过往有很大差异。中国已确定成为美国的长期竞争对手。由于在中国之后并不会再有一个堪比中国的人口红利池，中国也不会像欧洲和日本那样将国防力量让予美国主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之外并没有一个美国需要借中国之力进行制衡的第三国，因此中美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一斗争实际考验的是双方的战略判断力和耐力。

美国未来继续对中国展开单边制裁是正常的，需要习惯。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竞争对手的定位所决定；另一方面这是一个表演型政客的时代，又适逢美国内部的人口结构（年龄、种族）都在发生质变。但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制裁会继续遭受美国国内和欧亚国家两方面的制约，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观念的冲突没有极化，突破利益之外的政治表演就没有机会。现实的看，美国能够制裁中国的行业和领域已经不多了，没有任何必要强化对美国制裁力度的恐慌情绪，民间没有必要强化，官方也没有必要因为应对极端情况而走偏。从俄罗斯的生动实例来看，隔绝于全球的应对最终难以成功。应当坚定的找到“全面敌对”与“全面跪倒”之外的第三条博弈道路。

三、欧亚关键国家在国际天平上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要更加深入的了解欧亚中间国家的历史和他们的关注点。国际天平有两端，体量大了就自然走向两端，这是历史规律，躲不掉。但关键的中间砝码一开始并不在两端。如同我们在俄乌战争中看到的，真正扭转局面的并非欧美政客，而是欧亚网民。欧亚关键国家的认知已经随着中美博弈发生质变，口头尊重不够，要有更多深入的相互沟通、理解和交流，尤其是在观念层面和文化层面获得更多关键国家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直播型和表演型国际政治时代，尤其重要。时代变化，历史回归，一个国家内部的纷争是常态，如何识别关键国家内部的不同诉求，寻求有针对性的共识，是极其重要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介绍过Michael O’Sullivan的《多极世界冲击》，未来要做更多的换位思考，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产生共识才能凝聚力量，但如果产生的共识是封闭自满与极化对立，那只能是带来更多分裂的共识。先发国家的问题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有些是客观原因（老龄化导致的移民、外劳问题），有些是主观失误（对外战争的消耗、分配改革的滞后），但这些问题，永远只能作为自醒的镜鉴，而不能作为自满的依据。今天仍然没有任何自满的资本。本土网络舆论引导出的自满自负情绪，并非真正的自信。在本土网络舆论方面，究竟要引导什么、展现什么、输出什么，不妨时时反思。互联网是开放的，如果官方的表态与民间的舆论经常是相悖的，那许多策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四、大国博弈的方式没有变

通过俄乌战争我们再次看到，大国博弈拼的并不只是军事实力，无论是已经老去的欧洲，还是尚未老去的美国，都不会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与另一个大国展开直接的军事对峙。反过来看，占领一片土地是最容易的，剩下的就都不容易了。大国博弈比以往更加“去军事化”，军事是底线，核威慑和常规军事威慑是稳定的基石，代理人战争还会继续存在。但在此基础上，大国真正的博弈仍然在于制度、经济和文化方面，在于全球的人心向背，在于自身广泛的吸引力。道德高地虽然经常空洞无物，但人类的情绪总会受其感召，这些情绪在互联网直播时代变得愈发重要，最终会转化成国际政治的动力。今天的理性，在于必须承认非理性的巨大影响力。产生、引导、控制情绪，无论对官方、企业还是个体而言，在未来都将更加重要。

五、中国的方位

尽管看似国际局势逐渐将中国、美国和欧洲推向一个“去全球化”的进程，但正如我们曾经分析过的，这个“去全球化”的目的地并非是“前全球化”时代，而是从一个击破各国社会保障机制的“超级全球化”（国际精英阶层与各国平民阶层相互断裂的全球化），走向一个兼顾一国内部平衡的“相对全球化”。这个观念，我们已经普及了近五年，时事的演变也是如此，但仍未深入人心，甚至仍未被官方和民间的精英阶层广泛接受。这个观念最接近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也具有被欧美普遍接受的基础，能够顾及到本国内部和其他国家内部分歧与现实。空洞的共同口号，难以打动人心，只有认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问题，才能产生愿意探讨共识的基础。更关键的是，这些问题关涉各国的平民阶层，这又是互联网时代必须倚重的。

美国、欧洲和中国，事实上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分裂。中国与俄罗斯，也不可能敌对。这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经济现实决定的，是资源与市场的相互依赖决定的。意识形态固然能够决定政治选择，但执政的稳定性最终却由经济现实来决定。

所以在俄乌战争中，质疑中国不站队欧美的人，应当看到中国对俄罗斯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方面的依赖；质疑中国不援助俄罗斯的人，应当看到中国与欧美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不站队的国家其实很多，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很多时候，“危与机”全在乎人的选择。拜登政府能够利用俄罗斯的冒进和泽连斯基的直播，一举扭转过往数年欧美同盟不同心的局面，这不是“天赐之机”，而是“事在人为”。要对俄央行和俄部分商业银行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极限制裁决定，说明美国内部曾经做过针对大国博弈极限制裁的评估与分析，这个“核按钮”，不是随意按下的。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危与机”的选择。尽管美国利用俄乌战争极限打压俄罗斯，并且连带打压中国与欧洲，道义上还逼迫欧洲主要国家站队。但这不代表全球主要国家关系的底层逻辑已然发生变化。

欧洲之所以有欧盟和欧元，就在于希望获得更多的独立性，降低对美国的长期依赖。对俄制裁后，德国终于下定决心增加军费，从长远而言将进一步降低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德国与法国长期寻求与美国的相对独立性，这不仅是两国政客的诉求，其实也是两国民众的选择。欧洲民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是俄罗斯不应当进攻一个属于欧洲的主权国家，这是“痛乌及乌”，并非由于接受美国的号召，而是将其认定为涉及自家的事。

当前，中国因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而连带被动。在寒蝉效应下，欧洲企业开始担心，如果与中国交往过密，可能遭受类似美国对俄罗斯制裁那样的极端后果。这导致欧洲在“去俄化”之后，还可能选择一定程度的“去中化”，当然同时由于美国制裁的随意性越来越强，“去美化”其实也在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当砝码争相离开天平两端后，砝码的重要性将变得更加重要。

在此“危”之中，中国预留了抽身的余地。关键在于何时抽身，及如何重新定位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与后二者的关系。大国博弈，说到底就是砝码争夺战。在互联网平台与民粹化的时代，砝码争夺的内涵发生了质变，仅与各国传统的精英阶层交往是不够的，还需要全面了解各国民众的观念与心态。

我们此前讨论过，欧亚大陆具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从美国侧而言，充分利用对俄制裁切断或者削弱这种联系，是必然的选择，也正在进行。所以尽快终止俄乌战争，或者尽快终止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并非美国执政者及其身后的支持者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欧洲与中国从经济利益出发，都希望战争尽快结束，这与欧美亚民众的普遍诉求是一致的。换言之，既然美国可以长袖擅舞占领道德高地，以欧亚民众诉求来倒逼欧亚诸国政府共同参与对俄全面制裁，中欧又有何不可同样长袖擅舞，通过呼应全球民众的停战诉求来呼应各国民众的真实诉求，进而促成俄乌的尽快停战呢？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停战安排的选择。俄乌当前的其实已经取得大量共识，例如乌克兰不再寻求加入北约，甚至倾向于接受中立国地位，但双方谈判最大的障碍在于领土问题。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提出明确的领土诉求，但正如我们此前所分析，乌克兰宪法明确规定了领土问题只能交由乌克兰全民公决。因此俄罗斯这一诉求其实是无法通过谈判实现的。俄罗斯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

当前可行的停战方案其实只有一种可能：俄罗斯不再寻求国际社会（包括乌克兰）对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属于俄罗斯领土的公开承认，但实现对上述地区的实际控制和占领，在上述领土问题上各自表述；在其他方面俄乌达成一致，乌克兰承诺中立、不加入北约，并获得来自主要国家的安全保障。就此而言，和平协定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但停战协定是有可能的。

上述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关键在于俄罗斯，而不在乌克兰。何时能够达成，关键看俄罗斯还有多少国力可耗。国际社会对中国出面调停斡旋有所期待，但其实，只有在俄罗斯自身愿意下台阶的时候，中国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尽管从表面看，中国暂时被置于一个被动地位，但由于欧亚大陆经济联系难以斩断，在欧盟主要国家与俄罗斯处于表面敌对状态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反而会得到增强。我们要深刻理解：技术制裁可能导致出现分叉的技术路线，贸易制裁最终只会增加贸易的成本。技术制裁和贸易制裁各有其自身的逻辑，当与我们关系紧密的国家被广泛制裁时，应当做出冷静而专业的评估。

近些年来，由于中资企业遭受美国的技术制裁，一种民粹情绪逐渐蔓延并开始影响决策。我们始终强调，出于产业链安全考虑的“去美化”必须同时继续满足“全球化”这一前提，也即必须与欧亚其他国家保持密切合作，防止被技术孤立，真正需要的“国产的”也应当是“国际的”。不能将少数领域的“去美化”推及至各个领域，更不能打着“去美化”的旗号去屏蔽其他国家，实现“自我封闭”。这种技术民粹思潮背后是经济利益，这是以严重损害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为代价的。

与此同时，要深刻的认识贸易制裁的本质只是增加了交易成本。任何贸易制裁最终都不能终止贸易本身，只是增加了摩擦，提高了成本。这是因为贸易源于供需的客观性。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除非个别技术领域出现实质性突破，绝大多数贸易的供需方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此切入，就会知道，当中国被贸易制裁时，部分连结中国与其他供需方的第三国是获利的。因此我们也会知道，当俄罗斯遭受广泛制裁时，中国很可能就是那个能够获利的第三国。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能够识别对俄制裁的范围及效力，中国将与其他国家一道，与俄罗斯保持非制裁范围内的正常贸易，并且，曾经对俄罗斯有依赖的国家也会因其被迫站队的现实，而更加依赖中国这个通道。

六、内部焦点问题

说到底，中国当前的内部焦点问题在于形成良好而长期的预期，并且，不是写文件、喊口号，而是落地成为现实。这需要官方、企业与民间理智的人们，深入沟通，相向而行。

1、疫情管控必须尽快适应新的形势

欧美已经逐渐解封，这有赖于疫苗的广泛保护和优质的医疗资源。中国的疫情管控一直是成功的，但代价是经济活力的丧失。在欧美解封前，中国的出口尚可弥补内需下滑。但欧美解封后，中国的出口会逐渐恢复常态。国内的人口流动经常性停滞，许多地区、产业和企业，乃至各地民众的心理，几乎到达极限。最近，防控相关标准已经更新，但仅此还不够，希望在本轮“倒春寒”过去后，能够看到实质的变化。现实中有两方面需要做：一是如果疫苗的防护力有实质性差异，那么更新疫苗就应当是尽快的选择，选择的权力应当在科学家。二是在大部分地区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常态化防控必须严格落实。许多地区在没有疫情时彻底放松，不闻不问不管，出现个别疫情后又层层加码，以一言堂的方式禁止所有人出行，最后再将地方经济的下滑归咎于疫情防控。这样的地方官员，撤一个、少一个、好一片。

2、行业监管要讲求系统性，要打破新的“九龙治水”局面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劳工权益保护、环保、信息安全仍然是当前监管的重点。早在2018年，我们就公开主张强化监管，约束新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状态（《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但今天我们想提醒的是，先发国家的监管权力是受到足够约束的。先发国家的企业可以在法治框架内挑战监管权力，并在此博弈过程中，实现监管目标与企业行为的动态平衡。在我国，监管权力明显要大于绝大多数先发国家。给予大量权力，但监管的水平并不高，这是当前现实。中央一再提出要尽快设定明确的监管红线，设置好“红绿灯”，但企业仍然经常找不到方向，无所适从。更为重要的是，各类新型监管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从各自视角看，仿佛工作量都不大，但全部落到企业头上，犹如新的“九龙治水”。从企业侧看，已经开始逐渐理解并接受监管的宏观目标和理由，此时需要监管权力的横向系统整合，尽快确定红线，明确预期，减少过程性负担。监管改革是否成功，恐怕需要各方来做及时的后评估，而不是将权力交给监管者就了事。

3、资本市场建设要考虑老龄化问题

过往数年网络舆论对“资本”的批判甚嚣尘上，这与此前所谓的“新经济形态”中的种种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在监管加强之后，民众对“资本”的看法仍然负面，这不是靠简单的宣传就能解决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为之苦恼，认为自己辛苦创造、扩大了就业机会，非但得不到认可和理解，还时时处于被社会批判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先发国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今天还在复现。

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底层问题。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说到底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税收维持社会福利；二是养老基金广泛投资本国企业。这两个办法都涉及再分配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实现了私人资本的“社会化”，从底层降低了民众对财富拥有者的不满。无论采用哪种模式，或者哪怕采用混合模式，从制度上消弥财富创造者与劳动者的敌视情绪，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问题，我们都在过往五年中有过深入讨论。很多问题不在于今日、不在于眼前，甚至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坏人”，或者谁对谁错。我们多年来探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为何是今天这样，这是寻求共识的基础。在此之上，我们才能够去讨论，如何做，才能令它变得更好。这也是近期我保持本公号更新频率的主要原因。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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