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先清退这波，再谈逐步放开

兔主席 20220315

中国内地这一波疫情由外部输入引发，迄今已有大概一万五千病例，在吉林、山东、上海、广东、河北等多省市爆发，一些城市处于“准封城”或“类封城”状态，跨区域旅行很多受到限制，对各行各业的人们生活都有影响。2020年初，中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平复疫情，2021年基本克服了疫情的影响。到2022年的现在，疫情已经两年了，人们对大规模的防疫行动已经呈现明显的疲惫，不知道何时这一切才能终结。今年还提出增长率5.5%的要求，疫情因素的加入也使得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还要配合新发展模式、新政治经济范式下许多行业的重组。许多人都是很焦虑的。

特别是，外国所呈现的“一切恢复正常”、“走出疫情”的那种态势，更让国人焦虑——我们未来的路如何？

中国人是既要又要的矛盾体。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大规模病死是没有准备的：没有心理准备、社会准备、经济准备、政治准备。香港这一波疫情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一波目前确诊人数约75万（实际上染病人数则可能是百万级甚至数百万级别的），死亡人数4,355人（早已超过武汉的3,800多人），全港已经出现“棺材荒”。

这里。我们算一算“大数”，仅仅做一个匡算。自2021年12月31日到本文写作时，香港病死4,355人的话，就是大概每个月去世1700人。香港人口700万，中国内地人口14亿，是香港的200倍。简单匡算，假设所有地方的医疗条件与香港一样，防疫的客观基础也一样（例如老人疫苗接种率类似），并简单假设全国同时密集爆发，则1,700 x 200 = 每个月死亡34万人，两个半月就是87万人。中国能够承受这个死亡人数么？

再看美国。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感染数是7,950万，累积病死96万人。比照美国的医疗基础，尚且要死近100万人，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那掐指一算，即便我们和美国的医疗水平一样，也得死400万人。如果我们承认全国范围的基础条件弱于美国（正如我们的人均GDP也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中国可能死亡1,000万人，甚至更多。中国能够承受这个病亡人数么？

显然是不行的。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及病死，中国社会就会崩溃，造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不稳定。

现在，很少人会去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似乎已经“理所当然”了，难以想象。人们也很难直观“感受”到400万人、1000万人的生命得到保护的那种“收获”、“好处”、“福利”。在坐享疫情防控带来的保护及好处之余，只会感染嫌公交车停运麻烦，核酸检测麻烦，差旅出行麻烦，不能出国等等。

大规模疫情爆发，真的出现了病死，那就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出现病死。每个人不仅都有感染的朋友，而且还有死去亲人的朋友。那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无数的人染病，或者因为照顾染病的家人而无法正常工作。你再无法到医院去看病，因为人满为患。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围绕你生活的各行各业都有人受到影响，譬如，你可能突然发现快递收不到了，因为管你的小区的外卖小哥家里有人重病甚至去世，他要回老家照顾或办理后事。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并不是说你始终收不到快递，而是说，这样的冲击、死亡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的基础地位也会受到打击。我们能不能与病毒“共存”呢？可以，请先付出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的代价，踏着尸体，“涅槃重生”。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到那个时候，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政治稳定都会受到影响。

那些在朋友圈上抱怨疫情防控政策的人，都会成为体制的批评者。

经历了2020年2-3月中国舆情的人，应该知道这种全社会性的负能量有多可怕。

所以其实中国在初始道路上是没有选择的。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下一步怎么办。What next。是的，全世界都为COVID-19付出了代价，每个国家都死了很多人，都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的。中国之前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我们也总不能永久这样下去吧？

这也是世卫组织思考的问题。何时大COVID从“pandemic（大流行病/瘟疫）”降格为“endemic（流行病），如何降格防疫管控指导建议，让社会回复常态。

对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笔者之前写过，需要满足若干条件。

第一，我们（中国）要独立地、从科学上确立：

1）Omicron是一个弱化的变种，致死率、危害性是减弱的

2）Omicron是一个在进化生物学里“优胜”的变种，“统一”了天下，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强化的变种取代它

3）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Omicron甚至是一种“活体疫苗”——特别对于已经打了疫苗的人来说——它有利于推动所谓的“群体免疫”

4）没有压倒性的证据说明其对广大人口会产生重大的后遗症（即所谓的“Long Covid”），且这种后遗症会转化成为巨大的人口、生理、健康、社会乃成本——尤其是那些打了疫苗后仍被感染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轻症患者。这里，是无法回避权衡分析的（a cost-benefit, utilitarian analysis）

第二，国际国内科学界、公共卫生决策群体对上述看法要形成大致共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同意，只要主流。

第三，我们要确立目前完成大规模接种的国产灭活疫苗对Omicron的保护性（主要为重症，包括住院及病死）。这方面，有关部门已经可以收集到大量信息，包括我国在海外广泛出口疫苗的地区，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年2月10日，港大有个报告，说明科兴三针对重症的保护率为80%，病死为90%。是一个参考（https://sph.hku.hk/en/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022/TBC）。在对疫苗建立了充分信心后，就可以向前迈进

第四，世界各国加地区的确诊及病死不断降低——伴随各国在“疫苗+自然感染”作用下，陆续进入“群体免疫”，感染数是一定会下降的。中国防疫管控政策如果要向前迈进，一定需要选择这样的时机。

第五，世卫组织表达出意向，打算对COVID-19的防疫管控指导宽松化。根据中国政府的负责任的做事风格，应当也会与WHO充分沟通。

第六，涉关14亿人的大事，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及医学专家，要进行必要的研讨，论证是否存在任何没有想到的议题、短板，或其他考虑不周的地方。需要反复再三论证，反复斟酌，不能挂一漏万。

第七，综合多个考量角度，基本能够确立：调整防疫模式所获的综合“收益”显著大于其“成本”。不同防疫模式优劣比较的天平发生实质改变，朝“宽松”模式的一端偏移。

第八，要做足宣传、教育、舆论方面的准备。中国的国民，说容易管理，也容易管理；说不容易管理，也不容易管理，因为他们“既要又要”，既希望享受放开的好处，但又担心疫情/疫病的成本和影响。而这是一个把发烧都看得很严重、动不动就要跑医院的社会，对呼吸道传染病是缺乏充分准备的，而中国在最初就把新冠等同于肺炎（或SARS），使得大多公众对COVID-19仍然十分恐惧。除此之外，人们对目前的政策也不理解，以为不敢放开就说明疫苗无效。所以，要向国民做好宣传教育，是需要的大量的准备与工作的。

第九，中国改变现有防疫模式，绝对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一定是个有序、逐步的过程，能收能放，可进可退，留有充分余地，而不能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就是笔者之前说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试点模式”——在一地打开，成功后在异地复制，最后全国打开。《COVID-19：抗疫的回顾与未来》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以及内地这一波爆发（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性），实际上又给中国进一步调整防疫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演练”的机会，补充了之前可能存在的一些盲点或考虑不周的地方。

未来，有可能如何推进试点放开呢？

第一，中国内地应当处在一个疫情基本被控制，大致“清零”（当然不一定是绝对清零）的状态。其实，这就是今年以来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内地的状态。处在这个状态，首先要复归这个状态，才能迈向下一步。所以中央会下定决心，提出比较严格的防疫政策，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内地）范围内把疫情控制住。这是一切的前提。

第二，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份或地区进行试点。这个地方的先天条件：

1）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比如至少是千万级

2）人口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性

3）离内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一定的地理距离

4）不属于边陲/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敏感）

5）如有一定的天然物理隔离最好，因此，理论上应该避免选择内陆中心省份或地方

6）作为试点放开后，可以获得比较多的经济及社会收益（外向型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这和我们选择经济特区的标准差不多，要参考自然资源禀赋。

第三、要有充分的防疫基础

1）全社会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较高水平（门槛可以具体设立）

2）重点人群（如老人）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绝对高水平，例如90%、95%、98%……

3）要有一定的医疗基础设施及资源作为前提基础，从社区医疗站、医院、医护人员，到病床及ICU、医疗设备、药品等

4）提前建立好一定容量的方舱医院

5）有统一的援助电话热线，提供统一的医疗指导与建议，避免挤兑线下资源

6）要有充分的COVID-19相关教育宣传

——要建立并能依赖居民自检能力：自己购买抗原及核酸检测工具并自行测试

——看到Omicron-COVID-19并不简单等于“肺炎”（新冠的认知概念“去肺炎化”）

——要建立普遍意识：确诊后居家自愈，轻症不上医院，避免挤兑医疗资源

——对如何自愈要有广泛的宣传教育

——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对社区/街道/居住区物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他们将成为后续提供支援的重要力量——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也要有观念上的转变。

7）建立摸底了解实际感染及致病情况的机制，例如定期做人口抗原测试，做大规模的调研、考察、访谈，了解病毒的实际影响

第四、地方工作需由中央牵头/参与。

目前机制下，防疫、抗疫是地方官员头等大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是要丢乌纱帽的，所以如果主动选择的话，地方可能不愿参加试点。因此：

1）由中央指定地方试点，和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这个得自上而下、全国一盘棋考虑，至少在一开始，不能依赖地方自主申请

2）中央工作组到地方牵头协调工作，承担地方所不能或不愿承担的政治责任。这样：

——地方/基层有了政治保证，才能放弃顾虑，全力配合

——中央有更大的政治权能/授权，可以帮助协调地方不能协调的事项及资源

——对当地人的体验也会更好：让他们感受到，这既代表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给予他们的信任、责任，是一种为历史铭记的壮举，也让他们有安全感和温暖感（不是什么“小白鼠”），甚至认为自己享受到了某种先学一步的特权和好处

3）由中央安排对地方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五、对当地的“温馨安排”

1）试点要“事前通知”这个政策一定要做好重组的事前准备、铺垫，到了宣布的时候，也要提前告诉地方，比如说，提前两个月，这样，可以让当地人做一些选择安排，不愿意参与的人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当地

2）给当地人适当的补贴或激励，从个人到机构、企业，譬如医疗上的、税收上的，甚至直接的财务刺激/物质补偿。总之，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获得感。毕竟他们是付出了代价的——至少和国内其他地方通行/通航不再方便

第六、要有充分的援助机制

在最初，就建立好对试点省份/地区的援助机制，包括医护人员、医疗设备、药品等，以及增建方舱医院的能力等。提前部署。

第七、与其他省份建立好隔离机制

1）试点省份，一旦打开，与其他国家就不需要有严苛的隔离限制了，或者说只留有非常宽松的隔离限制，这可以比照新加坡之类的地方。

2）但反过来，试点省份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就需要建立隔离机制了。凡从试点省份进入内地省份，需要做隔离。这可能是当地人要承担的最大成本。对于试点省份，国家可以考虑补贴旅行人员的隔离成本。经济账是小事，最后算的是政治账。

3）要为试点省份建立一套数据化的通行卡，并更新现有的行程卡/各地健康码，可以识别、记录、追踪试点省份的人员。这里，宣传教育非常重要：不能对试点省份人员有任何歧视。

第八、逐步打开 + 熔断机制 + 试点省份连成一片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先让试点省份运行一段时间，如果疫情严重，无法对抗，则立即“熔断”，重新封城/省，退回重来

2）试点省份与内地其他省份/地区的人员通航需要遵循内地对待境外人员的隔离标准

3）如果试点省份向内地其他地区输入了确诊病例，则需采取必要的熔断措施（标准和方式可以具体确定）。这里，一定要参考香港的经验

4）如果发现试点省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COVID-19，那么就可以扩大试点省份。具体，可以由中央自上而下安排，也可以由各地自主申请，但无论如何，参与试点的省份应该满足中央拟定的必要的防疫软硬件指标。

5）试点省份之间可以连成一片，放宽或放弃隔离要求。

6）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试点省份点点相连，连成一片，有朝一日就可以遍及全国。当过半数的中国省份加入试点后，“新循环”就形成了。剩余的省份将争相提升防疫软硬件指标，参与“新循环”。

7）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不可控的负面因素，就做“收缩”。最坏情况就是“恢复原状”。这就是“可放可收”。

中国希望完成的，是通过几年时间，最终安然度过COVID-19，付出的是全球人类社会里最低的病死人数。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笔者以为，也只有中国有可能成就这样的胜利，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制度与模式。它不仅仅对COVID-19有启示，还将对人类未来对抗病毒及（超级）病菌的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都有启示。

上面描写的试点放开机制，何时可以推行呢？

还是回到第一个前提，先“动态清零”，在中国内地大多省份城市“复归原状”，然后再谈逐步改变模式。以笔者对中国体制的理解，今年还是一个清零和准备的阶段，可能需要等到明年。

以上是笔者自己猜想的，基于中国国情及制度逻辑推理的下一步演进可能。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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