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变局：改变世界与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 文化纵横

阿富汗变局：

改变世界与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2021年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局，当属阿富汗事变。其带来的战略影响，将是长期的，其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是全局性的。

▍阿富汗事变是美国帝国主义走向衰败的标志性事件

近现代历史上，美帝国主义也曾屡次陷入战争泥潭，败在弱小国家手中，但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则是美国首次面对一个背后缺乏大国支持的小国对手的失败。其中的含意是十分深刻的。它预示着，当代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任意侵略并蹂躏弱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已经无力左右一个弱小国家内部的国家民族事务，无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人民。更何况美国这次是以北约的名义，动员了几十个盟友的军事、政治力量，最终却落得仓皇而逃的狼狈败局。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欲构建单极霸权的美国世纪，它四处干涉，穷兵黩武，以人权和反恐为名，不断侵略、打压他国。但不出多年，美国的衰败之势便开始显现，其内政和外交不断显示出帝国末期治理失败的种种征兆。2008年以来，陆续发生了三个美国步入衰败下行台阶的标志性事件：

一是自美国而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其后遗症迄今尚未治愈，其对美国经济社会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它标志着美国财政经济金融体系的治理衰败。

二是起自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疫情肆虐下，美国迄今已有超4000万人感染，66万人死亡，这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失败，在事关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根本性问题上，美国的体制机制与美国统治阶级的能力发生了致命的紊乱和失灵，疫情危机证明，美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三是阿富汗事变，暴露出美国在重大国际政治冲突事件中战略能力的下降，它的战略规划、战略执行及战略收尾各个环节混乱失效。其文职与军职部门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美国与盟友之间缺乏协调，组织能力明显不足，标志着美国国际治理与国际统治能力的衰败。

从阿富汗撤军，表面上看是美国国家战略的理智选择，它需要在阿富汗快速止血，避免无谓的资源损耗，而将主要战略方向转向印太地区，集中精力应对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竞争对手。但阿富汗溃败的实际效果，却产生了对美国极其不利的连锁反应，它非但没有生成美国集中战略资源与大国对手竞争的有利格局，反而大幅度削弱了美国的战略资源汲取能力，动摇了美国可加利用的战略资源的基础。在欧洲方面，美国的北约盟友会由于阿富汗败局而加速推动欧洲战略的自主性；在中东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反美力量会倍加鼓舞，通过各种形式的反美运动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盘；在东南亚等地区，苦于美国逼迫必须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的各国，会毫不犹豫地坚持独立的国家政策；而在东亚地区与东欧地区的美国盟国，则会开始掂量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为自己的未来安全做一份新的安排和打算。

这些重要的心理变化，正日渐伴随阿富汗事变而不断反映出来，其实际效果就是大大削弱了美国霸权体系的资源汇集能力，大大增加了美国对手的信心。这一减一增之间，阿富汗事变对美国霸权损害的含意不言自明。

▍重新认识塔利班，重新认识伊斯兰

阿富汗事变，给予中国人的最大震动，是塔利班这一传统印象中“保守落后野蛮”的政教合一组织，竟然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为此，我们需要摆脱西方话语迷雾，重新认识塔利班，重新认识伊斯兰。

塔利班的胜利，对有着革命经验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它再次印证了中国革命展现的历史逻辑：“坚定的信仰+坚强的组织+正确的政策策略=革命的胜利”。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实力，可有各种计算方法，现代社会更多地将物质力、科技力作为实力计算的基础。但塔利班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精神力与组织力才是首要的能力，精神信念的瓦解与组织能力的涣散，才是最可忧虑的。而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今中国面对着极大的隐患。

预判阿富汗未来的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策略，可有各种参考因素，但有两点，却是研判当今阿富汗问题的最大前提：一是阿富汗经历了40多年的战乱，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这是阿富汗任何政党、任何组织都不能忽视的基本民情；二是阿富汗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塔利班，这个组织经历了近20年残酷的反侵略战争，经历了它第一个执政周期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日渐成熟。

认识阿富汗，认识伊斯兰，中国人应该从西方媒体制造的话语迷雾中摆脱出来，避免简单地透过西方的棱镜去看被扭曲的真实的阿富汗。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等古老东方文明体共同面对着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近两百年来，伊斯兰文明与伊斯兰国家，经历了比中华文明还要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建国之路。以阿富汗为例，它尝试过西方经典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尝试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但最终都失败了。古老的部落-家族社会、碎片化的民族构成、近代以来日益分裂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大国的不断干涉，都导致阿富汗的现代化之路颠沛坎坷，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今天的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应将其视为伊斯兰世界重构现代化的新的尝试，它是伊斯兰不甘落伍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又一次文明复兴的实践，它的面目虽然是保守主义的，有着许多激进的行为举止，并与恐怖主义脱不了干系，但若将其放置于伊斯兰文明复兴更生的历史逻辑中去考察，则我们中华民族应对其保持足够的尊敬。

作为一种由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推动的社会运动，塔利班与中东、中亚等伊斯兰国家的许多组织共享着同样激进的价值观，并共同以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使命，因此它们的行动不可能局限在一国一地，而必然会溢出民族国家边境，向周边地区和国家蔓延。对于这样的“输出革命”，周边世俗化伊斯兰国家当然会心存忧虑，中国也不能不对此有所防备。但观察塔利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正以重建阿富汗民族国家为目标，而非以“输出革命”为当下目标。它正进入现代阿富汗国家的执政阶段，成为阿富汗的执政党。而一旦开始执政，塔利班秉持的伊斯兰教法革命的意识形态，必然会遭遇“革命与执政”“一国与世界”“教义与现实”等多重矛盾，并被迫不断进行调适，以逐渐找到与现实世界相协调的治国姿态。

阿富汗事变发生的最大时代背景，是中美战略竞争正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中国的最终获胜，取决于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此，中国人需要深刻认识当代伊斯兰世界，把握其中代表未来的革命性因素，并由此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