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中国突访印度和阿富汗的深层逻辑 | 文化纵横

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将相关国家卷入其中：一方面，大国竭力争取这些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反对另一大国；另一方面，相关国家会主动迎合大国竞争，选边站队。对处于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多数国家而言，它们希望能有足够的选择空间，保持与大国稳定和平衡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对外政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反恐战争牵制了其战略转移。奥巴马政府结束了10年反恐战争，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拉开对华战略竞争的序幕。特朗普政府清晰地提出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战略，在各领域挑起中美摩擦。拜登政府为实现对华全面竞争的战略目标，正竭力威逼利诱一些国家追随其对华竞争，其手段、力度和特点较冷战期间美国争取“中间地带”的做法如出一辙。坚持多边机制、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中国必然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作出积极回应。双方围绕争取“中间地带”的博弈会日趋激烈，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国家工作的成败会决定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最终结果。

▍“中间地带”的理论与历史实践

（一）“中间地带”的基本含义

“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中一种理论，是指在主要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规模和实力不等的国家或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一概念既有地理含义，也有国际政治含义，被认为是处于大国或国家集团政治和战略影响下的地缘“力量凹陷地区”。该理论体现出大国利益之争，其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是大国为实现自身地区和全球战略而采取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以及得失。

“中间地带”理论把大国竞争看作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演进的主导力量。一旦大国竞争格局出现，“中间地带”就会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区域。基于本国利益，大国在竞争中会竭力争夺“中间地带”的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则希望将与大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合作变成发展壮大自己的契机。“中间地带”国家时而倚重竞争大国中的某一个，时而转投另一大国怀抱；那些自认为可相对独立的国家或处在世界重要地理位置的国家和地区，则会保持对两个大国相对平衡的政策，因此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

“中间地带”理论的演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分为无意识时期和有意识时期。前者指国家或地区作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时期；后者指二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和附属国地位，成为政治独立并带有强烈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时期，表现为国家政治意识觉醒、经济与社会发展独立。

“中间地带”在特定时期是分层次的，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组织成相互对抗的两大集团，展开了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地缘政治斗争和势力范围争夺。苏联建立起华沙条约组织，把中东欧部分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则跨越大西洋在欧洲组建起北约组织。在冷战状态下，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成员国恩威并施，对处在旗下的“中间地带”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控制。表面上看，美苏是为各自的盟友提供了安全保护和经济援助，实则是通过控制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来保护各自的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美国利用北约对欧洲国家的控制。

冷战期间还有其他状态的“中间地带”——“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中间力量，即亚非拉地区的新生国家，并不受美苏两大集团的控制。它们大多都有被殖民的历史，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不愿过多参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它们采取灵活对策，时而转向美国，时而转向苏联，但大多时期保持相对独立。这些国家的存在丰富了国际局势演变，并影响到美苏冷战的最终结果。美苏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使得这一时期地区危机时有出现，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以及越南、中东等“代理人战争”频繁而突出。结果是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不但未得到美国或苏联提供的利好，相反使国家和地区陷入长期动荡甚至战乱。

从经济角度看，“中间地带”国家或地区是垄断资本完成积累的重要区域。在完成工业化后，为实现资本增值，美国等国开始生产和贸易空间的转移，以拓展海外市场和夺取原料来源，只有这样，生产规模才会越来越大，利润才会越来越多。美国和苏联发起冷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争夺海外利益相关。在经济全球化背后，资本逐利性成为驱动大国争夺“中间地带”的原动力。这些国家大多地理位置重要，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市场。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打着维护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的旗号，频繁动用战争手段来获取“中间地带”的资源和市场，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觊觎中东石油）、1999年科索沃战争（打压刚确立的欧元区）、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打通西亚与中东通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维护石油美元坚挺）、2011年利比亚战争（北非商业利益）。但结果是美国资本所到之处明显带有强盗掠夺的后遗症——留给这些国家的是战乱和极端势力盛行，最新注脚即刚刚结束、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

（二）地缘政治学家对“中间地带”的认识

很多时候“中间地带”不仅指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区域。地缘政治学家把“中间地带”看成是特定区域，如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甚至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必须要掌控的一体化区域，认为只要掌控了某一特定区域，就可以控制世界，从而守住世界霸权地位。在此背景下，当前美国不断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等区域制造事端也就成了其首要任务。

地缘政治学家对中间区域争夺的重要性认识由来已久。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Mahan）提出了“海权说”，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控制世界贸易，从而控制世界”。马汉是在总结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海洋对特定国家夺取国际霸权的重要意义。因此广阔的海洋必将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中间地带”。一方面，美国拥有两洋通道，它从美西战争后便开始对外扩张，除军事上强行进入某些“中间地带”外，还利用贸易手段来强化对其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两洋控制进一步拓展其势力范围。美国视海洋这一国际公共区域为自家后院，其他国家如苏联争夺大洋主导权的企图均为“挑战”，因为“掌控海上交通线能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对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动力”。

而英国学者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了“心脏说”，将欧亚腹地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应当争夺的“心脏地带”，强调“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这体现出工业革命后，随着铁路运输等技术发展，主要国家对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

二战爆发后，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出版《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一书，认为美国企图以海洋阻敌的孤立政策必败。他去世一年后，其著作《和平地理》出版，其中提出“边缘说”，认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特别是欧洲和东亚地区才是“争夺世界的关键”。由于兼具海陆资源的关键地带，以上区域是海陆强权战略竞争的“巨大缓冲地带”，是美国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地带。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讲，划出两大对立集团应当志在必争的“中间地带”。他认为当时“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带着各自盟友在欧洲对这些“中间地带”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对美国来说，二战结束后的争夺仍集中于欧亚大陆之上。上世纪末布热津斯基把麦金德的学说加以演绎，把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喻为欧亚大陆棋局上的“主要棋手”，上述国家对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和地区，如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韩国和伊朗等国进行战略竞争。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均成为棋盘上的棋手，而俄罗斯则成为“中心地带”的核心区。

1992年美国出台海军战略文件，提出“由海向陆”战略，认为在大洋之上美国不再有像苏联那样的对手，而把争夺的区域指定在沿海地区，发起多场“由海向陆”的战争行动，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等，美国均是从海上发起的对陆打击，印证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

（三）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奠基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十分重视争取“中间地带”的重要性。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Anna Strong）时首次提到“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54年，他解释“中间地带”为位于美国和中苏间“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认为“广大中间地带人民对美国扩张政策的斗争是延缓、阻止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发动世界战争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裂痕后，毛泽东又将“中间地带”国家分为两类，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说法：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以“中间地带”说法为基础，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目的是“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把“中间地带”扩大到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毛泽东提及的“中间地带”是对国际格局的认识，目的是指出中国面临的外交选择。把中国归类于发展中国家阵营，极大地争取了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而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而把部分发达国家列入可争取的“中间地带”的主张，同样为中国拓展国际空间和瓦解西方国家对华敌对阵线、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保证。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以及后来“三个世界理论”与传统地缘政治学家为美英霸权政策服务的观点和立场不尽相同，超越了中国一国范畴，是为那些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服务的，是团结其他民族和国家反对美苏争霸、争取世界和平的创举，推动国际社会向着公正、公平与合理的方向演进，因此不但得到发展中国家赞同，也得到发达国家认可。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谋求在“中间地带”有所突破，以形成针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一是中国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印尼等国倡议召开的万隆会议让中国外交开创了新局面；依靠“中间地带”国家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二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走近，让中国在“中间地带”中享有主导地位。70年代初期，中国在着力强化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也积极争取日本和欧洲国家，打开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门。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对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改善起到突破性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还对中美建交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今天，美国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由“中间地带”国家变成两个竞争角色之一。面对巨大挑战，毛泽东等几代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策略和战略仍是我们对外政策选择的参照系和出发点。

▍美国此轮争取“中间地带”的主要区域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失去对手，认为对有必要争取的“中间地带”可以进行直接控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就是美国在冷战后穷兵黩武的最主要原因。到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开始意识到大国对手的出现，试图对其对外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但“9·11”恐怖袭击事件让这种调整未得以展开。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拉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序幕。特朗普政府则宣布要对华展开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战略竞争。如今，拜登政府率先与中国展开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主要有以下地区。

一是以日本和韩国、北约成员国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安全上对美国依赖性较高，由于价值观和战略共鸣较强，迅速对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做出积极呼应，“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的国家由于对冲的军事成本过高，更可能采取制衡中国的做法”。2009年后，奥巴马政府聚焦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争夺“中间地带”国家，以对中国进行“再平衡”，强化对日本的控制。2010年10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夏威夷会谈后向记者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做上述表示。其后果是中断了中日在政治和经贸领域的良好互动，2012年日本野田内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就与美国上述表态密切相关，只是野田政府低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和能力，之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当年纪念两国建交40周年等重要活动被取消，日本完全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中韩关系在2016年前后的变化同样与美国争取“中间地带”有密切关系。美国长期控制着韩国内政和外交。朴瑾惠总统执政后试图推行自主外交政策。2015年3月韩国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示亚投行是首个韩国在创立之初就以会员国身份加入的国际金融机构，拟将亚投行作为韩国发挥国际金融外交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同年9月，朴瑾惠顶住美国压力来北京参加“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美国不满。不久韩国发生朴瑾惠总统“闺蜜门事件”。2016年初，朴瑾惠政府同意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引其韩国民众抗议，最致命的后果是中韩关系出现180度大转弯。美国完成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后，让朴瑾惠总统下台，牢牢控制住韩国。时至今日中韩关系仍难以恢复正常。这显示美国不可能让其长期控制的“中间地带”以及盟国被另一大国轻易拉走。

美欧关系是美国重要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导致美欧关系进入“战略松散阶段”。拜登上台后重新强化跨大西洋关系，重点是经营美国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关系。在美国的感召下，北约部分成员国已派出舰艇到西太平洋游弋。对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访问日本，日媒报道称，英国此举“着眼于中国”，旨在展示为实现日美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而合作。

二是把相对中立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和地区看作争取的重点。首先，印度被认为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竭力争取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美印不断走近。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给予印度超过传统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地位。而印度莫迪政府也一再修订不结盟外交政策，开始靠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莫迪称“印美关系不再只是伙伴关系，而是更强大更紧密的关系”。

其次，东盟作为亚洲区域一体化组织，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是东盟传统做法，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美国对东盟施加压力，东盟内部亦不乏异议，但整体声音还是坚持不选边站队。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领导人都曾多次在公共场合呼吁缓和中美关系，这对东盟来说才是最佳选择。而拜登政府把争夺东南亚国家当成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也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措施。

三是兼顾那些缺乏战略自主、依附性强的国家。尽管争取“中间地带”的着力点集中于印太地区，但美国并未忽视对其他区域的控制，其中拉美地区是其盯防的重点。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拉美的巴拿马、多米尼加与萨尔瓦多三国相继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美国随即通过“召回大使”和“取消与会”的方式对这些国家表达不满。此外，特朗普政府一边在拉美地区发表抹黑中俄的言论，一边调整战略打压拉美左翼政府，并以厚利拉拢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小国，“通过针对拉美国家的贸易调查、施压和削减援助，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对美国的经贸依赖”。2018年，中拉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截至2021年8月，中拉进出口总额为2897.2亿美元，拉美地区成为中国“在全球仅次于亚洲地区的第二投资目的地，投资存量达到了43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引起美国对“后院起火”的警惕，特朗普任内重拾“门罗主义”，以“胡萝卜加大棒”企图遏制中俄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除在经济上对拉美进行控制外，“美国制度、价值观、文化、软实力以及军事等方面在拉美地区也具备自己的优势，这些也构成了美国在拉美地区存量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对于美拉关系回归正轨的意愿明显，提倡发展美拉伙伴关系，修正特朗普的强硬对拉美政策，“拜登所展现出的合作姿态及其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引发拉美国家强烈共鸣。拜登胜选及就职后，无论是左翼执政还是右翼掌权，拉美国家普遍第一时间向拜登致贺信”，并对加强合作表示期待，可见目前美拉关系相较特朗普时期前景更加明朗。

除了像拉美这样依附性强的地区，还有积贫积弱、缺乏战略自主直接沦为大国竞技场的非洲地区也是美国拉拢的对象，但有些力不从心。中美都是援非主要国家，其区别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量的区别，2015—2018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量为600亿美元，2018年再次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中国政府对非援助年均10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仅年均2—10亿美元；从对外援助占比来看，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占其援助总额的1/3，而中国对非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二是质的区别，美国对非援助主要以简单粗暴的给钱、给物为主，而中国对非援助却是在中非论坛框架下进行的全面、长期、持续、具有针对性的援助。因此即使美国有意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但由于“非洲既非美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亦非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致使美国无法分出太多精力、也难以撼动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地位。目前，拜登政府的遏制手段也主要以设置议题，如“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新威权主义论”等联合西方国家对付中国。

▍美国争取“中间地带”的主要做法

为实现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拜登政府争夺“中间地带”的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多边手段”剥夺中国在国际各领域里的话语权，把国际组织掌控在美国手中。拜登政府重返多边国际机制，进行有选择回归，主要目的不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而是为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拉小团伙。拜登政府重返世卫组织，补齐会费，积极参与其中，是由于担心中国成为世卫等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因此美国必须回归，并牢牢把握主导权。2021年，美国围绕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推波助澜，并说服了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官员。其目的是借病毒溯源问题，转移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质疑，减轻其在国内抗疫不力压力；利用一切机会抹黑中国。

其次，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把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纳入麾下。拜登政府反复强调“价值观外交”，并拟举办世界民主大会。奉行价值观外交是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传统，拜登在国会经营36年，又有8年担任副总统的经历，曾多次代表美国参与国际社会人权、民主和价值观活动。美国此举并非为了推动世界民主进程，而是利用这样的旗帜把相关国家纠集起来，共同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在美国推动下，北约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威胁和挑战，“欧洲国家需要依靠系统化力量来对抗战略对手”。部分欧洲和亚太国家借此抱团取暖或拉帮结派、搞小团伙，如日益强化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就带有明显价值观外交色彩，它不但涉及安全问题，而且还对国际抗击新冠疫情，如疫苗发放提出合作计33，以对抗所谓中国的“疫苗外交”。

第三，进一步强化对同盟国的控制。二战后，美国通过签订军事条约，建立起全球军事同盟，成为其称霸世界的支柱，并维护自身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商业利益。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遇重创。拜登深知军事同盟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重，反复强调要修复被特朗普政府损坏的同盟关系。2021年2月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决心“与欧洲重新接触”，“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由此可见，盟国是美国掌控“中间地带”的核心国家，因此是争夺的重要选择。

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拉紧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关系。美国防长奥斯汀上任后便致电日本防相岸信夫，重申美国向日本提供“核延伸威慑”和《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先后与日本和韩国等国举行“2+2”会议，从外交和防务层面拉住亚太盟国，并与日韩妥善解决了美驻防费用分担问题。美国甚至对日本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的计划予以支持。拜登政府对日本“宽容”的目的，是要拉住其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显示只要盟国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会在其他事务上不计较，让盟国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2021年5月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拜登政府宣布解除对韩国发展导弹技术的限制，并同意向韩国提供相应的导弹技术。美国此举一是为换取韩国政府对拜登政府相关对外政策的支持，二是把韩国的导弹技术列入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中，该倡议寻求在第一岛链上部署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美国非常清楚，直接把导弹部署在韩国风险巨大；让韩国自主研发中程导弹，一旦开战，美国完全可以把韩国的导弹列入“太平洋威慑倡议”中。2021年9月，韩国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之后，朝鲜又进行了巡航导弹的试验。美国不顾及后果地拉拢“中间地带”的做法，主要是考虑自身的狭隘利益，结果是将相关问题复杂化，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频繁派官员访问东南亚，强化对亚太“中间地带”的拉拢。2021年7月下旬，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他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挑拨东盟与中国关系，渲染“中国威胁”，宣称“我们的联盟和友谊网是无与伦比的战略资产”，“当我们合作时，美国和这个地区会更加安全和繁荣”。在河内，美越两国同意在2011年《促进防务合作谅解备亡录》和2015年《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基础上继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在菲律宾马尼拉，双方宣布恢复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继续准许美军以轮换方式在菲律宾驻扎，参加每年几十次军事和人道主义演练。2020年以来，杜特尔特政府一直在该协议上做文章，先下令终止协议，后推迟终止时间，这些举措体现出东南亚国家对待中美的政策选择，即在中美两国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关系，从而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获得利益最大化。

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访问越南和新加坡。美国提出将美越两国2013年达成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拜登和哈里斯把重建美国与全球伙伴关系和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哈里斯对越南和新加坡的访问就是出于此目的，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拜登政府高官如此频繁出访东盟都是精心安排的行程。新加坡素有东盟“大脑”之称，可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出谋划策。而越南是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就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越南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声索之争，美国可以借此挑拨中越关系。此外，双方还就“增强海上执法能力”合作进行了讨论。目前，美国是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越南则是美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国，排在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之后。美国主要从越南进口鞋类、服装、电动机械、家具和农产品。2021年，美越进出口贸易总额将突破1000亿美元。抗击新冠疫情中，美国积极援助越南，迄今已向其提供500万剂疫苗。

第五，寻求“稳定和可预测的美俄关系”，争取俄罗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相对中立。即使对俄罗斯这样的敌对国家，拜登政府也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拜登曾多次强调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威胁”，称普京“没有灵魂”、是“杀手”。上台后，拜登政府旋即与俄罗斯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改口称赞普京“睿智、强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2021年6月16日，拜登与普京举行首次会谈，会后就战略稳定问题发表声明，双方就稳定关系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俄罗斯在其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时不要插手；普京则乐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减轻对俄罗斯压力。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美俄又于7月在日内瓦举行工作层面会晤，其涉及话题不仅仅局限于两国战略武器的数量。拜登如此迅速会晤普京，其希望稳住俄罗斯的意图明显。会晤前后，拜登还称中国威胁俄罗斯，蓄意挑拨中俄关系。

▍中国争取“中间地带”面临的选择

“中间地带”既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地域，也是大国竞争从间接对抗走向直接对抗的“过渡区”。美国明显将争取“中间地带”当成其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中国必须沉着应战。毛泽东等几代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策略和战略仍是我们对外政策选择的参照系和出发点。

第一，细化争取“中间地带”国家的工作方法，不是所有看似愿与美国一起对华开展战略竞争的国家都会紧跟美国。尽管有欧洲国家政府表态愿意追随美国，与中国渐行渐远，但欧洲国家不可能完全与中国“脱钩”。应细化中国对欧洲政策，不能因个别国家对华态度转变而转变对所有欧洲国家的政策，甚至断绝来往。欧洲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不是对抗对象。

东盟正在改变过去“经贸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做法，即使是南海声索国也不希望卷入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对华、对美平衡外交是东盟的最佳选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游走于中美之间，既不时压制国内就南海问题的反对声浪，同时又同意美军继续以轮换方式驻扎，其政策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显示不论美国下多大功夫，东盟都不会被美国拉入对华战略竞争的阵营，中国对东盟“中间地带”的争取工作依旧存有较大的战略空间。

第二，继续做好睦邻友好工作，稳定周边国家关系。美国争取“中间地带”的重点区域在中国周边，除东南亚外，美国还在东北亚、南亚、西亚投子布势。在东北亚，既有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也有坚持中立的蒙古国。即使是对美国的盟国，中国也应细化争取这些国家的工作策略。日本既有紧随美国的一面，但在经贸等领域也有与中国合作的空间，不会完全与美国站在一起。因此对日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做好争取工作。韩国长期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对外政策，文在寅政府拒绝参加“四国安全机制”。应区别对待韩国，不能因一时一地的政策而对其全面打压，把韩国推入美国怀抱。印度有大国野心，与美国合作有自身利益考虑，应多强调中印关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塔利班夺取政权并组建新政府后，由于外部势力撤出和国内民众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强劲，阿富汗出现了发展的机遇之窗。阿富汗新政府除了国内治理外，还会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为维护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应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

第三，进一步强化与俄罗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俄关系不可能发生根本转寰，但拜登政府为腾出手来对华进行战略竞争，正试图寻求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美俄关系。一定时期内，美俄会进行相关领域的合作，寻求两国关系稳定。但俄罗斯不会完全跟随美国的节奏前行，它同样有发挥大国影响的诉求。中国应与俄罗斯开拓更多合作领域，从而稳定和进一步促进中俄关系向前发展。

第四，充分利用现有多边机制和区域组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多边外交机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应进一步强化与国际组织的联系，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破美国单边主义的束缚。同时强化与区域机制的合作，与其他国家结伴而不结盟，维系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应高度重视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中的相互沟通与协调，阐明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并加大对这些机制的支持力度，从侧面争取相关机制不被美国逐一击破。

总之，由美国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既是中美关系力量平衡再构建的过程，也是国际关系动荡变化的结果。作为两大世界经济体和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种力量再平衡过程必然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振荡与重塑。夹在中国和美国中间的“中间地带”正在形成，它不同于以往“中间地带”构成，表达方式也独具时代特点。美国正全力威逼利诱“中间地带”追随其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但难有成效。中国处在应战位置，必须重视争取“中间地带”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