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消失的战斗民族

可能慕容复自己都闹不清楚，他想重建的是哪门子的“旧国”。

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有一位玉树临风的世家公子——姑苏慕容复。此人以一招擅长反转劲力的“斗转星移”，令江湖中人忌惮三分，也使得他有幸与丐帮帮主乔峰并称为“北乔峰南慕容”。

按小说的设定，这位江南帅哥的先祖为鲜卑人，曾创下大燕辉煌帝业。尽管时过境迁，到了北宋时期，慕容家族仍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具备雄厚的实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开局手持“王炸”的人，却陷入了一个名叫“复国”的精致陷阱中无法自拔。

为了复国，慕容复不惜割舍与表妹王语嫣的儿女情长。

为了复国，他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最终，失道寡助的慕容复在这场春秋大梦中，变得疯疯癫癫，令人唏嘘。

但他到头来也从未明白，他要重光的大燕，重振的鲜卑，早就不存在了！

根据小说的设定，姑苏慕容氏应该源于鲜卑慕容氏。而慕容氏背后的鲜卑族，是自匈奴陨落后，在草原上冉冉升起的霸主。

在已知的历史中，人们普遍认可鲜卑起源于塞外部族东胡。但对于东胡的起源，却一直不甚清楚。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先秦著作《逸周书》，里面写道“东胡黄罴，山戎戎菽”。意思是，东胡以狩猎黄罴等大型野兽为生，而山戎则擅于种植一种名叫戎菽的豆科植物。

这说明至少在先秦时期，中原人已认识到东胡人主要以狩猎为生。

到了西汉时期，匈奴的狐鹿姑单于曾向汉昭帝致书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见在匈奴人的意识里，汉朝北方边境沿线生存的这堆部族，无论东胡还是月氏，他们都可视之为与匈奴人有着千丝万缕血缘关系的“强胡”。

对于狐鹿姑单于所指的“强胡”，现代学者认为，“胡”乃所有使用乌拉·阿尔泰语系的少数民族对“人”的称呼，其正确读音应为hun。因此，东胡实际上也被理解为在匈奴东边的草原狩猎部落。

约莫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当发源于阴山一带的匈奴人在他们的伟大头领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崛起时，一向活跃在他们东侧的东胡便成了其最先想要征服的“头号强敌”。

匈奴人的动作，早已引起东胡人的密切关注。为了试探匈奴的虚实，东胡王先后派遣使者到匈奴，向当时势力还不如东胡王的冒顿单于讨要他的阏氏和头曼单于留下的千里马。

阏氏就是单于的皇后。而作为一个与马伴生的草原部族，匈奴人对千里马的感情是极其强烈的。东胡王相信，如此明目张胆的索取，将使双方的矛盾“可视化”。只要冒顿胆敢不同意，那东胡随时可以以此为理由讨伐匈奴。

冒顿单于紧急召集身边亲信商议对策。对于东胡王的无理取闹，大部分匈奴贵族都义愤填膺，要求冒顿兴匈奴虎狼之师先下手为强。唯独冒顿自己采取了示弱的态度，将美人和千里马都拱手相让，以此来积攒匈奴内部对东胡的愤恨。

就这样，在双方明争暗斗间，东胡王始终找不到冒顿单于的不臣之心。而冒顿单于最终聚合所有对东胡愤恨不已的人们，发起了对东胡的驱逐战争，彻底将对方打残，从而统一了蒙古草原。

东胡败亡后，其残部一部分辗转进入大兴安岭的鲜卑山一带定居，另一部分则散落在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渐渐地，他们脱去了先祖留给他们的种族符号，演变成新的族群：鲜卑人和乌桓人。

尽管学界都认可冒顿单于发兵东胡的史实，但鲜卑人的先祖当年逃命栖居的鲜卑山究竟在哪里，迄今仍搞不清楚。不过，为了寻祖问根，早在北魏太武帝时期（423—452），拓跋焘就曾命中书侍郎李敞到祖居之地刻碑祭祀。故而，1980年，考古人员发现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位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处）中存有这块石碑之后，便将嘎仙洞所在的山区定义为鲜卑山。

自从鲜卑人遁入大兴安岭之后，匈奴人无疑成了草原上最凶狠的狼。

在冒顿单于绝对领袖的意志引导下，匈奴人开始独霸一方。凭借手上的弯刀与战马，匈奴人与中原汉朝死磕到底。然而，与中原王朝稳定的农耕文明相比，草原游牧文明始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大汉王朝经济腾飞与军事发展的双重施压下，匈奴部族被生生地拖垮了。

匈奴的落败，让所有曾经被其压服的部落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于是，趁着汉匈两败俱伤之际，鲜卑人步随乌桓人之后，重返草原。

几乎与匈奴人的崛起一样，鲜卑人在重回草原之际，部落间也出现了一位统一的领袖——檀石槐。

檀石槐活跃于东汉王朝中后期。在鲜卑人的传说中，檀石槐的降世尤为传奇。当年，其父投鹿侯随匈奴人出门打仗，一去三年，回家后发现妻子已为其产下一子。面对妻子的不忠，投鹿侯自然十分愤怒。可他的妻子却说，这是天意，自己“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

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出身故事，显然是后来附会上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私生子，却是日后统一鲜卑，尽夺匈奴故地，连扰汉边的草原枭雄。

效仿匈奴的冒顿单于，檀石槐在弹汗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和歠仇水（内蒙古兴和县与河北怀安县境东洋河）一带设立了自己的王庭，正式号召龟缩于深山里的部众，沿着匈奴人走过的道路去获取更多的战略资源。

在那个草原无主的时代，檀石槐的决策是成功的。

史料记载，在相继击败北边的丁零人、西边的乌孙人和东边的扶余人后，檀石槐也将自己下辖的草原帝国分成东、中、西三个部分，并设置三部大人（部落总首领），令其分别统辖域内其他部落，并最终效忠于自己。据学者考证，日后影响历史走向的慕容鲜卑、宇文鲜卑即由中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发展而来。

凭借着极为辽阔的疆域，檀石槐对中原王朝的态度，明显比冒顿嚣张多了。一句话，檀石槐不屑于与东汉和亲，更不愿接受其任命。可以的话，檀石槐的事业想做到无限大。

于是，从前不大起眼的鲜卑，成为东汉中后期北方最大的敌人。

延熹九年（166年），鲜卑分派几万骑兵进入东汉沿边的九个郡，杀害掳掠官吏百姓。东汉朝廷派名将张奂进攻鲜卑，鲜卑人这才出边塞离去。

镇守边塞的将领主张出兵远征塞北，可此时的东汉朝廷内部却产生了意见分歧。

主和派以为，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是擅长发动闪电战的好手。更何况，眼下东汉无论是经济还是兵力都无法与前朝相比，硬碰硬恐怕一点好处也占不着。因此，他们认为东汉军队应将主动出击改为被动防守，护住现有国土即可。

尽管这一观点可能过于保守，但后来的史实证明，此项决策至少消弭了中原地区百余年的外族入侵风险。

与此同时，气候的急剧变化，也在不断压缩鲜卑人的生存空间。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此时的东亚，正遭遇有史以来的第二个小冰河时期。气温下降，导致了一个相对严重的问题：自然水源不足。对于依赖水草丰美的草原进行放牧的鲜卑人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

幸运的天平再一次倒向了东汉王朝：公元181年，檀石槐卒。

因其生前未能留下强有力的继任者，曾经强盛的鲜卑帝国昙花一现。为了各自眼下的利益，鲜卑人又延续了匈奴人衰败的老路——内部分裂。

内耗就会走向衰败，待中部鲜卑慕容氏再度崛起之际，他们只能对过去曾经傲视过的中原王朝俯首称臣了。不过，承续东汉王朝而来的曹魏、西晋等政权，却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于是，在中原政权的扶持下，鲜卑慕容部首先在族群中崭露头角，其首领涉归成了中原王朝钦命的“鲜卑单于”。涉归则干脆给家人们冠姓“慕容”，成为鲜卑历史上第一个冠用汉姓的大家族。

为啥起号“慕容”？按照其后人的说法，慕容具有“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的意思。所谓二仪，即阴阳；三光则是日、月、星。看起来涉归及其家人都十分温顺，准备归化于汉民族文明。

实则不然。传说，在汉桓帝执政时期，当时的中部鲜卑大人叫柯最阙，他住的官邸就叫慕容寺。因此，究其冠姓“慕容”的本意，涉归及其子孙大概是想告诉世人，慕容鲜卑不仅要统治草原，更要威震华夏，一统宇内。

可是，还没等涉归有下一步动作，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闹分裂了。

学习中原的权力更替制度，慕容涉归在草原上搞起了嫡长子继承制。这就让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心中膈应得很，可他也不敢像匈奴的冒顿单于那样鸣镝弑父，故而只能将一肚子怨气撒在了弟弟、慕容涉归嫡长子慕容廆身上。

涉归死后，吐谷浑拿到了父亲留给他的700户牧民和牛羊，实力远远弱于慕容廆。尽管他们的父亲有言在先，希望两兄弟日后精诚团结，在各自的地盘上牧牛放马。可老爹一咽气，两人就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在一系列的小范围摩擦后，身为弟弟的慕容廆成功把哥哥吐谷浑挤走，并开启了慕容家的最高使命——南下侵占中原。

不过，慕容吐谷浑也不是吃素的。被弟弟赶走后，他率部定居阴山、祁连山一带，努力造人，鼓励繁衍。据说，他去世前，膝下已有60个孩子。靠着这批“童子军”，数十年后，一个以吐谷浑为名的族群政权被重新建立起来，并开始了新一轮侵伐中原的进程。

当然，这是后话了。

慕容廆把哥哥赶走后，便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尊儒礼，倡汉文，时刻关注着中原王朝的细微变化。但慕容廆父子都没等到入主中原的那一天。

慕容廆的孙子慕容儁等到了，可那已不是统一的天下。

除了鲜卑，匈奴、羯、羌、氐等其他四个大型部落，也跑到中原抢肉喝汤。偌大个天地，一下子冒出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政权。无奈，慕容儁只能秉承家族遗命，在自己的地盘上率先建立起一个叫做“燕”的政权。鉴于后来陆续出现诸多以燕为号的政权，史学家将其称为“前燕”。

前燕出道即巅峰，短时间内便与前秦、东晋两大政权分治，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

可慕容氏的家族使命是一统天下，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意味着即便做了皇帝，慕容儁的的脚步依旧不能停歇。为此，他要求在前燕境内，辖下部众成年男子皆需当兵，并亲自制定了两年内扩军150万、进军中原拿下洛阳的大计划。

贸然增兵显然超出了前燕的负荷，很快，在这项不合理的重压政策之下，慕容氏家族内部闹翻了。

公元360年，慕容儁在邺城阅兵，准备南下夺取东晋，恰在此时病情加重而死。临终前，他特地找来弟弟慕容恪，要其继承自己的衣钵。

面对哥哥的真诚试探，慕容恪宁死不从。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个侄子慕容暐，虽仅十岁，却是哥哥的嫡长子。于是，在此刻的生离死别间，慕容恪发誓，自己日后只代行周公事，忠心辅佐幼主。

可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盲目遵从家族流传的嫡长子继承制，将会给崛起中的前燕提前埋下祸根。

继位的慕容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日常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封山占水、修建园林之外，基本啥都不懂。至于他们家族世代流传的统一天下使命，在他那里不过是一阵风。

当慕容暐决意抛弃父祖重视的“农耕以积累国力，尊儒以凝聚人心”的正确做法时，前燕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公元370年，距离慕容儁咽气不到十年，鲜卑慕容氏辛辛苦苦打造的第一个政权前燕，在不肖子孙慕容暐手上葬送了。

尽管前燕政权功亏一篑，但慕容家族从未放弃过复国的念想。亡国十余年间，慕容氏的其他支系又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等诸燕政权。

但天下风云幻变，时势已尽归慕容氏的亲家鲜卑拓跋氏。燕魏之争落败后，慕容鲜卑人遭到残酷镇压，很多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纷纷改姓，由“慕容”改为“慕舆”或“豆卢”，后又改为舆、卢两姓。随着时间推移，慕容部与拓跋部的国仇家恨才算彻底消弭，一些慕容鲜卑人恢复了本姓，另一些人却因时间久远再未改回“慕容”之姓。在北魏末年的大乱中，慕容氏终于以武人的面貌趁着六镇起义后的反汉化潮流重新崛起，出现了慕容绍宗（慕容恪后人）等家族，历经东西魏直到隋唐成为高门大族。不过，这只是慕容氏硕果仅存的安慰罢了，绝大多数鲜卑慕容人与拓跋氏融为一体后，共同迈向了汉化的大熔炉。

公元398年，从燕魏争霸胜出后，由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创立的北魏王朝开始称雄华北，并逐渐统一北方。

鉴于诸燕政权大抵一世、二世而终的教训，拓跋珪一早便想到了中原的立嫡制度，并效仿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先例，首创“子贵母死”制度。

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北魏皇子一旦被册立为太子，其亲生母亲就难逃一死。

这套惨无人道的祖宗家法，虽在理论上杜绝了外戚专权的可能，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不过是拓跋氏皇帝们的一厢情愿。

由于大多数北魏太子确立之时年纪尚小，宫中一般设立保母或由其他宫人代为抚养。而这些人在付出劳动后，亦随着太子的身份转换，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养尊处优的皇太后，并引导其亲族，开启一段新的外戚政治。

文明太后冯氏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原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但二人并未诞下一子半女。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顺利继承皇位，在文成帝的主持下，他的庶长子拓跋弘认了冯氏为养母，形成抚育关系。

因为文成帝过早去世，年轻守寡的冯太后耐不住寂寞，在宫中豢养了不少情夫，并让他们插手朝政，导致新即位的献文帝拓跋弘心生反感。最终，拓跋弘与养母冯太后彻底闹翻。在冯氏的逼迫下，18岁的拓跋弘不得已禅位于5岁的儿子拓跋宏，成为太上皇。

然而，冯太后并未善罢甘休。她是个记仇的人，为了给死去的情夫报仇，她毒死了拓跋弘。这便导致了冯太后与年幼的孝文帝拓跋宏之间仇怨更深。

但冯太后始终紧握手中大权，聪明的孝文帝为了保命，在冯太后执政期间，更多时候自愿充当“事无巨细，一禀太后”的虚位君主。

虽然冯太后私生活不检点，但她的政治嗅觉却是灵敏的。

至孝文帝时，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已近百年。相较于气候适宜的中原地区而言，平城地处边陲，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灾荒多发，显然不是一个理想国都的建设地。此外，从军事上讲，统一了北方之后，北魏的战略重点主要向南，都城太靠北，反而不利于对北魏整体国土的管控。

所以，在冯太后执政过程中，她尝试加入了一系列带有汉化元素的政策，希冀通过这种手段改变北魏当时颓废的经济。而这，不仅保障了北魏王朝租税和徭役的稳定征发，还意想不到地收获了辖地内中原士大夫对拓跋鲜卑的印象改观，为日后北魏王朝南迁中原打下良好的基础。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迁都洛阳，推行汉化。

迁都毕竟是大事，牵扯到诸多鲜卑贵族的切身利益。于是，孝文帝以“统一天下，建德立功”为名，兴兵三十万，御驾南伐，逼迫鲜卑贵族接受王朝迁都的既定事实。

公元494年，经过长途跋涉，孝文帝终于将鲜卑大部带入了中原，北魏国都也从平城搬到了洛阳。

没想到，这引起长期扎根草原的鲜卑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的怂恿下，孝文帝的皇太子拓跋恂首先站出来反对自己的父亲，并公然逃回平城，准备起兵谋反。为了大局，孝文帝只能忍痛赐死太子。这下，随军南下的鲜卑族人皆不敢妄言半句了。

为彻底断绝鲜卑贵族对故地的留恋，孝文帝要求所有随军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必须葬于北邙山，不得回迁草原，否则视为抗旨。

于是，一大批拥有自家牧场牛羊的鲜卑贵族，成了中原洛阳人士。

随后，孝文帝又以不利胡汉合作为由，明令禁绝鲜卑贵族在官方文件上使用鲜卑语表达。但他也明白，改变语言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针对具体实施步骤，他又做了一些调整，如要求30岁以下人士必须习得汉语，否则剥除其任官资格。在圣旨的强制下，南下的鲜卑族人都学起了汉语，进一步消除了鲜卑人与汉人之间的语言隔阂。

孝文帝还要求原鲜卑八大部落达奚、独孤、步六孤等，通通改用汉姓，并以身作则，取“万物之元”的含义，给全体拓跋皇族钦定了汉姓元氏，拓跋宏也由此变成了元宏。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后，鲜卑人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已与汉人无异。但正如后世苏东坡所言，“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唯独在长相上差别甚大。故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压轴，就是推行胡汉通婚。在原鲜卑八大部的基础上，他效仿中原盛行的门阀制度，将原鲜卑八大部与中原五姓七望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门望世代相传的新贵族阶层。

从此，南下的鲜卑族正式融入汉族，成为华夏大家庭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不过，上天并不打算给孝文帝多留时间。在迁都洛阳五年后，亲率大军抵御南齐部队的孝文帝病逝军中，享年33岁。随着他的离去，正在进行的改革被迫中断，又一影响历史进程的乱世开启了。

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旧都平城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政治环境的突变，导致原先担负拱卫首都重责的边境六大军镇同时失能，逐步沦为北魏王朝的“弃子”，成了发配戍边犯人的最终归属地。

更为凶险的是，由于北魏统治阶层汉化程度逐步深入，官员任用开始讲究门荫出身，导致一向以戍边为业的六镇将士更无出头之日。

在吃不饱穿不暖、政治地位边缘化的情况下，六镇之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尽管起义最终为进京勤王的契胡人尔朱荣所剿，但北魏王朝却给自己招来了个“掘墓人”。通过战争，尔朱荣逐渐成为北魏版的曹操。而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的同时，他的麾下，也诞生了两个军事强权人物：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两人白手起家，顶替老东家，将北魏王朝一分为二，各自为政。

鉴于孝文帝改革的“不彻底”，宇文泰在执掌西魏王朝的最高权柄后，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

由于鲜卑军队历来部落属性很强，故宇文泰在初步改革时，即强调保障鲜卑军事集团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朝中以鲜卑军士为骨干，创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府兵制。他规定，除了他自己以及西魏宗室代表元欣外，另外六名重要军事将领可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合计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领开府二人，每一开府各领一军，合计二十四军。

受惠于这座军权“金字塔”，隋唐两代帝王的祖先杨忠和李虎，身份都由边镇将领变身为开国元勋、朝廷重臣，获得当权者的青睐与重视。

为了实现军权的初步集权化，宇文泰还让各柱国与各大将军互为犄角，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局面，从根本上杜绝了鲜卑军队再谋叛乱的可能。

随着实力的上升，宇文泰又着手构建“关中本位”概念。说白了，就是将西迁的汉将籍贯由原来的崤山以东，一律改为关陇郡望。按陈寅恪的说法是，此举与当年孝文帝强制汉化一样，只为断绝西迁汉将的故土之念，并给予大批出身寒微的汉将附会世家豪门的机会。

历史表明，随着这套体系的订立，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正式形成。在此后包含隋唐两代的300多年间，无论是权力更替，还是王朝颠覆，从关陇集团内部看，都不过是一群亲戚在打架。

从这个意义上看，鲜卑人最后确实得到了天下，但却完全丧失了族群的主体性，彻底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隋唐时期，鲜卑族作为一个族群实体，已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能从隋唐的历史中找到鲜卑后裔或鲜卑文化因素，不过，这已如同昔日的燕子，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明是族群融合的过程，历史是族群消弭的结果，而消失的鲜卑人，或许是最深刻的见证者。

– END –

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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