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无疑是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载入史册的月份。
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风险，给中概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会议，提出一系列促进资本市场和平台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举措，以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
短期的波动，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并不罕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和昔日的行业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回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更清晰地看到行业和企业，在今天中国的新坐标。
1987年，距今整整35年前，中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那一封邮件的内容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7年之后的1994年4月20日，中国全功能接入了国际互联网。
那时候的人们不会想到，后来互联网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都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强烈脉动，但回溯到20多年前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1995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在北京成立，创始人张树新在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互联网”为何物，但通过《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对“信息高速公路”不算陌生。
自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报告中提出这一概念后，举国上下获得了新的希望和焦虑——近代中国已多次错过技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起点已摆在眼前，从庙堂到草野，没有人愿意再输一次，却不知从何开始。
那年的1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写道：“从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高要求，也就是建立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来看，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其一是由于体制和观念的限制，做不到全民共享，该计划流于形式，实质失败；其二是尽管未必与制定者的本愿一致，但大大促进了信息和知识财富的社会化和实际共享，从而产生社会变革。”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则在数日后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的文章。
他算了一笔账，美国拟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欧洲9000亿法郎，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英国要投入380亿英镑，我国能投入多少？
即使我国“有资金、有技术”能在“一年”基本建成一个大体覆盖全国的国家高速信息网络，我国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开着“小汽车”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站在今天看何祚庥的疑问，或许有人会觉得荒谬。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何的观点并非不经之谈，一个电话普及率尚不到3%，个人电脑普及率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可以说是连车和马路都没有，直接建高速现实么？就算建得起，能用得起、养得起么？
很多年后，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但是后来，认为互联网从技术上会很有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先发展了再说。
那时对互联网的担心，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没有管制，当时网上就有黑客、病毒，以及很多垃圾和黄色的东西，人们担心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二是赢利模式的问题，在网上提供信息的人，怎么获取利益？
这两个担心都很现实，尤其是第二个。互联网进入中国，恰逢美国互联网泡沫的膨胀期，套用若干年后雷军的话，猪站在风口上都飞得起来，但全世界都不知道、也不关心互联网到底应该怎么挣钱。
那时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互联网是新经济。
至于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区别是什么，新经济还要不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每个人都语焉不详。但钱又是明摆着的，自从那年8月网景（netscape）上市后当天收盘价翻了两番，无数互联网公司一遍遍演绎相同的故事：做网站，拿风投，玩命烧钱圈用户，纳斯达克上市，创始人套现，一夜暴富。
之后的几年，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也加入到这一游戏之中。幸运的是，这一波浪潮，中国入局的等待时间不算太长。
门户时代的圈地游戏
初代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靠抄作业起家的，瀛海威的悲剧在于，它抄得太早了。
1994年，中科院高技术企业局研究员张树新在美国旅游时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她上的第一个网站叫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这家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和内容服务，让张树新大开眼界，她当即决定，回国后要办一家中国的AOL。
张树新将全部家当抵押给银行，用拿到的1500万元建立瀛海威。从这个奇怪的名字可以看出，张树新至少是个营销高手，“瀛海威”是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译，在那个时代，“瀛”和“海”也让人忍不住对公司的背景产生遐想。
虽然瀛海威很快就失败了，但不能不承认张树新的魄力。当时除了少数科研人员，没几个人听说过互联网，张树新去申请上网线路时，邮电部甚至不知道应该由哪个部门接待她，最后是按照寻呼台租用线路的价格确定了费用，一条线一个月费用6000元。
瀛海威的商业模式全盘照抄美国在线：用户注册后，缴纳一笔费用兑换上网所需要的信用点，即可享受BBS、电子邮箱等服务，也可以浏览国外网站。
但是，瀛海威收取用户通过主干网浏览国外站点所交的费用，还没有交给中国电信主干网的使用费多，用户访问国外站点的时间越长，瀛海威就越赔钱。
1997年6月，邮电部投资70个亿的169全国多媒体通信网启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当年就实现了上海、江苏、广东等8个省市的联网漫游，全国范围内的入网价格一下子大幅下降，瀛海威随即一蹶不振。
张树新后来总结失败原因：“我们本来是要卖面包的，后来我们要从种麦子做起，而卖面包的利润却无法负担种麦子的成本。”
如果张树新能在创业之初引入风险投资，或者能从抄AOL转向抄雅虎，也许瀛海威能像它的后辈新浪、搜狐一样活到现在，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98年是中国门户网站元年，真正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当时并称“三大门户”的搜狐、新浪和网易，起点其实并不相同。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张朝阳最初只知道要做互联网，却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但在没有任何清晰商业计划的时候，他就能从两个美国大学教授那儿融到22万美金，其中一个叫尼葛洛庞蒂，写了本鼓吹互联网的书《数字化生存》，机缘巧合成为当时国内的畅销书。
张朝阳最开始模仿的是美国内容网站Hotwired，这个网站本质上是一家线上杂志，雇用了80多名编辑记者生产内容。
张朝阳没有财力自建内容队伍，只好从新华社摘编新闻，把《小说月报》、《精品购物指南》的内容搬到网上，结果每天访问量也就500多人次。
后来，他尝试模仿雅虎，把别的网站以链接形式列在自己的栏目里，没想到访问量大大提升，于是决定改做搜索引擎，不过这个初代搜索引擎与谷歌、百度不是一回事，只是对网站信息的分类，类似后来的hao123网址导航。
搜狐的原名是“搜乎”，为了与雅虎对标改乎为狐，连英文名sohoo都是对yahoo的复刻。
新浪的前身四通利方是一家软件公司，创始人王志东是中关村最有名的程序员，写出过著名的Richwin平台。
新浪的起点是四通利方的BBS，这个论坛有一个叫“goooooal”的版主，真名陈彤，日后被称为“中文网站第一编辑”。
陈彤性格强悍，传播直觉极其敏锐，他让新浪的新闻质量和数量都傲立三大门户之首。正是这个陈彤，在web2.0时代运营出了名人博客和微博这样的杀手级产品。
网易最初做的是BBS和个人主页，前者与当时的水木清华齐名，后者曾经覆盖20%的中国网民。
与张朝阳和王志东不同的是，丁磊最初并没有引入美国风投，走的是体制内路线，1997年5月，他找到了时任广州电信数据分局局长张静君，让电信局免费提供了服务器、带宽和办公室，又拿到了张静君任负责人的飞华公司119万元的投资，开发了一套电子邮箱系统，卖给首都在线等网站，一年多时间就有了500万的净利润。
三大门户业务各有侧重，搜狐是搜索、新浪是新闻、网易是论坛，但主页面都是对雅虎的照搬。
至于为什么不约而同做门户，丁磊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如果以房地产作比拟，那么，网络门户是互联网络中最昂贵的地段。”
不错，在互联网信息尚不丰富的年代，门户能最大限度地聚拢流量，仅凭流量就能在互联网泡沫的年代拿到好估值。
但是，昂贵并不意味着变现，搜狐的广告业务拓展得很慢，几乎没什么收入；新浪直到上市之前，Richwin都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网易靠的还是卖电子邮箱和软件的收入在支撑，与网站没有什么关系。
三大门户能在产品上抄雅虎，却没法在挣钱上抄雅虎，当时广告几乎是门户网站唯一的商业模式，但中美网民数量不可同日而语，2000年以前，中国只有不到1000万网民，而美国已达1亿。互联网广告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这种不约而同反映了初代中国互联网人的共同特点：像硅谷的产品经理一样，把产品做好，获得足够多的用户，至于商业模式，以后再说。
腾讯和百度，以“微创新”适应中国
三大门户曾随互联网泡沫一起膨胀，但2000年在美国上市之时，却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三大门户在商业上的探路历程相当艰难，只不过他们的运气还不算太差。中国PC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电话功能机的渗透，几乎同频，让三大门户意外找到了新的营收来源。
2000年11月，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向众多的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移动梦网”收入的85%归服务提供商所有，剩下的15%归中国移动所有，并且由中国移动承担坏账风险。
三大门户如逢甘霖，纷纷推出短信业务，为用户提供新闻、天气、交友等服务，由此扭亏为盈。
短信业务成为三大门户营收的主要来源——2004年互联网全国总收入中，74%来源于网站嫁接了短信业务。包括当时已经推出qq，掌握了大量社交流量的腾讯，也是靠短信业务撑起了主要营收。
但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中国互联网的宠儿已不再是三大门户。BAT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互联网江湖的格局。
腾讯诞生于1998年，阿里巴巴创立于1999年，而百度则创办于2000年。这3家公司几乎同龄，但在一开始就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就直观感受而言，腾讯和百度的初代产品，都有他们比较明确的美国原型。他们延续了从门户时代“师发硅谷”和“Copy to China”的传统。马化腾和李彦宏都是地道的程序员出身，而李彦宏本人更是直接从硅谷回国创业的。
当然，腾讯的QQ，不是对ICQ的照搬。
1998年10月，腾讯创立之初最主要的业务，并不是后来的互联网业务，学计算机出身的马化腾与他的大学同学张志东一起创办了主营网络寻呼业务的腾讯公司。
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将互联网与寻呼联系起来，开发无线网络寻呼系统——这套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让用户不必打电话，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把信息发送到寻呼机上。后来成为中国PC互联网最大流量池的QQ，起初只是马化腾团队不经意的成果。
1996年，三个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开发出了一种可以让人在网上直接快速交流的软件，新软件的名字叫ICQ，即“I Seek You”（我寻觅你）的意思。
它除了支持网上聊天外，还具有发送消息、传递文件等功能。马化腾创业前就接触到了ICQ，1999年2月，因为觉得原版ICQ不好用，他与创业伙伴张志东一起开发出了OICQ，意为“开放的ICQ”（Opening ISeek You）。
OICQ集合了ICQ的所有优点，而且对ICQ做了很多改进。
ICQ的全部信息存储于用户终端，一旦用户换一台电脑登录，以往添加的好友就会消失；它不具备离线消息的功能，用户只能与在线的好友聊天；用户不能任意选择聊天对象，只能在事先知道对方信息的情况下，输入后让ICQ帮助寻找。
OICQ完全摒弃了这些弊端，它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在线用户的名录随意选择陌生人聊天，即便好友不在线用户也可以给其发送信息。
QQ一上线就迅速获得了大量用户，但也迅速落入了三大门户曾经的窘境，手握流量却无法盈利。马化腾曾数次考虑卖掉这个产品，幸好买家都出价太低。之后，靠着IDG、香港盈科和南非MIH的数轮投资，腾讯才避免了夭折。
历史上第一个为腾讯创造了盈利的产品是QQ秀。
这个2003年推出的虚拟皮肤，一炮而火，让腾讯获得了利用社交流量直接变现的密码。腾讯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在包括王者荣耀在内的许多现象级游戏中，虚拟服装和道具为腾讯贡献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收入。
相较于ICQ，腾讯的QQ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产品层面的改动，另一件事是在商业模式上的探索。
这两件事其实都不是颠覆性的，但正是类似这样的“微创新”，让它能够更好适应中国市场，并且一举抓住了中国互联网市场爆发的红利。
百度也不完全是对谷歌的照搬。
1996年4月，在拉斯韦加斯一场学术会议上，李彦宏突然想：人们往往根据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来评价这篇论文是否权威，如果把这种思路应用到网页检索上，哪个网页被链接的次数最多，哪个网页就被认为是质量最高、人气最旺的。
再加上相应的链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结果的排序上。这就是李彦宏后来发明的“超链分析术”，他给这个原理取了个很人文的名字，叫“人气质量定律”，也叫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
归国后的李彦宏向各大门户网站销售自己的搜索引擎，一家媒体就新浪、搜狐、网易、雅虎中国和ChinaRen的搜索引擎进行的测评显示，在响应速度上，ChinaRen是1秒钟，其他四家是5秒钟；在搜索的数量上，ChinaRen是几千几万，其他4家却只有几十几百。ChinaRen用的正是百度的搜索技术。
受百度技术的吸引和打动，搜狐在这一年8月成了百度的客户。随后新浪、网易、263等当时国内的大中型门户网站也都采用了百度的搜索技术。
到2001年夏天时，百度的搜索技术已经拿下了国内80%的门户网站。
然而随着覆盖面的扩大，百度渐渐入不敷出。
当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搜索引擎公司Overture已经靠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受此启发，李彦宏做出决定：从后台走向前台，做一个直接面向网民的搜索网站。
2001年9月22日，百度自己的网站正式在互联网上亮相，简洁的首页页面和谷歌相差无几；百度竞价排名系统也在这天正式上线，它大受中小企业的欢迎，因为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经济适用、方便快捷的推广平台。
百度的商业模式极具争议，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更让它的声望跌入谷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阿里上市之前，百度是最具号召力的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它对中国互联网广告行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真正体现了互联网相对传统媒介在营销领域的效率优势。
从公司进化史角度来看，百度和腾讯也是相似的。
在搜索引擎这个美国成熟业务的基础上，辅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微创新”，契合了中国用户和广告客户的需求，从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腾讯和百度也成为PC互联网时代中国最大的两个流量池，展现出中国市场上海量的流量，可以如何转化为互联网公司的直接收益。
孤独的商业探路者
阿里巴巴创业的起点，和几乎其他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不一样。
当别的公司从网页或者应用出发的时候，阿里巴巴从一开始思考的就是商业场景。
阿里巴巴依靠的，并不只是PC和移动通讯普及和渗透这样的技术红利，阿里巴巴更看中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融入世界进程中，巨大的商业需求。
早在阿里成立之前四年的1995年，到北京推广中国黄页的马云曾拜访瀛海威的张树新，后来他在一部纪录片中说道：“如果互联网有人死的话，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她的观念我听不懂；第二，我做的是企业上网，她做的是老百姓上网。”
1999年阿里巴巴诞生的时候，主营业务是中国供应商，也叫B2B，用马云的话说，“我们在B to B平台帮中国卖家找到外国买家”。
这句话虽然有4个英文字母，说的却是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北宋，中国就已出现大量撮合贸易的中间商，被统称为“牙人”，牙人对北宋商贸的繁荣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早期的阿里巴巴人相信，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力量，可以在中国绘出一幅数字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阿里巴巴所做的这一门老行当，显然与当时的互联网生态格格不入。阿里巴巴初创期员工、程序员王建勋在听完马云演讲后曾说：“就觉得疯了，因为这个模式国外也没有。国内有一个‘怪胎’B2B，那就是我们。”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载体，互联网自进入民用领域以来就戴着神圣的光环，几乎所有的互联网CEO都是技术和产品的崇拜者，即便人人都幻想着暴富，也没人敢把“生意”二字挂在嘴边，而马云从一开始就关心“企业”和“生意”。
前通用高管、后来加入阿里巴巴的关明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创始人如此清晰地知道公司的使命，当他第一次问到马云这个问题，后者脱口而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阿里巴巴B2B的业务形态也与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印象大相径庭，没有黑客马拉松、没有技术和产品至上的文化，员工主体是日后被称为“中供铁军”的销售。
这些人在各个产业带城市挨家挨户找工厂上门推销，为了防止被狗咬，不少人的皮包都夹了一层硬纸壳，以备不虞。
2003年5月，淘宝在非典疫情中诞生。阿里巴巴的商业触角，从B2B领域延伸到C2C领域。
但淘宝从一开始就不是易趣或者亚马逊的翻版。淘宝对海外公司同类产品的模仿，要比其他互联网公司少得多。
从淘宝诞生的第一天起，阿里人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淘宝这样的平台，最大限度地契合中国客户的需求。
淘宝首创了免费模式，让商家有了低成本的交易平台。针对中国信用体系不发达的痛点，2004年支付宝出现，让淘宝得以提供担保交易功能。此后，淘宝的生态进一步延伸到物流、品牌运营等各个领域，最终将生态里的商家连接成了一张覆盖全中国的实体网络。
像百度、腾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公司，只是简单提供“我做你用”的产品，平台和用户之间，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但阿里的小二要同时服务好商家和消费者，做最累最烦的丙方。
在马云的形容中，阿里巴巴干的是“鼠标+水泥”的脏活。
客观地说，相较于腾讯和百度，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显得有些笨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淘宝虽然已有巨大的用户规模和影响力，但在营收和利润上却远不及腾讯和百度。直到2011年，阿里一年的营收还不及腾讯一个季度。
中国另一家主流电商，京东，其创业的历史甚至比阿里更长。
在京东看来，公司的起点是刘强东1997年在北京中关村所开的线下电脑店。但京东和阿里的模式迥然不同，它是一家地地道道的零售公司，它的商业模式简单粗暴，以批发价进货，以零售价卖出，和所有线下超市的模式并无不同。
这种以自营为主的模式，使京东在3C、图书等行业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和它模仿的亚马逊也非常相似。
但这种模式难以提供丰富、长尾的多元化供给，相较于“万能的淘宝”，京东的口碑更多建立在服务的标准化之上。
移动互联网改变江湖
2007年，初代iPhone发布，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迅速到来，中国互联网江湖，由此再次改变。
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普及，加速了移动互联网的渗透进程。通过手机，每个人几乎都是24小时在线，这一方面大大延长了上网时间，另一方面也让线上线下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一革命性变化必然会让一些老巨头掉队，另一些新巨头崛起。
2012年百度世界大会，李彦宏公开预判移动互联网是醉驾，他的理由是手机应用碎片化、时间碎片化、用户消费低，广告、游戏和电商这互联网三大收入来源在移动互联网上均未获得明确的商业模式。
李彦宏的这一误判，让百度错失了移动端转型的良机。移动互联网争夺的是用户时长，而百度依赖的搜索对用户时长的占领并没有显著变化，不再成为互联网流量的总阀门。
取而代之的是张一鸣的今日头条，中心化的算法推荐虽然常常被人诟病为“制造信息茧房”，但其对用户碎片化时间的占领效率无人能出其右。
等到百度回过神来已经晚了，大量的广告业务被今日头条夺走，百度后来在自己的App上模仿头条的算法推荐，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已经掉出了第一梯队。
相比百度的落寞，腾讯和阿里巴巴则顺利度过了移动互联网的转型。前者依靠微信，垄断了熟人社交，延续了QQ在私域的统治地位；后者对淘宝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实行“千人千面”，淘宝变得更好用，也更多元。
2011年，一款用于制作、分享GIF图片的手机应用“GIF快手”上线，这就是后来快手的前身。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快手的短视频模式在2015年以后迅速打开市场。2016年，今日头条推出了短视频App抖音，后来超过快手成为中国最大的短视频应用。
凭借着抖音的巨大商业成功，今日头条将公司名称改为“字节跳动”，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另一极，字节跳动的Tiktok，则成为中国企业成功出海的现象级产品。
在短视频兴起的几乎同时，中国互联网还出现了一波“O2O”热潮。
当BAT三巨头分别解决了人与信息、人与商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O2O就是要解决人与服务之间的关系。用互联网满足线下服务需求，难度比前三者更大，但由于中国市场足够广阔，谁也不愿意丢失潜在的蛋糕。
2010年，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惨烈的千团大战开始上演。
此前，一家叫Groupon的美国团购公司才成立2年就获得了250亿美金的估值。经过长达数年的搏杀之后，美团最终胜出，事后有人总结王兴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2012年全面转型移动互联网，放弃了PC端流量。
互联网与外卖的结合则早在2008年就由饿了么的张旭豪推出，美团在千团大战后，也很快推出了外卖服务，至此，互联网完成了与线下“到家”和“到店”服务的深度融合。
之后，共享经济成为下一个风口。
滴滴和快的的出现，让无数人的出行方式发生巨大改变，虽然网约车的模式后来饱经争议，但它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出行行业。
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也被迅速催熟，摩拜、OFO、哈啰，上演了一场单车大战，大战虽然落幕，但互联网和大众生活更紧密的关联，却已不可改变。
相较于PC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给更多新来者想象空间。
在早已成熟的电商领域，拼多多通过微信生态的社交裂变，一跃成为中国电商平台中用户规模TOP 2的存在，远远超过了同属“腾讯系”的京东。
B站和小红书，则在内容红海中突出重围，在微信系和头条系产品之外，获得了自己的独特位置。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头在资本上的扩张，阿里和腾讯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
阿里控股了菜鸟，收购了饿了么、高德地图、优酷土豆、大润发和银泰商业，这些被收购业务的表现各有参差，但背后总的来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除了文娱板块之外，阿里巴巴收购的业务大都和商业、物流场景高度相关。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并非简单的横向扩张，而是其“新零售”战略的一部分。
腾讯则完全不同。
在微信出现之前的2010年，腾讯就曾遭遇一场巨大的风波，它和奇虎360的3Q大战，闹到工信部和公安部介入，这场风波的直接起因是，腾讯推出的QQ电脑管家几乎涵盖了360安全卫士的所有主流功能。
当时的腾讯，触手已伸到了包括游戏、电商、搜索、邮箱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产品形态，这种依托社交流量全域作战的模式，全世界也只有腾讯一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让腾讯几乎成了行业公敌。
这次事件之后，腾讯改变了既有的策略，开始利用自身在流量上的优势，在行业中寻求投资标的，形成紧密捆绑的关系。
随着微信成为无可置疑的最重要的“流量高速公路”，腾讯的资本触角不断延展，京东、美团、拼多多、快手……除了阿里和字节跳动之外，几乎所有中国重要的互联网公司，都有腾讯的入股。
殊途终会同归
不得不说，中国互联网行业在最近几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外卖、出行、打车，再到后来的社区团购，互联网行业进入的民生领域越来越多，在给大众带来便利的时候，也让人质疑互联网公司是不是有真正的科技实力，还是只是与线下争利。
借由互联网出现的P2P等行业乱象，更让人们忧心忡忡，如果中国互联网产业只是搞商业模式的创新，整个行业都可能误入歧途。
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是，互联网企业自身的改变，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发生。
2008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有一条明线——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这关乎用户时长、消费升级，它直接反映了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巨大红利。
同时，还有一条暗线——互联网公司在科技领域的深耕，它们开始尝试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而这是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中的关键领域。
对阿里巴巴而言，2008年尤为特殊，一方面，天猫的前身——淘宝商城上线；另一方面，淘宝在传统的IOE（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单元）架构下，面临巨大的算力瓶颈，它已经难以应对淘宝巨大的数据需求，更无法支撑双11这样的全球最大运算场景。
阿里巴巴发起了“去IOE”，独立研发自己的云计算系统，这就是后来的阿里云。
2010年，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还曾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李彦宏认为云计算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马化腾觉得“云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遥远了”，只有马云坚定认为“如果不做云计算，未来会死”。
12年前的争论早已化作往事，今天无论是阿里，还是腾讯和百度，都把云计算作为战略性业务。
客观地说，最早做云的阿里，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有先发优势。
2021年12月，权威信息技术研究机构Gartner公布了年度产品报告，来自阿里云在IaaS的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四个核心类目都拿了全球最高评分，超越了亚马逊和微软，总分排名也名列第3。
与此同时，云计算还进一步带动了更多底层技术的研发。
2018年，阿里巴巴成立了芯片公司平头哥，2021年，平头哥发布了自己独立开发的5nm制程服务器CPU，直接用于阿里云的服务器机房。阿里巴巴从应用层，到技术层并最终走向硬件领域的进阶史，已经成为超大市场红利转化为技术实力的典型范例。
2018年，《腾讯没有梦想》一文，曾经掀起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之后的腾讯，也迅速开展变革，腾讯发力的方向，是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这一家中国最成功的2C互联网公司，同样开始把2B作为公司战略。
2021年，腾讯来自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游戏。腾讯也把“以数字技术、助力实体经济”变成了自己的公司主张。
今天，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在强调自身的两重属性，一是自己的科技实力，二是自身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和助力。
20年前，当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关注点还只在信息和社交领域时，阿里是技术驱动商业的孤独探路者；10多年前，当别的公司还在怀疑云的价值的时候，阿里选择了坚定投入，并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上市公司。
现在，阿里从10多年前甚至更早开始做的这些事，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都在做的事。那些所有在信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力量，都要毅然走入产业互联网的星辰大海。
在这个时代，先行者已经不必再反复标榜，科技公司或者实体经济这样的名词或概念。它们早已完成了这样的转型，它们曾经看起来有些孤独的战略，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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