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应该都对片中“康熙怒斥群臣”的“名场面”印象深刻。
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内，陈道明饰演的康熙帝因官员腐败而痛心疾首：
“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斑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
这一大段台词可谓酣畅淋漓，简单直率的话语难掩帝王霸气。
也正因为这场戏，许多人对真实的历史产生了好奇：古代的皇帝究竟是怎么和朝臣沟通的？他们的实际对话，是像影视剧表现的那样通俗、生活化，还是如史书记载般“文绉绉”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文言”和“口语”这两个概念。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在《古代汉语》一书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
也就是说，文言其实是一种规范化的书面用语；而所谓的“文言文”，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文言已经沿用了两三千年，不管是先秦诸子的著作、两汉辞赋还是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
它们可以帮助来自不同地方、带有不同口音甚至属于不同时代的人突破隔阂，实现顺畅的“笔谈”。
当然，文言文也不是生来就是书面用语。现在一般认为，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与当时的口语表达还是一致的；但到了两汉时期，两者之间就有了一定距离。由于文言远远跟不上口语的发展速度，此后的差别就变得越来越大。
唐宋以降，在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新的书面语“白话”。但在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看来：文言文继承了前代名士遗风，还言简意赅、颇具格调；相比之下，啰里啰嗦、无甚文采的大白话，则显得有些上不得台面。
因此，他们坚持使用文言文写作，通过提高阅读门槛来体现文化的高低差异——这样才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而会读写文言文，就成了“读书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极端迂腐麻木的代表。图为绍兴鲁迅故里墙上的孔乙己。摄影/cjp的PHOTO，来源/图虫创意
也就是说，如果回到先秦时期，当时的君王和朝臣谈论正事时，所采用的表达应当与文言文差不多，具体可参照口述实录《孟子》等；但如果回到唐宋甚至明清时期，皇帝和朝臣的对话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直接、通俗易懂，接近今天的口语。不过言官在正式记录时，为了增加皇帝的威严、提高皇帝的“素养”，都会把“大白话”改成文言。
如果翻阅《康熙起居注》，你会发现里面的康熙皇帝 “金口”一开，动辄就是“朕”如何如何；而所有官僚大臣甚至偶尔“客串”的乡野百姓，也都文绉绉的。
但康熙亲自撰写的“朱批”，却暴露了他平日里直白的说话风格。
康熙的宠臣曹寅，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爷爷，曾经给他上过一封奏折，报告苏杭织造捐资平抑米价和洪武陵墓塌陷两件事。康熙对此非常感兴趣，朱笔一挥写道：“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浅显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这应当才是康熙和朝臣日常的沟通方式。
事实上，清代的皇帝都挺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批复。来源/奏折截图
事实上，作为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汉语也只是康熙为了统治需要所掌握的第二语言。虽然与其他满人相比，康熙已经可以号称“精通汉文”了，但他的朱批中依然常常出现错字——要让他跳过日常口语，直接用文言和群臣交流，属实有些为难。
尽管史官喜欢给皇帝塑造一个满腹经纶、文辞高古的形象。但很多皇帝说话时并不喜欢 “掉书袋”。比如仅仅当了一年皇帝的宇文化及。
大业十四年（618），野心勃勃的宇文化及发动江都政变，弑杀隋炀帝。他先是拥立秦王杨俊之子杨浩为傀儡皇帝，后来自立为帝，国号“许”。《隋书》中记载，一天，另一割据势力首领“魏公”李密和宇文化及隔水谈判。
李密准备了大段慷慨陈词，先是炮轰宇文化及的背主行为，又苦口婆心劝降：卿本匈奴皁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富贵累世……岂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因众叛，躬行杀虐……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佑，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速来归我，尙可得全后嗣。”
奈何宇文化及根本不接招，还觉得他说话文绉绉的、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和你说生杀大事呢，为什么要说文言文！）
再比如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出身“行伍”，本就是个粗人。他虽然非常尊重读书人，但也不喜欢动辄之乎者也。
根据《湘山野录》记载，有一次，宋太祖和共同打江山的“好兄弟”赵普登朱雀门，看见门额上题“朱雀之门”，便问赵普为什么不只写“朱雀门”，又问那个“之”字到底有什么用。在赵普回复说是“语气助词”后，太祖忍不住出言嘲讽：“‘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赵匡胤和赵普关系亲近。来源/明代刘俊《雪夜访普图》
赵匡胤喜欢自然的口语，甚至大胆地把口语写进最注重风雅的诗词里。
有一次，他与大臣月下饮酒，出韵“些子儿”让臣子们赋诗。这个“些子儿”，就是一个相当口语化的词，大意就是“一点儿”。这“刁钻”的要求差点难住了一众大臣，还好在场有个叫卢多逊的学士脑子转得够快，作了一首符合要求的七绝：
他巧妙地用“清光些子儿”来形容月光的朦胧之美，既新奇又不乏韵味，才避免引得“龙颜大怒”。这个机智的卢多逊，后来也一路扶摇直上，曾官拜宰相。
朱元璋也颇反感文人的酸文假醋。他在接见朝臣时，从来不会刻意咬文嚼字——哪怕是和文化人代表、孔子的后裔对话，也是满嘴“天然去雕饰”的大白话。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从宋代开始，孔子的嫡长子孙都会世袭封号“衍圣公”。元仁宗时期，有人举报那一届“衍圣公”并非孔子嫡系后裔，朝廷便重新定了一个叫孔思晦的孔子北宗长支后人替代。原本只是一个九品小官的孔思晦这下一步登天，因此对元仁宗感激涕零。
结果他儿子孔克坚袭封之后，大元被灭了，恩人也没了。所以在接到朱元璋传唤时，孔克坚满肚子情绪，回来后记录这段对话时，也没想着替朱元璋修饰一下，就此留下了一段“原汁原味”的宝贵资料：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圣五十五代袭封衍圣公臣孔克坚于谨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圣旨：“老秀才，近前来，您多少年纪也？”
臣对曰：“五十三岁。”
上曰：“我看您是个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当，您常常写书与您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您家里不读书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您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你提到的这几位皇帝，基本全是大老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文化”才不文绉绉呢？
南唐后主李煜，词做得很好，算是个文化人吧，可他平时说话也不会刻意咬文嚼字。宋人王铚的《默记》上卷记载了南唐旧臣徐铉奉宋太宗旨意去看李煜的故事：
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潘佑和李平都是南唐政治人物，前者累官内史舍人，后者曾官至户部侍郎。面对南唐的危难时局，潘佑曾提出借鉴《周礼》古经实行变法，并连上八疏推荐李平当尚书令。但很快变法失败，李平被批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便下旨将他们二人打入大牢，最后潘佑在家中自杀，李平则自缢于狱中。
时过境迁，当南唐被宋所灭、自己为宋所囚，李煜也忍不住长吁短叹，感慨误杀了忠臣——他并没有刻意用什么华丽的辞藻，而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后悔之情。
除了李煜，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也留下了许多与朝臣白话交流的记录——不同于明太祖朱元璋，他可是受过正儿八经皇室教育的。
网上曾流传过一张古籍截图，内容说是有一年崇祯正在上朝，底下一个大臣口若悬河说了半天，崇祯几次想说话都没说上，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插了句话，还被那位大臣回怼：“等小弟说完了再说。“
文献是否真实存在尚需考证，但除此之外，崇祯确实留下许多有关日常对话的真实记录。比如明代《颂天胪笔》中，就把崇祯血气方刚的年轻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场对话发生在崇祯元年，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少年崇祯正在和大臣们讨论推举阁臣的事宜。以东林党为主的一众官员纷纷推举钱谦益担任内阁首辅，却被另一大臣温体仁揭发钱谦益在浙江科举考试中受贿舞弊的事实。崇祯帝听说后非常恼怒，又眼见着这帮官员互相推卸责任，一肚子火：
上曰：会推大事，其中推这等人，还说公议？诸臣奏来。又问：怎么不奏辅臣？
奏曰：关节实与钱谦益无于。
上曰：关节是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上阅朱卷面批语，问曰：批语是谁批的？中字是谁写的？
辅臣奏曰：是钱谦益写的。
上曰：既是他写的，如何说不是他？卿等怎么说？
辅臣奏曰：据刑部招，是光棍骗钱的，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骗。
上曰：光棍作主考么？光棍中他的么？既是他取，如何与他不相干？
……
上曰：问着不言，退后便有千言，是怎么说？
御史房可壮对曰：还望从辅臣之奏。
上曰：往时不召对，你们便说不能见皇上的面，上下不能交，君臣之意不浃。及至召对，又说朕轻斥大臣，敬君为臣之礼也是不可废的。君前臣名如何，每席只说官衔。
辅臣对曰：此积套相沿，原不是，蒙皇上教训以后，都改过了。
这是对明朝朝堂对话一次非常真实的记录：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君臣也都是用口语进行交谈的。
可见，皇帝日常交流并不是必须用文言。他们虽谈不上讨厌文言文，但也确实不是非要“文绉绉”。
之前举的例子，基本算是皇帝“工作应酬”的场景——但如果连办公时都很少文绉绉的，那么私底下皇帝在和亲近之人沟通时，就更不会端着了。
最亲近的当属家人。
唐太宗李世民出征高句丽时，曾与儿子李治商量好要多互通书信——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一直由他带在身边亲自抚养，父子感情深厚。为了及时了解彼此的生活起居，李治答应要经常写问安信，而李世民收到信后也会立即回复。
但有一次，唐太宗都收到奏表两次了，却还没有看到李治的来信，这可把他急坏了。好不容易收到信，他立马回了一封《两度帖》给儿子，信中流露出满满的牵挂和担忧：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大概意思就是：稚奴（李治的小名）你怎么那么久才写信啊，爸爸我担心的要死；直到收到你的信息，我才能松一口气，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今后如果你头风发作一定要立马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了也一定会一一告诉你。其中的“耶耶”即“爸爸”的意思，“忆奴欲死”就是“（你爸我）想死你了”。虽然今天读来更像是文言文，但在当时已经非常口语化了，毫无保留地展现了李世民的爱子之心。
同样关系亲密的皇家父子，还有宋高宗赵构和宋孝宗赵昚。他俩虽是养父子，但也处得很好，赵构还会和养子说臣子坏话。
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当年朝堂上有个叫张浚的官员，高宗时期曾任宰相，但因为与赵构政见不合屡遭贬谪。孝宗即位后，起复他为枢密使。可即便过了那么多年，太上皇赵构依然对他心怀不满。
光尧（赵构的尊号）每以张浚误大计为辞，谓上：“毋信其虚名。浚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又熔金碗饮兵将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职是谁底，金碗是谁底。”
赵构这眼药上得很明显了，他认为张浚到处做好人，却不知感恩朝廷，也不想想自己做人情的官职、“金碗”到底是谁给的。虽然显得他气量有些小，但这对父子的亲密可见一斑。
当然了，家人相处也不全是和和乐乐，偶尔有点小摩擦也实属正常。“挑事精”赵构也有被太后嫌弃的经历，大概背景是——赵构他爹宋徽宗喜欢用龙涎香、沉香等名贵材料制作带有芳香的蜡烛，每次一点就是两大排；但到了赵构这里，因为国力不如以往，就只能省着点用，结果因为不够豪华遭到嫌弃：
“太后谓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份亦然。’
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高宗吴皇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如何比得爹爹富贵”这八个字一出，仿佛看到了挨批后委委屈屈的赵构偷偷和皇后打小报告的模样。
不光是家人，皇帝和自己信赖的臣子私下沟通时，也好像朋友唠嗑一般，毫不掩盖自己的真性情。
明穆宗朱载坖（jì）就会和自己的内阁首辅高拱求安慰。
朱载坖还是裕王时，高拱就已经入府给他讲经——当时，皇太子朱载壡（ruǐ）已过世数年，按照长幼次序，裕王应该是下一任储君；但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似乎有些偏向景王，迟迟未下决断，引得朝廷上下议论纷纷。面对外界猜疑，高拱多方调护，陪在裕王身边直到即位，两人建立了深厚感情。
然而，朱载坖仅仅在位六年，就因身染重疾而驾崩。重病期间，太子尚年幼，这让穆宗非常担忧，隐隐看到自己死后外戚干政的危局。
这天，高拱进宫问安，看到穆宗满脸怒色，问道：“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穆宗气呼呼地表示：“吾不还宫矣。”高拱连忙劝阻，说皇上在生病，还是回宫里静养才好。穆宗这才肯松口：“你送我。”
一边走，穆宗一边倒苦水：“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乃东宫小里？”高拱有些不解，便问穆宗何出此言。结果穆宗意味深长地说：“有人欺负我。”
听到这句话，高拱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谁料穆宗听后只是叹息说：“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这段记录出自高拱本人所著的《病榻遗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判断，明穆宗私下和心腹交谈时，说的也是日常口语，丝毫不会摆什么架子。
写到这里，开篇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最晚到唐宋时期，文言文已经和口语分开，皇帝日常说话不仅不像正史里描绘得那样文绉绉的，还顺应时代发展有越来越通俗的趋势。但史官在记史时讲究“文必秦汉”，反而掩盖了古代口语的真貌。这种书面语和口语双轨发展、文言和白话对立的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算正式终结——“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白话文终于熬出头，成为广受认可的书面语言。
不过，即便在文言文占主导的古代，也有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保存下来，就像文中提到的那些例子——当看到史书中高高在上的人物，原来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满嘴“之乎者也”、反而操着一口大白话时，让人觉得十分亲切，也更能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遥远的过去，他们也曾是热烈而鲜活的存在啊。
（宋）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M]. 中华书局, 1989.
（明）叶盛. 水东日记[M]. 中华书局, 1980.
（明）金日升. 颂天胪笔[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史景迁.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实录：上海书店, 1982年
孟昭连. 白话小说生成史[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