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番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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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成功入选。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来源/微博@央视新闻
霸陵新址的确认，也意味着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来源/央视新闻
回顾西汉的11座帝陵，不仅数量多，而且位置也颇值得玩味：9座在北部的咸阳原，另外2座在东南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问题就来了：既然他们同属西汉帝王，为什么陵墓没有像后来其他封建王朝那样安排在一起？西汉帝王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都做了哪些考虑呢？
生前预制寿陵，是秦汉时的流行做法。西汉皇帝承袭这一做法，往往在即位不久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营建陵墓的第一步是选址，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帝王纠结过。
首先是开国皇帝刘邦。他纠结的地方在于，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一座帝陵，不仅要足够大，能够容纳子孙后代的陵墓建设，还要足够好，满足风水学上的要求。几经考量，他们看上了长安城北的咸阳原。
咸阳原东西长30余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又高又大，既具备了群体性墓葬的条件，又满足当时人们在选择陵墓时“处势高敞”的需求。其次，咸阳原南临渭水、北带泾河，北、西高而东、南低，地形上符合风水学上“平地之势，其稍高地坦夷广阔，相牵相连”的“龙势”和“气乘风散，界水为止”的“聚气”两个条件，非常契合皇家的心理需求。
第二个纠结的是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刘恒是西汉唯二没有把帝陵放在咸阳原上的皇帝。按理说，文帝作为西汉第三位皇帝，咸阳原应该有足够大的地方给他来挑选，但他偏偏挑了个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作自己的陵寝，也就是2021年新发现的霸陵所在地。这是为什么？
文帝的帝位，得来得比较意外。他是高祖同薄姬的儿子，一直不被刘邦所喜，封地也是个边陲小国叫代（今山西太原）。惠帝死后，膝下无子，朝政被吕后把持。吕后死后，吕氏家族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铲除，刘恒随之被迎立为帝。从他的成长经历看，他一直与母亲薄姬相依为命，对刘邦和吕后并无感情甚至是排斥，能否与他俩葬在一起，对文帝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此外，登上帝位后，他的母亲薄姬成为太后，而刘邦墓中已有吕后，这更令他下定决心，把陵墓放在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把母亲薄姬的陵园也放在自己的墓旁。
与文帝经历相似的是汉宣帝刘询。刘询是汉武帝曾孙。其祖父、父亲死于早年的朝廷纷争，他自己是被人收养长大，也算历经艰难。汉昭帝死后，刘询被立为帝。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在民间时“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中，尤乐杜鄠间，率常在下杜”。因为常年生活在杜东原，汉宣帝对杜东原在情感上更加亲切，所以最后选择了杜东原为陵墓所在。
尽管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想象，文帝、宣帝在其他地方择地建陵时，肯定引起过朝堂争论，从结果来看，倒也从侧面说明西汉朝在遵循礼制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
还有一位爱折腾的是汉成帝。汉成帝属于正传嫡系，其陵位早早选定在咸阳原的主陵内，名叫“延陵”。但在延陵修了大约10年后，他又看上了霸陵的曲亭之地，于是把延陵的工程给停了，改在曲亭新建“昌陵”。不过，昌陵本身地势不高，需从其他地方取土，劳民伤财，加上当时西汉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经济上也不允许，不得不在大臣的劝谏下停工，最后，汉成帝还是被葬到了延陵。
汉成帝延陵。摄影/拉尼亚凯亚_Laniakea，来源/图虫创意
从空中俯瞰咸阳原上的9座帝陵，自西向东依次为：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成帝的延陵、平帝的康陵、元帝的渭陵、哀帝的义陵、惠帝的安陵、高祖的长陵和景帝的阳陵。这些帝陵看似杂乱无序，实则内藏玄机。
西汉十一陵分布图。来源/成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总体来看，长陵、茂陵占据的是两个高点，里面所葬的皇帝，一个是大汉王朝的起点，一个是大汉王朝的高点；阳陵和茂陵分列两端，中间的7个帝陵，除了长陵，其他所葬皇帝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与景帝和武帝比起来都要甘拜下风，这样来看布局就很合理。
再缩小范围看，高祖、惠帝、景帝三座西汉前期3位帝王的陵墓集中在原的东面，处于长安城的正北方向，体现的是当时“葬者宜在国之北”的历史传统。长陵居中，而且是整个咸阳原的最高点，与长安城内的未央宫隔水相望，为的是突出其作为西汉王朝开山鼻祖的地位。安陵和阳陵分列左右，体现的则是他俩与高祖血缘关系最近。但又一个问题来了，汉武帝作为景帝最喜欢的儿子，他的茂陵为何会在整个陵区的最西边呢？
首先，咸阳原东低西高，阳陵之东，地势低洼，靠近泾水，已不适合建造帝陵。其次，汉武帝本人15岁登基，是个很有想法的少年。他17岁时开始为自己的寿陵选址，就选择了远离父辈、且处于咸阳原西部高点槐里县的茂乡，命名为茂陵。既然选不了最高点，至少要做第二个高点，他后来所创造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倒也符合这个目标。
如果把视角继续拉近可以发现，西汉帝陵，包括霸陵和杜陵在内，都是帝、后合葬，但同陵不同穴，帝陵处在整个陵园的中心位置，且大部分规模都远超后陵，体现了封建时代对皇权和夫权的强调。从后陵的位置看，表现的是东尊西卑的倾向。后陵中，凡是有皇后封号且正常死亡的，都葬于帝陵的东南，如刘邦的妻子吕后、景帝的妻子王皇后、宣帝的妻子王皇后等；凡是非正常死亡的，都葬于帝陵西北，如惠帝的妻子张皇后，虽然也有封号，但因为不被吕后所喜，她的陵墓不仅放在西边，还没有起土。
再把视角聚焦到帝陵本身，西汉帝陵绝大部分在营建时参考了长安城的布局，呈“亚”字形结构，这也体现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这些皇帝希望在幽冥世界继续自己的皇帝生涯。
墓中的格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以最大的茂陵地宫为例，据《汉旧仪》载：“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广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其他陵墓，虽规格上有所缩小，但总体布局与茂陵并无太大差异。
第一座是刘邦长陵。刘邦是个很注重个人享受的帝王，当然希望自己的陵墓修得漂亮一些。他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大臣萧何。深谙皇帝心理的萧何认为，修造帝陵，乃我大汉立国之本，帝陵宜宏大壮丽。
问题是，连年战争，西汉初期的国力尚弱，刘邦外出乘坐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大臣出行只能坐牛车，这样的条件，如何实现“宏达壮丽”的目标呢？
好在咸阳原上有秦朝旧咸阳宫，还有不少建筑材料可用。汉高祖的长陵，从距离上看紧挨着旧咸阳宫，相当于原址拆了重建，能够节约不少费用。所以，长陵虽在西汉帝陵中的规模只能排在后几位，但因是首座，且因地制宜，意义要比其他陵墓显得更要重大。
修建帝陵的确是一项非常烧钱的工程。对此，一辈子崇尚极简生活的汉文帝，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建造自己的陵墓。
文帝的霸陵，过去一直被误以为在凤凰嘴，最近才确定为江村大墓。在陵址选择上，有感于前朝高祖、惠帝在陵墓建设中因起封土所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他选择因山起坟为陵，如此就不用再起封土，这也是他把霸陵定在白鹿原的另一个原因。在建设材料和随葬物品上，他的要求是“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所以，他的帝陵如他本人一样低调，数千年来竟然被人所误认。
事实上，建造帝陵无论对皇帝还是朝廷来说，都属于有钱要办好、没钱创造条件也要办好的大事。就连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死后，王莽也是把他的康陵修得漂漂亮亮的，规模上仅次于武帝的茂陵。
对于帝陵来说，修得“宏大壮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功能，也就是萧何在回答刘邦问题时的后一句话：“逞天子之威，抚臣民之心，震慑不臣。”
西汉政权在成立初年，主要面临两方面威胁：其一是关东以六国为主的旧贵族；其二是北方匈奴。
咸阳原是长安城北边的门户，刘邦在此修建帝陵，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长陵及长陵邑的建设，相当于在长安的北大门竖起一道坚固的屏障，匈奴要进攻长安城北门，必须先经过长陵邑，文帝时军队出征、物资输送、联系后方等工作，都与长陵邑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长陵邑在建设的过程中，将关东贵族和豪强迁徙进来，既免除了他们的威胁，又充实了关中人口。
长陵邑的结构图，西汉其他陵邑布局大体如此相似。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这里说的陵邑，指的是始于秦、发展成熟于汉的一种行政区划，主要职责是维护和管理皇陵。每建一座陵邑，都要设一套行政机构。西汉的陵邑，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县”级单位，但与一般县不同的是，陵邑归朝廷的“太常”管辖，算是朝廷直属机构。直到汉元帝废除陵邑制度后，各陵邑才归属地方官吏。
管理陵邑的行政长官叫“守令”，与其他地方县令级别一样，但待遇和声望则要明显高出后者。一般县令的薪水是“秩千石至六百石”，而长陵令则是二千石。守令之下，设县丞和县尉，分别负责整个陵邑的文武两方面工作。
为了充实陵邑，西汉采取的是给钱给地给物、分批大量移民的方式。据《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西汉在咸阳原上共建了5座陵邑，相当于5个小型城市。这些长安的卫星城，在经济、文化上成为长安的重要补充，各陵邑内共有数十万之众，每个陵邑都夯筑城墙或壕沟等防御设施，从而真正具备了“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的军事功能。
其中，安陵邑在长陵邑边上，军事地位虽不及后者，但能与长陵邑互为犄角，共同控制着北向的驰道。
安陵邑与长陵邑位置示意图。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最东边的阳陵邑，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过阳陵邑，东渡黄河，北通汾晋、雁代，既是防范匈奴入关中后从长安东北方向进攻的要地，西汉数次北上进击匈奴的兵马，也是从此出发的。
茂陵邑地处长安西北向交通大道的要冲，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即由长安出渭城，过平陵邑、茂陵邑再通往安定郡治高平一线。武帝时期，在渭河上修建了西渭桥，这样就大大缩短了长安到茂陵邑、平陵邑的路程。而茂陵邑也是所有陵邑中规模最大的，其人口一度超过长安城内人口。这样，阳陵邑、长陵邑、安陵邑和茂陵邑便从东、西两个方向构成拱卫长安的重要力量。
汉文帝时期，对北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内部的关东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先后谋反，让他深刻感受到关东诸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或许是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思维，他把霸陵放在了白鹿原。
白鹿原，古称霸上，是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高地，自古就是关东进长安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汉高祖在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就在此驻兵。文帝在此设霸陵邑，目的即是为长安城在东南方向提供防御纵深。平时，霸陵邑的常驻兵力与此处其他驻军负责控制关东的函古道、武关道；战时，朝廷则派驻大兵团驻在“霸上”作为机动兵力策应，以保障长安城的安全。同样，长安城向东出征的军队，也必定先屯驻在“霸上”整备后再继续东进。
文帝死后，来自东方的威胁果然演化成实质性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周亚夫在霸上整军后，东进平定叛乱。
霸陵与长安城位置示意图（编者注：纪录片为2016年制作，已将片中原处于凤凰嘴附近的霸陵更新为最新考古发现的大概位置）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汉王朝的11座帝陵，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帝王的个人需求，而是上升到了巩固国本、彰显国力、威慑敌人的国家战略高度。
西北咸阳原与东南白鹿原，两片帝陵共同拱卫着长安城。（红框为编者所加，霸陵位置已做修正）。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两千多年过去，当年的“宏大壮丽”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只留下一座座巍峨的土丘，依旧矗立在咸阳原、白鹿原上，继续承载着它厚重的历史记忆。最新的考古发现，仿佛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依稀听得见当年西汉独有的“大风歌”。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2011年第11期；
岳起：《西汉帝陵诸问题的探讨》，《秦汉研究》第四辑；3.杨武站：《论西汉陵邑的功能》，《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
朱顺玲：《陵县的形成过程》，《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25卷第5期；
刘悦：《西汉帝陵移民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颜永杰：《西汉帝陵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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