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番茄汁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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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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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来源/微博@央视新闻
霸陵新址的确认,也意味着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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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来源/央视新闻
回顾西汉的11座帝陵,不仅数量多,而且位置也颇值得玩味:9座在北部的咸阳原,另外2座在东南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问题就来了:既然他们同属西汉帝王,为什么陵墓没有像后来其他封建王朝那样安排在一起?西汉帝王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都做了哪些考虑呢?
生前预制寿陵,是秦汉时的流行做法。西汉皇帝承袭这一做法,往往在即位不久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营建陵墓的第一步是选址,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帝王纠结过。
首先是开国皇帝刘邦。他纠结的地方在于,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一座帝陵,不仅要足够大,能够容纳子孙后代的陵墓建设,还要足够好,满足风水学上的要求。几经考量,他们看上了长安城北的咸阳原。
咸阳原东西长30余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又高又大,既具备了群体性墓葬的条件,又满足当时人们在选择陵墓时“处势高敞”的需求。其次,咸阳原南临渭水、北带泾河,北、西高而东、南低,地形上符合风水学上“平地之势,其稍高地坦夷广阔,相牵相连”的“龙势”和“气乘风散,界水为止”的“聚气”两个条件,非常契合皇家的心理需求。
第二个纠结的是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刘恒是西汉唯二没有把帝陵放在咸阳原上的皇帝。按理说,文帝作为西汉第三位皇帝,咸阳原应该有足够大的地方给他来挑选,但他偏偏挑了个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作自己的陵寝,也就是2021年新发现的霸陵所在地。这是为什么?
文帝的帝位,得来得比较意外。他是高祖同薄姬的儿子,一直不被刘邦所喜,封地也是个边陲小国叫代(今山西太原)。惠帝死后,膝下无子,朝政被吕后把持。吕后死后,吕氏家族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铲除,刘恒随之被迎立为帝。从他的成长经历看,他一直与母亲薄姬相依为命,对刘邦和吕后并无感情甚至是排斥,能否与他俩葬在一起,对文帝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此外,登上帝位后,他的母亲薄姬成为太后,而刘邦墓中已有吕后,这更令他下定决心,把陵墓放在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把母亲薄姬的陵园也放在自己的墓旁。
与文帝经历相似的是汉宣帝刘询。刘询是汉武帝曾孙。其祖父、父亲死于早年的朝廷纷争,他自己是被人收养长大,也算历经艰难。汉昭帝死后,刘询被立为帝。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在民间时“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中,尤乐杜鄠间,率常在下杜”。因为常年生活在杜东原,汉宣帝对杜东原在情感上更加亲切,所以最后选择了杜东原为陵墓所在。
尽管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想象,文帝、宣帝在其他地方择地建陵时,肯定引起过朝堂争论,从结果来看,倒也从侧面说明西汉朝在遵循礼制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
还有一位爱折腾的是汉成帝。汉成帝属于正传嫡系,其陵位早早选定在咸阳原的主陵内,名叫“延陵”。但在延陵修了大约10年后,他又看上了霸陵的曲亭之地,于是把延陵的工程给停了,改在曲亭新建“昌陵”。不过,昌陵本身地势不高,需从其他地方取土,劳民伤财,加上当时西汉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经济上也不允许,不得不在大臣的劝谏下停工,最后,汉成帝还是被葬到了延陵。
汉成帝延陵。摄影/拉尼亚凯亚_Laniakea,来源/图虫创意
从空中俯瞰咸阳原上的9座帝陵,自西向东依次为: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成帝的延陵、平帝的康陵、元帝的渭陵、哀帝的义陵、惠帝的安陵、高祖的长陵和景帝的阳陵。这些帝陵看似杂乱无序,实则内藏玄机。
西汉十一陵分布图。来源/成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总体来看,长陵、茂陵占据的是两个高点,里面所葬的皇帝,一个是大汉王朝的起点,一个是大汉王朝的高点;阳陵和茂陵分列两端,中间的7个帝陵,除了长陵,其他所葬皇帝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与景帝和武帝比起来都要甘拜下风,这样来看布局就很合理。
再缩小范围看,高祖、惠帝、景帝三座西汉前期3位帝王的陵墓集中在原的东面,处于长安城的正北方向,体现的是当时“葬者宜在国之北”的历史传统。长陵居中,而且是整个咸阳原的最高点,与长安城内的未央宫隔水相望,为的是突出其作为西汉王朝开山鼻祖的地位。安陵和阳陵分列左右,体现的则是他俩与高祖血缘关系最近。但又一个问题来了,汉武帝作为景帝最喜欢的儿子,他的茂陵为何会在整个陵区的最西边呢?
首先,咸阳原东低西高,阳陵之东,地势低洼,靠近泾水,已不适合建造帝陵。其次,汉武帝本人15岁登基,是个很有想法的少年。他17岁时开始为自己的寿陵选址,就选择了远离父辈、且处于咸阳原西部高点槐里县的茂乡,命名为茂陵。既然选不了最高点,至少要做第二个高点,他后来所创造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倒也符合这个目标。
如果把视角继续拉近可以发现,西汉帝陵,包括霸陵和杜陵在内,都是帝、后合葬,但同陵不同穴,帝陵处在整个陵园的中心位置,且大部分规模都远超后陵,体现了封建时代对皇权和夫权的强调。从后陵的位置看,表现的是东尊西卑的倾向。后陵中,凡是有皇后封号且正常死亡的,都葬于帝陵的东南,如刘邦的妻子吕后、景帝的妻子王皇后、宣帝的妻子王皇后等;凡是非正常死亡的,都葬于帝陵西北,如惠帝的妻子张皇后,虽然也有封号,但因为不被吕后所喜,她的陵墓不仅放在西边,还没有起土。
再把视角聚焦到帝陵本身,西汉帝陵绝大部分在营建时参考了长安城的布局,呈“亚”字形结构,这也体现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这些皇帝希望在幽冥世界继续自己的皇帝生涯。
墓中的格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以最大的茂陵地宫为例,据《汉旧仪》载:“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广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其他陵墓,虽规格上有所缩小,但总体布局与茂陵并无太大差异。
第一座是刘邦长陵。刘邦是个很注重个人享受的帝王,当然希望自己的陵墓修得漂亮一些。他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大臣萧何。深谙皇帝心理的萧何认为,修造帝陵,乃我大汉立国之本,帝陵宜宏大壮丽。
问题是,连年战争,西汉初期的国力尚弱,刘邦外出乘坐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大臣出行只能坐牛车,这样的条件,如何实现“宏达壮丽”的目标呢?
好在咸阳原上有秦朝旧咸阳宫,还有不少建筑材料可用。汉高祖的长陵,从距离上看紧挨着旧咸阳宫,相当于原址拆了重建,能够节约不少费用。所以,长陵虽在西汉帝陵中的规模只能排在后几位,但因是首座,且因地制宜,意义要比其他陵墓显得更要重大。
修建帝陵的确是一项非常烧钱的工程。对此,一辈子崇尚极简生活的汉文帝,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建造自己的陵墓。
文帝的霸陵,过去一直被误以为在凤凰嘴,最近才确定为江村大墓。在陵址选择上,有感于前朝高祖、惠帝在陵墓建设中因起封土所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他选择因山起坟为陵,如此就不用再起封土,这也是他把霸陵定在白鹿原的另一个原因。在建设材料和随葬物品上,他的要求是“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所以,他的帝陵如他本人一样低调,数千年来竟然被人所误认。
事实上,建造帝陵无论对皇帝还是朝廷来说,都属于有钱要办好、没钱创造条件也要办好的大事。就连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死后,王莽也是把他的康陵修得漂漂亮亮的,规模上仅次于武帝的茂陵。
对于帝陵来说,修得“宏大壮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功能,也就是萧何在回答刘邦问题时的后一句话:“逞天子之威,抚臣民之心,震慑不臣。”
西汉政权在成立初年,主要面临两方面威胁:其一是关东以六国为主的旧贵族;其二是北方匈奴。
咸阳原是长安城北边的门户,刘邦在此修建帝陵,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长陵及长陵邑的建设,相当于在长安的北大门竖起一道坚固的屏障,匈奴要进攻长安城北门,必须先经过长陵邑,文帝时军队出征、物资输送、联系后方等工作,都与长陵邑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长陵邑在建设的过程中,将关东贵族和豪强迁徙进来,既免除了他们的威胁,又充实了关中人口。
长陵邑的结构图,西汉其他陵邑布局大体如此相似。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这里说的陵邑,指的是始于秦、发展成熟于汉的一种行政区划,主要职责是维护和管理皇陵。每建一座陵邑,都要设一套行政机构。西汉的陵邑,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县”级单位,但与一般县不同的是,陵邑归朝廷的“太常”管辖,算是朝廷直属机构。直到汉元帝废除陵邑制度后,各陵邑才归属地方官吏。
管理陵邑的行政长官叫“守令”,与其他地方县令级别一样,但待遇和声望则要明显高出后者。一般县令的薪水是“秩千石至六百石”,而长陵令则是二千石。守令之下,设县丞和县尉,分别负责整个陵邑的文武两方面工作。
为了充实陵邑,西汉采取的是给钱给地给物、分批大量移民的方式。据《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西汉在咸阳原上共建了5座陵邑,相当于5个小型城市。这些长安的卫星城,在经济、文化上成为长安的重要补充,各陵邑内共有数十万之众,每个陵邑都夯筑城墙或壕沟等防御设施,从而真正具备了“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的军事功能。
其中,安陵邑在长陵邑边上,军事地位虽不及后者,但能与长陵邑互为犄角,共同控制着北向的驰道。
安陵邑与长陵邑位置示意图。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最东边的阳陵邑,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过阳陵邑,东渡黄河,北通汾晋、雁代,既是防范匈奴入关中后从长安东北方向进攻的要地,西汉数次北上进击匈奴的兵马,也是从此出发的。
茂陵邑地处长安西北向交通大道的要冲,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即由长安出渭城,过平陵邑、茂陵邑再通往安定郡治高平一线。武帝时期,在渭河上修建了西渭桥,这样就大大缩短了长安到茂陵邑、平陵邑的路程。而茂陵邑也是所有陵邑中规模最大的,其人口一度超过长安城内人口。这样,阳陵邑、长陵邑、安陵邑和茂陵邑便从东、西两个方向构成拱卫长安的重要力量。
汉文帝时期,对北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内部的关东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先后谋反,让他深刻感受到关东诸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或许是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思维,他把霸陵放在了白鹿原。
白鹿原,古称霸上,是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高地,自古就是关东进长安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汉高祖在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就在此驻兵。文帝在此设霸陵邑,目的即是为长安城在东南方向提供防御纵深。平时,霸陵邑的常驻兵力与此处其他驻军负责控制关东的函古道、武关道;战时,朝廷则派驻大兵团驻在“霸上”作为机动兵力策应,以保障长安城的安全。同样,长安城向东出征的军队,也必定先屯驻在“霸上”整备后再继续东进。
文帝死后,来自东方的威胁果然演化成实质性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周亚夫在霸上整军后,东进平定叛乱。
霸陵与长安城位置示意图(编者注:纪录片为2016年制作,已将片中原处于凤凰嘴附近的霸陵更新为最新考古发现的大概位置)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汉王朝的11座帝陵,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帝王的个人需求,而是上升到了巩固国本、彰显国力、威慑敌人的国家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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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咸阳原与东南白鹿原,两片帝陵共同拱卫着长安城。(红框为编者所加,霸陵位置已做修正)。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两千多年过去,当年的“宏大壮丽”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只留下一座座巍峨的土丘,依旧矗立在咸阳原、白鹿原上,继续承载着它厚重的历史记忆。最新的考古发现,仿佛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依稀听得见当年西汉独有的“大风歌”。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2011年第11期;
岳起:《西汉帝陵诸问题的探讨》,《秦汉研究》第四辑;3.杨武站:《论西汉陵邑的功能》,《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
朱顺玲:《陵县的形成过程》,《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25卷第5期;
刘悦:《西汉帝陵移民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颜永杰:《西汉帝陵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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