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苏联、日本、欧盟为什么无法超越美国？这篇文章揭示了真相

何谓平行？

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

世界正在重回平行时代吗？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作者 |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东方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原标题为《大胆地拥抱平行时代》，原文有删减，不代表智库观点。

行驶中的中国“复兴号”动车组。图｜图虫创意

世界的现实是，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实际上可能正在向双中心格局演进。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双中心格局的出现，使原先的国内国际条件不复存在。

2011 年夏，在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我过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经终结，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

2014 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我主张中国必须主动而有节奏地“去美国化”，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经历“一人辩全场”的场景。

2016年之后，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的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与中国的“脱嵌”。

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且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

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国持续衰落和贫穷化的时期。

1914年至1945年，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 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

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也就是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

美国纽约华尔街。

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

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通常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的。

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相关性。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

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

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

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

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谋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

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

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存疑，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

“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世界跑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广大殖民地市场，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历史性增长。

这是西方为世界所做的贡献，也正是靠了这个“德”，他们才拥有了300 年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地位，其中前200 年中心在伦敦，后100 年迁于北美华盛顿特区。

但是，所有的系统都会熵增，所有的王朝都会衰老。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还有人道灾难与惨重代价：贩卖黑奴与鸦片，杀戮北美洲与大洋洲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离岸制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轰滥炸……在上升期，帝国似乎无须为这些恶行承担代价，而一旦进入帝国尾声，则所有的负面后果和报复力量都会汇聚到一起，成为摧毁帝国基业的洪流。

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颤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掀起大国竞争中的大变局。

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他强调美国依靠的是阵营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单打独斗，它可以调动全球各地盟友的总体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土3.4 亿人的能力。

我则回敬他说：“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你们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很可能会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Call）的场景。这个同盟体系的功能类似于给自己服用安慰剂和镇静剂，其作用就是让美国被虚假的信心所鼓励，走向大国决斗的大战略陷阱。”

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厉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

格劳秀斯思想传统在和康德思想传统斗争中的一时胜利——从古希腊和古波斯之间的斗争到20 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使西方国家对制度改良不思进取，忽视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的、与之对立的、带有鲜明大陆色彩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也有其实践价值。

个体价值本位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集体价值本位将社会或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主张个体应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

前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前者诉诸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提升；后者则诉诸人性中的避害本能以及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一个群体的最大战斗力。

200多年前，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世界各国市场的大门，以此为基础在英国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

全球化的幸运儿美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体系，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扩大和深化了全球开放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美国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一市场对各类新奇而昂贵的商品的巨大胃口，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因为再昂贵的新奇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冷战中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是那些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相对贫穷和艰难。

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外围虽然会遭受来自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围地区。

换言之，外围国家之所以愿意跟你走，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升生产力水平。

从这个角度看，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奢谈创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儿童去干成年人的重体力活一样，他们既干不出成绩，也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或者说西方所能容忍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的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者准中心区域，包括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地，而外围国家负责中低端生产环节。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车间里的工作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写字楼里的体面工作。

而在这种分工中，外围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让自己的所学有所用的话，要么在数量大大缩减了的军工国企和科研机构中艰难度日，要么像印度和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纷纷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它的科技与知识创新能力外，还体现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与共享机制。

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因为世界各国都指望通过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而获得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当然，为了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国变为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大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不断强化，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成为牺牲品。

也正因如此，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搞排除中国的TPP，后是搞高关税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阻碍WTO机制运行。美国如今正在变成全球开放市场的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代，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

2021年9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举行在喀布尔机场遇难美军士兵葬礼。图｜人民视觉

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绝对值比较，而是考察军费开支的重心和增长趋势，那么我们将获得大不一样的判断。30年来，美军的开支主要是维持其在伊斯兰世界漫长而无用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做技术和装备上的准备。

也许是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美军的采购体系似乎远比民政部门腐败：以单价2000多美元的价格采购舰艇上用的咖啡壶，或者频繁而无意义地调动军舰，以便让负责后勤的那位少将从菲律宾港口补给业务的承包商那里获得更多的雪茄和性贿赂。

每年7000多亿美元的军费中也的确有一部分花在装备研发上，但是美国军事研发的焦点是如何在平叛作战中尽可能地减小己方的伤亡。正因如此，美军在外征战的一线部队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国籍军人，他们冒险服役的动机主要是获得美国国籍。

美军在阿富汗等地也有严重的消极避战行为，平时龟缩在巨型堡垒中，付费给当地的部落武装以求保护。这类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蛮族化过程。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仅是装备的比拼，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将领和各级官兵的能力、士气和经验，也包括军队的组织模式、战略思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一直在作战，似乎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磨合得都很好。但美军习惯于对弱国、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经验在战争早期和战术层面上可能有帮助，也非常可能在战略层面形成致命误导。

从美国财政开支结构来看，未来美国军费增长严重缺乏空间。

二战以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其联邦财政开支的比例是持续萎缩的，这与大众媒体所宣称的“美帝”过度扩张或者穷兵黩武的说法相矛盾。“美帝”如果真的因为过度扩张而体力不支，只需要放弃扩张、休养生息便可以恢复元气。

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导致“美帝”体力不支的原因不是过度扩张，而是它的“内脏”上长了若干“恶性肿瘤”，持续地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身体能量，挤压了维持“帝国”运行所需的资源。

世人皆知，长在美国身上的“肿瘤”是华尔街金融部门，它们盘踞在“美帝”的“脑部”，引发的金融泡沫和危机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

但是美国还长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更加致命的“肿瘤”，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系统。如果说华尔街带来的祸害是脉冲式的泡沫和危机的话，那么美国医疗—医保—医药系统使美国就像患上了慢性中毒：美国联邦财政开支中，这个系统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严重挤压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其科技优势和全球霸权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私两大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上耗资如此之大，其产出却令人失望，因为美国人均寿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医疗、医药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华尔街，这并不令人惊讶。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只是风格的切换而不是方向的扭转。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组建全球性的反华同盟来对付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从“横扫一大片”变成所谓“小院高墙”，精准打击。一时之间，日本、欧盟和印度似乎都有所响应。

这一态势，让有些朋友心里发慌，担心我们从此将被国际孤立，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但是在我看来，大国竞争新格局来临，世界重新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既是历史运行的大势所趋，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内在需要。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擅长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兰西、日耳曼、日本和俄罗斯等民族的兴衰故事构成了300年来世界史的主线。西方世界也曾经有多次机会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

中国在英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后来者，其对外经济政策最初以模仿亚洲邻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

但是，2013 年以来，中国开始扬弃这种发展模式中的重商主义元素，表现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低波动性政策已经悄然被均衡浮动汇率政策取代，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基本退出，外汇储备也不再增加。外资进入金融业的负面清单逐步清零，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在渐进放松。贸易顺差占GDP 的比例从接近10% 逐步回落到2% 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季度性逆差。上海进口博览会更是全球首创，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欢迎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市场开放原则的新的维护者。

从需求侧看，中国对国内进行了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让穷人获得了更多财富。一方面，不少贪腐人员被绳之以法，与之有关的资本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脱贫。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种再分配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未来一系列因素会进一步放大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二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其驱动因素是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三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容；四是电商向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

这些因素都将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35年至2050年的某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将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之和。这样一种预测听起来很夸张，其实逻辑很简单：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类似劳动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达到7亿人以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同类人口规模之和。

正是因为中国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所以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每年国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被引论文和国际专利的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全球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名列全球创新企业前列。

新世纪以来的大专院校扩招政策也正在结出果实。每年470 万人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约等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理工类毕业生总人数，而且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如此巨大规模的年轻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供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工程师红利，有效提升中国可贸易品（包括制成品和一部分服务）的设计品质、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会带来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

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存量上美国、欧盟、日本仍然有优势，但增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工程师技能上，美国、欧盟、日本仍有优势，但数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后危机时代，中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大批中国顶尖人才不必再远渡重洋漂泊他国，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可观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才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长，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

归根结底，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加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而且，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比的是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健康稳定。

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他国的教训，在治理中克服国内矛盾和结构性缺陷。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是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竞争，因此需要我们坚定信心、转变思维、以“邻”为鉴。我的主张是软硬兼施、攻守兼备，放开手脚敢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历史反复地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求和平，才能获得可持续的、体面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