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撤了, 俄国弱了, 真空的欧亚该我们控场了” | 文化纵横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欧亚地区秩序重构进程中的俄乌关系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不仅彻底颠覆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乌两国间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联系，还使欧洲深度卷入这场“二战”后烈度空前的热战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和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危机当中，并对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极强的震荡与涟漪效应，引发学界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的广泛关注与猜测。鉴于这场冲突背后许多关键驱动因素的复杂性与争议性，加之信息战、舆论战对局势带来的错杂影响，我们需要将之置于冷战后的欧亚地区秩序重构进程中，通过对俄乌两国关系历史及其各自在地区秩序方面角色定位变迁的回溯与分析，为观察当前局势开拓出更为清晰透辟的视野。 

▍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叙事中的彼此

俄罗斯与乌克兰拥有共同的文明起源、模糊的文化边界和特定的历史记忆，但苏联的轰然倒塌，促使两国在历史叙事和身份构建上迈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乌克兰选择加强在国际社会中的新身份，俄罗斯则巩固由衣钵承袭而来的旧地位。乌克兰方面，利用俄乌共同历史在增强国家凝聚力与民族团结意识方面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构建相对于俄罗斯的独特、异禀的身份以巩固主权和独立，并消解长久以来东西部的族群分化；俄罗斯方面，则试图从一种共享的历史领土、语言和文化身份中，挖掘出以“俄罗斯世界”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此奠定其在后苏联空间中的中心地位，并试图恢复帝国逝去的荣光。

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对历史叙事的不同诉求，这对东斯拉夫文明的双生子在强调“二元”与“同质”的划分中渐行渐远，尽管两国均声称他们来自基辅罗斯的遗产，亦或留里克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俄罗斯愈发频繁地指责乌克兰对“兄弟情谊”和共有文明身份的背叛，而后者则不断控诉着“俄罗斯化”夹带的不平等风险：“告诉乌克兰人我们在血统和精神上都来自基辅是没有用的，同样，期望让俄罗斯人认识到第聂伯河以西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群体这一事实也没有用。”

公元9世纪后期，基辅罗斯实现黑海北岸各斯拉夫氏族和诸部落的统一与联合，并获得拜占庭正教的授权，成为东斯拉夫文明编年史中的起源政体。这一历史源头像一把双刃剑，既使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文化血统上紧密粘连在一起，又导致了两套相互排斥、竞争的主要历史叙事。13世纪中叶，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两大政治实体在罗斯公国的分裂中出现，它们都渴望成为罗斯的正统接班人。前者远离基辅，但最终发展为莫斯科大公国，并驱逐蒙古人，巩固了在整个区域的领导地位；后者虽兼顾母城，却因衰落而不得不依靠“欧洲”，通过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救亡图存。

对于乌克兰来讲，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为基辅的王都继承者这一历史叙述对其构建独特的民族国家认同至关重要，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莫斯科公国采用沙皇头衔并自称“所有罗斯的统治者”的合法性。而在俄罗斯看来，其统一罗斯后裔的正当性，恰出自莫斯科公国挣脱外族控制枷锁的光荣历史。

因此，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拉扯下，真正的历史早已被俄乌精英群体不断放大、修正而成的两套截然不同的对冲性叙事所掩埋。比如1654年哥萨克和沙皇之间签署的《佩雷亚斯拉夫条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却分别代表着统一史与吞并史；对苏联时期相关问题的诸多记述，同样充满了争论；俄罗斯单方面对“大俄罗斯”超国家的文明结构的团结情怀，也早已被部分乌克兰精英指摘为俄罗斯推行帝国主义和身份同化的设词。总之，俄乌各自的历史镜像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地区秩序构想与角色定位，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相互冲撞，造成彼此更进一步的隔阂。

▍欧亚地区秩序重构中的俄罗斯 

在许多人看来，当代俄罗斯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新近复兴大国。但事实上，俄罗斯一直在苏联继任者的大国雄心和地缘政治“遗产”遭遇持续挑战的矛盾交困中苦苦挣扎。俄罗斯联邦独立之际，曾陷入苏联解体导致的国家认同坍塌与中央权威丧失的复杂局势中，交织杂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主义运动使其延承不久的合法疆界与国家上层建筑再度变得摇摇欲坠。俄当局曾尝试选择一种积极融入和开放接纳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体系的地缘政治经济构想，寻求通过主动加入欧洲的安全和经贸体系，同美欧建立紧密联系，激发出更强的政治威望和经济发展潜力；并在传统影响力投射空间对美欧的活动表现出忍让和克制，以换取对国家整合力及在传统地缘政治空间中主导力的强化，进而依此将瓦解的帝国身体拼凑起来。尽管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多次尝试，两次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无疑表明，这些举措并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报，而千禧前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迅捷东扩及其对俄战略关切的无视与冲击，则使俄罗斯迎来一种“受制于人”与无助的双重挫败感。

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和中亚，俄罗斯愈加明确地在后苏联空间重塑自身在政治、安全领域主导权的重要性。莫斯科通过增强与独联体国家的互动，建立起一套针对跨大西洋安全和经贸体系的排他性一体化系统，将重振和主导欧亚空间、拒止美欧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作为俄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推动包括欧亚经济共同体（2000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002年）、单一经济空间（2003年）、关税同盟（2007年）在内的一系列地区整合后，俄罗斯再度获得重构欧亚地区秩序及域内影响力的自信和抱负。勉强接受波罗的海国家并入欧洲之后，俄罗斯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决心，要将剩余的后苏联国家共同构成的欧亚地区作为其重获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通过建立一个在面积、经济、人口和军事特征上令美国、欧盟及中国等全球秩序主要参与者均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国家集团和区域共同体，使俄罗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获得更适配其衣钵的位置。

自2008年以来，举凡俄格冲突、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2014年政变后的强势干预，俄武装力量对克里米亚、叙利亚采取的行动，以及俄军顾问团和军事安保公司对非洲安全事务的频繁参与，在在凸显出俄政治行为背后越来越明晰的地缘思维驱动痕迹，以及擅用和拿捏安全议题撬动地缘格局的战略偏好。无论是主动发起行动，还是对域外操纵甚至挑衅予以针对性回应，俄都希望借由自身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实力根基和“强势”形象，明确传达其在内线坚定维系欧亚地区秩序，在外线积极拓展“友俄”投射支点的意志力。在一种由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及帝国自我形象共同交织而成的战略思维驱动下，莫斯科逐渐建构出一套在欧亚地区和全球支点国家进行匡扶、干预和提供安全的道德义务话语。正因如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语言、文化、族群上模棱两可的界限，加上各执一词的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归属，自然成为莫斯科勾勒和编制其地缘版图以统御缺乏认同根基和经济红利支撑的欧亚地区的一大焦虑点。

▍欧亚地区秩序重构中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历史自始至终都以“东西方二元性”为标志。尽管今天的乌克兰发展方向明显指向西方，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乌克兰社会抑或绝大部分精英，都并未重拾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的“欧洲身份”取向。

一方面，苏联对各个联盟成员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经济，这一经济分工体系对后苏联地区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乌克兰这样重要的工业和农业产区。乌克兰独立后，其多数工业生产链的正常运转与产品市场盈利仍高度依赖于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联邦间的贸易关系。这使得乌克兰的国际经济合作陷入一种被动境地，需要最大程度地将对俄经贸联系视为“优先”的战略关系。该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顿涅茨克盆地的动力煤开采和冶金行业在全俄举足轻重，这一地位几乎贯穿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整部沙俄帝国和苏联历史，导致乌克兰与其他后苏联新兴国家在经济上高度依存。

另一方面，乌克兰的煤铁、粮食、机械制造产业几乎成了整个俄苏国家重工业体系运转的保障，基辅每年的财政贡献成为中央预算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战”之前，乌克兰工业在整个俄帝国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就达到了24.3％。到“二战”爆发前，乌克兰包揽了苏联63％的铁矿石、50％的煤炭、61％的铸铁、47％的农业机械以及25％的电力产能,并拥有包括机械、电气、化工、冶金等工业分支在内的完善重工业体系。此外，乌克兰从苏联继承的军事结构和力量是在苏联随时准备与西方进行全球性战争的状况下形成的，高达90多万的人员编制，以及包括6500辆坦克、7000辆装甲车、1500架作战飞机和百余艘作战舰艇在内的现役及储备武器装备规模，使得该国诞生之初即成为当时欧洲地区货真价实的军事巨人之一。因此，在后苏联的乌克兰精英们看来，乌克兰既不是、也不必再充当莫斯科划定的旧联盟域内不均衡的安全和经济关系之下的附庸。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在乌克兰，基于乌俄之间的经济依赖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加之糟糕的休克疗法经历，怀疑欧洲的观点在国家补贴广泛覆盖的大型企业工人、小农、退休人员和公务员中间盛行。但另一方面，持续的农产品和金属制品贸易摩擦、天然气债务和克里米亚租借危机，表明俄罗斯有意将双边贸易关系转为政治收益问题，意欲迫使乌克兰逐步变得更加易于管理或屈服。尤其是当俄罗斯把经济杠杆更多地用在对乌关系上时，乌俄彼此的经济依赖关系演变为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性对抗。

可以说，乌克兰社会和精英群体基于其丰厚的苏联遗产、自然禀赋和历史文明沉淀，自苏联消亡后即尝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大国。基于这种战略愿景和角色定位，在欧亚地区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乌克兰始终扮演着一个在口号上强调平等、在缔约上尤其警惕、在行动上若即若离的角色。基辅历届政府的行动选择，无疑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否明确接受融入欧洲的想法，乌克兰绝没有恢复与俄罗斯之间“旧婚姻”的打算。因此当俄罗斯愈加明确地传达维系、主导欧亚地区秩序的意愿和恢复地缘政治的“收拢”使命时，乌克兰就愈加清晰地产生“脱出”的冲动。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斯基泰文化和独立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叙事，自然成为乌克兰年青一代对俄“挣扎和反抗”的精神寄托。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的乌克兰变量 

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爆发，虽使俄乌关系降至冰点，但并未彻底颠覆两国间藕断丝连的关系。然而，乌克兰国内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却在不断撼动着俄罗斯在这场对弈轮盘开局时所占据的优势和主动。

面对国家安全威胁骤增的急迫压力，特别是其军队在2014~2015年对抗东部分离武装战斗中出现的严重失利，例如在伊洛瓦伊斯克和杰巴利采沃遭受的惊人损失与溃败，使得乌克兰政府对单凭军事手段解决东部地区的能力估计和预期严重不足，军事与国防的系统性改革被提上紧急议程。为在较短周期内达到成效，并努力将主要资源集中在关键优先事项上，乌政府开始制定详细科学的计划安排，根据军事安全体系在2014年冲突后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对先前历次军事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估和纠偏，重新确立了军事建设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乌军事改革转向恢复领土完整、应对俄军事威胁和增强国防体系的能力建设，首次明确将融入北约集体安全系统写入战略任务。此外，乌克兰严格设立了安全和国防部门预算的配额比例下限，引入公私合作机制及更科学和透明的战略研究与评估机制，确立了以全面仿效北约国家模式建设国家军事力量的目标，包括按照北约标准建立有效的作战中枢控制和网络防御与信息保护系统，并成功建立起独立的特种作战、联合作战、领土防御（民兵）制度体系，在国防领域的预算政策中引入北约原则和预算计划方法、综合电子采购系统等。

可以说，乌克兰的军事发展与军力建设在短期内已取得显著进展，使其国防能力进入一个复兴的新轨道与周期。2019年，泽连斯基和人民公仆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获得最高拉达席位中的绝对多数。泽连斯基政府抓住总统府、内阁和立法院高度一致的权力契机，强化乌克兰独立史观的宣传和教育，提升乌克兰与北约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守土防御。乌国内社会的整体国家认同感因此产生很大改变，军事改革成效也不容小觑。这些变数使俄罗斯拿捏乌安全议题的能力、筹码遭遇贬值风险，迫使俄罗斯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挑战和可能出现的衍生阻力。

▍俄乌冲突的可见影响

俄乌冲突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地理空间内、“二战”后规模空前、性质特殊的地区冲突，对全球军事安全结构与态势、全球化经济系统构成严重冲击。一方面，俄罗斯已无法回避持续的全面经济制裁和科技绞杀周期的重压后效，不得不面对相对孤立的国际外交环境。另一方面，安全危机将欧洲推向一个谋求常规威慑的加速武装新阶段，在普遍的军事安全焦虑呼声中，北约将在维护其安全秩序和价值观准则方面变得更加强势。此外，随着俄罗斯的经济萎缩和军事消耗造成的国力下滑与其对欧亚地区秩序重构的主导意愿间矛盾的进一步凸显，欧亚地区的“中间地带”属性或将在俄影响式微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域外大国和部分在该地区拥有历史和文化符号的中等强国将变得更加活跃。一个全新的、高度不确定的欧亚地区秩序重构周期可能刚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