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退再退！

德国核电发展史

在二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想要利用核能并不容易。一开始，各大国均不愿意让这样一种“末日技术”放在德国人手里。联邦德国直到1955年缔结《巴黎条约》之后才在法理上成为正常国家，又过了五年，联邦德国第一座核电站卡尔实验核电站投入使用，成为了德国核电事业的开端。

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能源价格飞涨，核电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也是核电在德国大发展的时期。

此时，西德社会的主流意见依然对发展核电抱以积极态度。然而，1986年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使民意发生逆转, 反对发展核电站的人数一度达到了69%。这样的民意基础大大推动了1979年建党的德国绿党的发展。

1993年东西两个德国的绿党合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并在1998年大选中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担任了外交、环保、卫生等三个部长职务。

虽然当时的施罗德政府并不赞同绿党在废除核电方面的激进主张，但迫于民众和政治盟友的压力，还是与德国4个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能源供应康采恩——意昂集团 (E.ON)、莱茵集团 (RWE)、欧洲大瀑布电力公司 (Vattenfall Europe) 和巴登-符腾堡能源公司 (EnBW) 签署了相关协议。这份协议在发展趋势上宣判了所有德国核电站的死刑。

不久之后，德国议会通过了将于2002年4月22日生效的《核能法》修正案，规定 “禁止新建任何民用核电站；现有运转中的核电站在投入使用的第32 个年头要停止运转”，依此推算，2022年正是德国核电事业走向终结的年头。

不过，德国核电的命运并未就此封印。因为《核能法》修正案遭到德国工业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放弃发展核能所导致的电价上涨将削弱德国制造的竞争力。

有三件事情曾给了德国核电一线生机：一是2005年与德国工业界关系紧密的联盟党（CDU/CSU，基民盟-基社盟）取得执政地位；二是发生在2006年初的俄乌天然气之争，使德国民众在能源方面的态度趋向现实考量；三是进入21世纪后，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度的极速升温，核电在二氧化碳减排作用上的突出功效凸现出来。

在此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成功松动了《核能法》修正案，并于2010年9月28日决定，延长境内17个核电站的使用期限8至14年。

谁知半年之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了德国核电以致命一击。

早先，还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场愚蠢的人为事故，苏联僵化颟顸 [mān hān]的体制应该为此担负主要责任。福岛事故一出，德国舆论大哗，因为日本在德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如果连日本人都避免不了7级核事故，那么德国或任何一个国家都避免不了。

福岛事故发生后数日，柏林、汉堡、科隆和慕尼黑四大城市共21万人走上街头，抗议默克尔的核电政策。德国政府立刻宣布暂缓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不久又宣布德国将暂时关闭7个最老的反应堆。明眼人已经看出，再想松动《核能法》修正案已无可能，德国媒体上打出头条：“核电时代结束了”。

按照德国政府的规划，2020年由太阳能、风能、水力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供应量，应该提高到占德国整个电力供应量的20%；30 年后，力争使可再生能源成为国民使用的主要能源。就算是力主延长核电使用期限的联盟党，也是把核电当成一座通向未来可再生能源世界的一个桥梁，过了这座桥，也将会在2050年废除核电。

德国人为什么对核电如此敏感？

关于德国人对核电的态度，虽然有着各种解释，比如资源禀赋说（德国有大量可以露天开采的褐煤），人口密度说（德国的人口密度比法国高不少）等等，但笔者认为国内的政治生态才是主导德国核电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许多人意识到德国绿色运动的势力大，也许是从绿党的崛起感受到的。但其实早在绿党兴起之前近百年，德国的绿色运动已经开始萌芽。

自从德国在1850年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在德国的市民阶级中就渐渐酝酿起了反工业化的情绪，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浪漫主义和日耳曼人古老的森林崇拜。

1896年，在柏林的斯特格里茨（Steglitz），一群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到一起，要在大自然发现新的生活方式，由此开启了德国第一个有组织的绿色运动——“候鸟运动（Wandelvolge）。

参加候鸟运动的青年们讨厌工业文明带来的压抑和沉闷，讨厌现代社会的秩序感和平庸感，更讨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做作。他们要求的是直面大自然，赤身裸体地在大自然中奔跑和游泳，直接展现自己身体的健美和精神的昂扬。

到了1916年，尽管已经在战争中阵亡了许多成员，其协会会员仍然有6万人。

从政府方面看，无论帝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议会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还是极权专制的纳粹德国，都对环境保护予以支持。

特别是在纳粹时代，自19世纪末以来的反工业化精神和对自然的崇拜发展到一个高潮，并成为了纳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以神秘的大森林为代表的自然环境，被看作是“高贵的日耳曼精神”的源泉，必须由国家来加以保护。

二战结束之后，尽管纳粹的那一套环保理论被埋葬了，但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发展，联邦德国的绿色运动迅速兴起，直到形成了绿党这样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当这样的传统与无法彻底处理其废料的核电遭遇时，所激起的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曾经历的反抗巨浪。这种传统不仅仅属于德国，而是属于整个德语世界。同属德语文化圈的奥地利，早在1978年就宣布逐步淘汰核能。

德国这种传统早就引起了邻国的注意，甚至被某些法国人视作“东邻国家不理性的民族特性。” 同样见识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法国人，在1990年代同意“所有核电厂应当关闭”的国民人数一直在12%-19%之间低位徘徊。

法国政府明确规定核电是该国电力的主要来源。在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下，法国建立起强大的核工业体系，培养了阿海珐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等核电巨头。这种中央控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标准化，美国核管会原主席塞林曾说：“法国有200多种奶酪，但只有一种核电机组。这就是技术标准化。”

对此，反核运动成员声称，核电的发展对能源生产集中化、大型化的内在要求，会使政治趋向于极权主义。这就更加触痛了德国的政治禁忌。

退出核电的利弊

退出核电，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电费上涨，减排难度增大。

在2011年作出退出核电的决定之后，德国政府安抚民众称：“关闭7座发电厂不会影响能源供应。近年来，德国生产的电力远远超过其本国所需。有大量电力用于输出。此外，我国还有相当多的发电能力储备，其总量是目前准备关停的核电站总发电量的两倍多。”

然而，现在的情况其实不容乐观。德国虽然在去年仍在出口电力，但其前提是仍有六台核电机组在运行，它们生产了德国约13%的电力，而现在其中的三台已经与电网断开连接，另外三台也将于今年关闭。

届时，德国西部地区将需要从法国购买更多电力。目前德国的电价在每度0.3欧元左右，几乎是主要国家中最高的（相比之下，法国每度电仅售0.18欧左右）。

德国在执行退出核电的同时为了尽可能实现电力自给，不得不增加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这既推高的发电成本，也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

同时，被给予厚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但对电网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费钱），而且还需要占民用电价21%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进行补贴才能运转。

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迟迟不能开通的背景下，这样困境已经让部分德国人的情绪有了波动。

2022年1月1日，德国民意调查公司Civey的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您觉得最后一座德国核电站应该如期于2022年底关停吗？”时，有38.8%的受访者答“当然不应该关停”，16.9%的人答“不太应该”，与此同时，只有29.2%的人回答“当然应该关停”，9%的人答“比较支持关停”。

不过，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与核电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博弈，退出核电政策也倒逼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走在世界前列。如果能进一步提高效能，即有望取代化石能源发电，显现其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巨大优势。相比之下，法国发展迅速的核电，必然挤占了可再生能源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