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种族理论风波之后——面临举报风险的美国公立学校教师

九年过去了，各州争相通过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法律。在右翼人士的使用下，这个术语几乎意味着所有涉及系统性或结构性种族主义的课程，全国各地的教师都在思考，自己是否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截至2022年1月底，超过35个州已经提出法案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课堂上对种族和性别的讨论，至少有14个州通过了法律或指令。各地的法律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在田纳西州，立法者禁止公立学校教学中出现11个“概念”。教育者不允许宣传“种族之间的分裂或怨恨”，或暗示个人应因其种族而感到“不舒服”、“内疚”或“痛苦”。在爱荷华州，立法者禁止将该州或国家描述为“（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

对教师来说，这些法案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之一是其模糊性。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禁止教授一个种族或性别在本质上优于另一个种族或性别的概念，但立法者拒绝澄清教育者应该如何教授关于“那些赞同至上主义观点的个人”。德克萨斯州的法律规定，任何有争议的问题都必须“以没有政治偏见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但却没有界定什么算是“有争议的问题”。违反新规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教师可能被解雇或失去执照；学校的资金可能被削减。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法案没有阐明应该如何遵守新规定，教师们已经开始出于恐惧而开始自我审查他们的课程。

他们的焦虑并非毫无根据。在新罕布什尔州，该州教育部创建了一个在线表格，以帮助家长和学生提出投诉。保守派团体“自由母亲”（Moms for Liberty）甚至承诺，将向第一个“成功抓获”违反新罕布什尔州新法规的教师的人支付500美元。即将上任的共和党州长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在上任10天后宣布，弗吉尼亚州将为家长提供一项举报服务，方便家长“向我们发送他们认为行为不端的教师的报告和意见”。一个名为“拯救德克萨斯儿童”的组织致力于“打击批判性种族理论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觉醒政治”，它向达拉斯的教师们发出邮件，要求他们举报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或“非二元性别”概念（gender fluidity）的同事的姓名。2021年12月，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提出一项法案，允许家长起诉那些允许据称以批判性种族理论为基础课程的学区，并让被起诉者承担律师费。

多年来，学校文化战争一直是围绕上帝和祈祷，以及“如何”或“是否应该”教授进化论和性知识来展开的。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斗争更多地转向我们如何构建美国的过去，特别是我们如何描述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殖民历史，以及这些内容与今天的关系。在许多方面，这些辩论更难裁决；法律对政教分离的规定比对历史课程的规定更明确，而相比变幻莫测的历史解释，进化论则更加明确。例如，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描述美国的西部扩张？这些殖民者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者还是勇敢的拓荒者？致力于反种族主义的学校是否有可能接受“色盲”， 或者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说法？

公立学校的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将争议话题带入课堂的后果。早在1844年，著名教育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就曾对这一点发出过警告：“如果有一天，学校教室将成为发酵所有政治和宗教方面激烈意见的大锅。等到那一天，我们光荣的公立学校系统的命运将被封死，迅速的毁灭将淹没学校。”事实上，如果在美国的教育史上有一个不变的现象，那就是当地社区在教师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持有的怀疑态度。

尽管家长们忧心忡忡，但行政人员强调，公立学校没有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门相对模糊的学科，它研究法律和制度如何根据人们的种族和相对权力，对他们造成损害或使他们受益。它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生课程中。然而，那些感觉到变化的父母也没有错。一些长期存在的，关于身份和机会的假设在全国各地的K-12教室里受到质疑；同样的假设在今天的工作场所、媒体机构和国会大厅里也受到了质疑。这些斗争的结果将与某些家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学区，以及教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自主权有关。

进步团体和教师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关于批评性种族理论的攻击，呼吁公众应该相信教育工作者能够讲授诚实和准确的历史。这一呼吁听起来很合理，但其实际意义却不太清晰，教师是否应该从所有角度教授每个问题？教师应该教授关于每个问题的所有观点吗？在一学年的时间限制下，这样的做法是否实际？年轻人需要知道什么知识才能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民主社会中茁壮成长？应该由谁来决定这一切呢？

2021年11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上午，就在格伦·杨金通过在教育中宣传“家长权利”赢得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的几周后，在第101届全国社会研究委员会年度会议上，一位名叫安东·舒尔茨基的真诚而慈祥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高中历史教师向一群教师发表了讲话。舒尔茨基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承认近年来社会研究课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特别是自从《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1619计划”以来。该计划收录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声称奴隶制是美国建国故事的核心所在。舒尔茨基说：“教师、行政人员和学校董事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指控以某种方式向学生灌输思想。”

他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课程主导了围绕K-12教育的公开辩论；而实际可供上课的时间（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却在过去20年里急剧减少。舒尔茨基认为，各州和学校董事会通过新规定的主要结果是，教师们选择完全回避某些话题。但是，他恳求教师们尽量不要这么做。他表示，这是一个“我们为社会科学团结一致的时刻”，“用我们的集体声音来反对无知、不公正和冷漠”。

在为期一周的虚拟会议上，许多小组围绕“针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压力”展开了讨论。其中一个报告：“去白人中心化：一个学区的方法”探讨了明尼苏达州最大的阿诺卡-亨内平（Anoka-Hennepin）学区对历史课程所做的改变，以反映其不断变化的人口需求。像许多其他郊区一样，阿诺卡-亨内平学校收纳了明尼阿波利斯北部，一个极大的地理区域内的学生，包括自由派的内环郊区、保守派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在过去15年里，该校的学生明显变得更加多样化。非白人学生现在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该选区的一些人在2020年投票给了特朗普，其他人则倾向于支持拜登。左翼的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和极右翼的汤姆·埃默（Tom Emmer）在国会代表了该地区父母的立场。

蓄着大胡子的35岁教学专家丹·博德威尔（Dan Bordwell）主持了这场“去白人中心化”的演讲，他描述了学区的教育工作者自2017年以来，为将更多不同的声音纳入社会科学课程所做的工作。博德威尔问道，当学生们学习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时，他们是否也了解了启发该案的学生琳达·布朗和她的家庭？当他们了解到前内战时期后，他们是否听到了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观点？在明尼苏达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历史学家基思·梅耶斯（Keith Mayes）的帮助下，阿诺卡-亨内平学校的教师们在努力确定他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注入”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新讨论，同时仍然遵循明尼苏达州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3年）。该校还设立了一门独立研究的黑人历史选修课，并加强了专业发展，旨在帮助教师吸纳来自弱势群体的叙述。博德威尔解释说，这是为了“讲述（并展示）一个更完整的画面”。

越来越多学区的负责人表示，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认识自己，将使所有人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和更深层次的学习。2019年，阿诺卡-亨内平学校发布了一项公平和成就计划，为其社会研究部门已经开展的工作提供了更多支持，将少数族裔的观点推向前沿。

但并非所有家庭都认为这些变化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家长们开始动员起来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幽灵，该地区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拥有550多名成员的阿诺卡-亨内平学校家长小组中，家长们对过度“觉醒”的教师培训和学生学习的其他方面大肆抨击。这个Facebook群组的创始人克里西·埃里克森（Krissy Erickson）告诉我，在她儿子所在幼儿园的学校的校长与双子城（Twin Cities）里的其他学校校长签署了一份名为“Good Trouble”（好麻烦）的承诺书后，她开始创建这个群组。该承诺书承诺“去白人中心化”和“拆除强化白人学术优势的做法”，如重点照顾优秀学生。以前从未参与过家长活动的埃里克森开玩笑说，“熊妈妈最近才出来”。在8月底的一次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她宣布她和她的家长同伴们“再也不会被逼沉默了”，并批评向员工灌输的“与批判性种族理论有关的意识形态”，家长们表示这些意识形态已经“直接渗透到了学生的作业中”。埃里克森表示，她“全力支持教师”，但她坚称，“我们需要反思的唯一真正的特权，是我们所有人在美国生活所拥有的特权。”

明尼苏达州其他成千上万的家长（主要是白人）也在抗议政府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标准，该标准首次将民族研究纳入所有学生的核心内容。根据当地保守派智库“美国实验中心”发起的一份请愿书表示，这些将于2026年生效的标准反映了“对美洲原住民历史的执着”， 并用“占据主导和非主导地位的叙述”和“被忽视的声音”取代“客观的历史知识”。去年11月，阿诺卡-亨内平地区的居民选出了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马特·奥德特（Matt Audette），他以一种强烈的，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态度参选。

一些社区内的可疑成员根据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博德威尔提供电子邮件记录，他敏锐地感受到压力的增加。他在2020年2月提交了“去白人中心化”会议的想法；他说，如果他有机会在一年后重新策划演讲，他可能会为自己的演讲提出一个不同的名字：“我们有一些教师就像在蛋壳上行走，担心他们会被学生或家长拍到照片，担心他们会因为所做的工作而遭受不公平的针对。”

在我的要求下，埃里克森在她的脸书群组里向其他家长发问，去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教师对报复的恐惧。她告诉我，有些老师是“明显的激进分子，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她认为，只要教育工作者“提出事实和多种观点”，大多数家长就会满意。她解释说，她的小组成员认为，种族、性别的问题“已经从各个角度扔给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希望“简化事情，（教师应该）回归到教育和学术上来”。作为一种妥协，埃里克森提议将某些课程设为选修课程，或者向家庭提供有关单元讨论的通知，并允许他们在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退出课程。在这一点上，她响应了反批判性种族理论群体的共同呼吁，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提醒家长，自己会将有争议的主题纳入课程的计划，甚至呼吁让家长提前审查教学材料。

如果埃里克森小组的成员，以及类似的家长认为他们会支持纳入多种观点，他们应该对一些旨在帮助教师解决争议问题的非营利性教育团体的工作感到放心。Close Up就是这样一个团体。Close Up成立于1971年，其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将学生带去华盛顿特区旅游。Close Up鼓励对激烈的政策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并将其作为帮助学生建立共识的一种方式。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reensboro）的教授们在去年夏天发表了一项关于这种模式的研究。研究发现，在以深思熟虑而非辩论为目的的课堂政治讨论中，高中生感到更受尊重。

克里斯·麦克杜菲（Chris McDuffie）是南卡罗来纳州私立学校希斯伍德堂（Heathwood Hall）八年级的公民学教师，他在课堂上使用Close Up的教材。他喜欢其“以事实为基础，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形式。他告诉我：“我告诉孩子们，至少要等三天，至少要查三个消息来源，然后用三条信息或三个问题进行对话，他们才能对当前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没有人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归属，我为此感到自豪。”但麦克杜菲已经教了21年书，其中12年是在公立学校，他承认在私立学校处理政治问题更加容易，因为他在那里拥有很大的课程自主权。当他在公立学校工作时，一些行政人员由于担心反感，甚至不支持教师教授时事。

与非营利组织一样，一些州的学校董事会协会一直在鼓励当地学区更好地支持教育工作者去教授有争议的问题，鉴于2021年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激烈地政治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举措。去年，该国家团体将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将抗议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家长比作“国内恐怖主义”，这导致21个主要由共和党控制的州退出该组织，拒绝参与该组织活动和上缴会费。尽管如此，11月下旬，在北弗吉尼亚地区劳登县（Loudoun County）这个全国家长抗议“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中心，学校管理者建议他们的学校董事会采纳一项名为“关于争议性和敏感问题的教学”的政策，该政策是基于弗吉尼亚学校董事会协会（Virginia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推广的一种模式。

劳登县的教育副主管阿什利·埃利斯（Ashley Ellis）表示，这些争议性话题的例子包括奴隶制、殖民、移民和大屠杀。当地报纸Loudoun Now援引埃利斯的话说:“学校的教学内容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我们的教师要求在如何自信地处理这些话题方面获得支持。”该地区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就该提议置评。

教师工会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支持教育工作者去处理争议性问题。拥有300多万会员的全国教育协会在组织通过一项示范性的学校董事会政策，该政策肯定了黑人和其他民族研究课程的价值，并承诺为使用“包含不同观点”材料的教师提供保护。工会也在组织支持学校董事会选举的候选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贝基·普林格尔（Becky Pringle）告诉我：“我们正在培训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做好准备，参与到能够选出那些有权力的权威人士的选举中。”

但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家长同样也加大了他们在学校董事会方面的努力。2021年，一个全国性的右翼团体成立了1776项目，以选举出那些致力于从公立学校课程中“废除”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的校董会成员。该组织支持了七个州的57名候选人，其中41人获胜。在2022年，它的目标是赢下另外200场选举。

目前有关课程的一些争议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执政初期。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当选引发了新的文化和政治反弹，包括如何在学校教授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争论。正如教育历史学家乔纳森·齐默尔曼（Jonathan Zimmerman）所观察到的，批评者开始给民族研究课程贴上“分裂 ”和“非美国”的标签；2014年，一些团体正在游说反对大学理事会修订的A.P.美国历史课程，反对者称其对美国历史的评价过于严厉。例如，修订后的指导方针将“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描述为“建立在白人种族和美国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上”。天定命运是19世纪的一种学说，认为美国在北美的扩张既是正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当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抨击该框架缺少对开国元勋、《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国军事胜利的关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该框架“强调了我们国家历史的消极方面，而省略或减少了积极方面”（一年后，大学委员会发布了另一个修订的框架，其中的修订成功平息了保守派的批评）。

去年春天，在州立法者开始引入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法案后，左倾的津恩教育项目（Zinn Education Project）发起了一个“教授真相”的承诺，获得了数千名教师的签名。全国教育协会也发布了“支持诚实教育的承诺”。这两个团体都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批评者希望教师避免讨论奴隶制和红线等话题，但保守派坚持认为该指控是一个谎言。无论如何，主流历史教科书确实比过去更好地涵盖了这个国家令人不安的种族暴力历史。由教育历史学家杰弗里·斯奈德（Jeffrey Snyder）领导的一项内容分析发现，当代教科书详细描述了“从鞭打奴隶和私刑到种族骚乱和教堂爆炸”的一切。据斯奈德说，“教科书中甚至包括最可怕的图片，这并不罕见，比如1916年5月15日，17岁的杰西·华盛顿在德克萨斯州韦科被私刑处死，尸体被烧焦的照片。”

也许最激烈的争论是，教师是否应该教授“美国已经克服了种族歧视的黑暗遗产”的观点，或者如1619项目所言，奴隶制的危害在现在仍然压迫着美国黑人。一个为教育工作者和学区提供免费资源的全国性社会正义非营利组织：“为正义而学习”（Learning for Justice）在其2021年春季杂志的封面上指出：“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着美国教育系统的每一个元素。” 在全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办的一场题为“通过批判性调查教授诚实的历史”的会议上，为正义而学习的主持人问参与者，“你们教授美国奴隶制，包括它塑造了美国人对种族和白人的基本信念的想法时感觉如何?”他们鼓励教育工作者避免通过“白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历史文本，因为这将使刻板印象永久化；相反，要教给学生有“抵抗性”的读物。在他们的定义中，这种解读有助于反种族主义解读，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信仰。

关于如何教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棘手，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说他们反对种族主义，但在左派内部以及左派和右派之间，对反种族主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存在巨大分歧。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是最有影响力的反种族主义作家之一，他反对标准化考试，称其为“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种族主义武器，可以客观地贬低黑人的思想。” 其他人认为测试是为边缘化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得机会并凭实力竞争，他们认为取消测试是对亚洲人的歧视，因为他们在考试中往往表现更好。还有人认为竞争和择优录取的想法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副产品。特玛·奥肯（Tema Okun）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问题顾问，她将“紧迫感”、“完美主义”和“个人主义”描述为白人至上主义文化的固有价值观。在“为正义而学习”春季刊中，一位描述反种族主义教学的教育工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只要“有一种赶在特定期限前完成任务的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不一定会影响学生的实际增长”，白人至上主义就会出现。

乔纳森·格林伯格因为开设“勇敢的对话”课程而受到惩罚，西雅图的父母们对这一课程大加抱怨，许多其他地区的家庭也反对该课程所鼓励的理念。甚至那些广泛同意在课堂上讨论种族主义的人，也可能会反对“勇敢的对话”的创始人格伦·辛格尔顿的某些观点。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引用辛格尔顿的话说，重视写作而不是其他形式的交流是“白人的标志”，这可能会伤害到黑人学生。“勇敢的对话”的主席布鲁克·格雷戈里（Brooke Gregory）认为，大多数批评该项目的人并没有参与到项目中来，并误解了它的目标。她说，重点“不是去妖魔化任何人，不是创造好与坏、对与错，而是关于所有这些声音都需要被倾听和理解。”

大多数有组织的、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家长都是白人，但也并非全是如此。去年春天，黑人母亲肖恩特尔·库珀在劳登县的一次学校董事会会议上作证，并被国家新闻报道。此后她在媒体上发表了她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教师培训材料，比如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一份材料，将“白人个人主义”与“有色群体集体主义”进行对比。库珀说，她并不认同“有色人种”一方的价值观，其中不包括私有财产和独立等内容。培训还断言，“有文化能力的专业人员”不接受色盲，他们应该对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承担责任”。库珀说：“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不想禁止这种因肤色而造成的分裂和相互分化的内容。”

当我问 “为正义而学习”组织的负责人贾拉亚·莱尔斯·邓恩（Jalaya Liles Dunn），当下的教育工作者如果采用更激进的资源，可能会面临政治反弹；对此她的组织应该如何应对？她说她的成员一直在与教师讨论如何开发不会让他们陷入困境的材料。“对于老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做什么，我们都非常实际，”她说。“我们不会完成一个成品，然后说‘这就是老师需要的’……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在第一线工作。”

尽管埃里克森所在的脸书群组中的家长声称，社区可能会因为教师对棘手的问题提出多种观点而感到满意，但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甚至在反批判性种族理论法案浪潮之前，美国的大多数公立学校都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在《争论的案例》（2017）中，合著者乔纳森·齐默尔曼和教育哲学家艾米莉·罗伯逊指出，一般来说，社区不希望他们的学校在一个问题上呈现“双方”观点，他们更希望教师强化当地的规范。事实上，齐默尔曼和罗伯逊得出的结论是，对公立学校教师处理争议性问题的“最重要的限制”一直是公众本身。深受这种不信任之苦的教育工作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不会激怒任何人的话题。

另外，法律为那些遭受攻击的K-12教师提供的保护很少。自保护教师言论自由的高潮以来，已经过去50多年了。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认为包括“反对某些意识形态誓言在内的忠诚誓言”违反了教育工作者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968年，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马文·皮克林（Marvin Pickering）的裁决。皮克林是一名教师，他曾写信给当地的报纸，反对学校董事会做出的一项征税决定，并批评董事会倾向于将资金分配给体育项目而不是学术。董事会解雇了皮克林，但由于他的信没有批评他每天与之共事的学校员工，而且涉及公众关注的问题，法院认为他的言论应该受到保护。1969年，最高法院在其著名的廷克诉得梅因案（Tinker v. Des Moines）中裁定，学生和教师都“不得在学校门口放弃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的权利”。

然而，从那以后，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保护K-12水平的教师言论自由，无论是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例如，2006年，最高法院裁定，当公职人员在工作场合发言时，他们“不是作为以第一修正案为目的做出公民发言”，因此不应免受雇主的纪律管理。不到一年后，第七巡回法院维持了对一名印第安纳州学校教师的解雇，该教师告诉她的学生，她按喇叭是为了回应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和平号角”标志，她相信冲突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学校系统并没有‘监管’教师的言论，学校没有雇用这种言论。”法院裁定，她不能在课堂上涉及与当地学校董事会批准的内容不同的话题或观点。

如果教育者们不能否认立法者、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在制定学校课程方面的利益，那么政治领袖们肯定会冒着风险去质疑家长们的利益，就像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在过去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中所发现的那样。在9月下旬的一次竞选辩论中，麦考利夫说了几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他宣布:“我不会让家长走进学校，把书拿出来，然后自己做决定。我认为家长不应该告诉学校他们应该教什么。”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杨金的竞选团队将这些言论作为核心，投放广告并散发请愿书，宣称“家长很重要”。选举后的民意调查显示，麦考利夫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包括支持拜登的选民都把票投给了杨金。

尽管这一事实经常被当代媒体报道所掩盖，但对学校所教授的内容提出异议的绝不仅仅是保守的父母。整个20世纪，黑人家长在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帮助下，对学校董事会和图书出版商在教科书中发现的种族主义段落提出质疑。少数民族研究课程的出现，也是由于家庭向当地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能被更公平地代表。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不仅仅是父母认为父母应该对课程有发言权。去年11月，EdWeek研究中心（EdWeek Research Center）对学区行政人员和教师进行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63%的受访者表示，当地家长应该参与选择课程和材料；尽管只有31%的人说家长已经参与这些选择了，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避免争吵和批评，但超过50%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支持让家长选择他们的孩子不参加他们不赞成的课程、大纲或单节课程；25%的人甚至说他们“完全支持”这个想法。

2013年，格林伯格将被调往西雅图另一所学校的消息传出后，其他教师、以前和现在的学生都团结起来为他辩护，他们震惊于校方如此快就屈服于一个家庭的不满。100多名他的支持者身穿绿色的衣服出现在西雅图学校董事会会议和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一位高级发表讲话要求格林伯格复职。之后,他的同伴们扯开长袍，露出胸前印有字母“G”的衬衫。尽管第二年格林伯格被迫在另一所中学工作，但一名仲裁员最终裁定，该学区不恰当地使用转学来惩罚格林伯格，并允许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格林伯格仍然在西雅图教高中公民学，在他二十多年的课堂上，他注意到了变化。他说：“学生们对系统性压迫的认识比过去要深刻得多。当他过去问他的班级为什么人们会贫穷时，青少年倾向于援引个人选择。”他说：“现在，人们甚至不愿意提及个人选择。我把这一点归功于‘黑命攸关’运动。在过去，我甚至愿意和我的班级来讨论‘白人特权’的概念。现在我觉得这甚至不需要一场辩论。”

然而，今天很少有教师相信，在遭到父母的投诉后，他们还能重返工作岗位。格林伯格本人也怀疑，他自己的种族和性别在社区对他的保护中发挥了作用。他告诉我：“我当然觉得受到迫害的有色人种教育者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

明尼苏达大学的历史学家基思•梅耶斯帮助了阿诺卡-亨内平学校的教师纳入了更多的黑人历史课程，他认为社区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反击只是“刚刚入门”，是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步；最终那些人将会把矛头对准民族研究课程、种族平等倡议和更广泛的种族主义讨论等内容。虽然梅耶斯承认教育者的恐惧是真实的，但他认为教育者最需要的是勇气。他说：“真正的问题将是抱有善意的白人教师和行政人员如何面对这种反对。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教师毕竟也是他们社区的成员；他们可以选举学校董事会的候选人，在会议上作证，并为他们的利益进行集体宣传。

最终，随着社区的不断争吵，为法律、规则和文化压力付出代价的将是学生，这些法律、规则和文化压力阻止了教育工作者处理所谓的分裂性话题。来自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学校和个别学校的大量研究表明，与没有类似课堂经历的同龄人相比，被鼓励讨论有争议问题的学生更有可能发展出公民宽容、政治兴趣、公民责任感，也更可能参与投票。齐默尔曼和罗伯逊认为，教师“不能简单地成为国家的传声筒，也不能成为（强化）当地社区多数人信仰的渠道”。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似乎并不愿意让教师发挥其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