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
现在是2034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一支装备了第一代智能无线电（设计用于在对抗性的信息环境中工作）的美军侦察小队，被部署到敌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地域内的一个小岛上。与此同时，其他美军开始在行动区部署隐蔽机动的精确打击系统。计划将分散的传感器和精确打击网络连接起来，以减弱对手的攻击并阻止态势升级。
危机期间的航行自由行动出了问题，并迅速升级为枪战。但对于那些需要侦察拍摄的人来说，冲突的最初几个小时并不顺利。在侦察小队、其他传感器和火力支援资源之间无法发送和接收信息。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
对方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杀手锏”武器干扰了己方的无线电信号，且只留下无法识别的干扰。好消息是，战区的分析人员很快就能理解干扰的性质，并意识到可以在天线上添加一个小型适配器来恢复通信。但现在困难的部分来了：如何设计和制造这些全新的部件，并将它们分发给一个封闭环境中失去联系的侦察小队。
欢迎来到“体系对抗战”（systems-confrontationwarfare）时代的作战后勤。在这个时代，快速设计、生产和部署战时作战资源，并抵御针对美国后勤系统的复杂系统已成为常态。
一、虽然战争在变化，但后勤的价值依然存在
后勤在战争中一直很重要。亚历山大大帝声称，如果他的战役失败，后勤人员将首先受到惩罚。未来战争的方式不会改变后勤的重要性，将要改变的是军队开展后勤行动的方式。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重新思考针对同等对手的后勤战法（即专门设计用于对抗盟军的“体系对抗战”），意味着放弃对一些熟悉的能力的依赖，如线性供应链。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建立互联的物理-数字网络，不仅可以在战术层面将需求与供应和流动性结合起来，还可以实时协调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过去几年，商业界一直在使用这种数字供应网络，但如果上升到大国战争要求的规模，这就是一个新概念了。本质上，赢得大国冲突取决于如何创造“体系战后勤”，以便在体系战环境中取得成功。
二、为什么在大国战争中后勤如此困难？
大国战争将在更多的空间进行争夺。体系战是一种破坏、禁用和摧毁敌方作战体系的战略，这些系统能够实现军事功能：指挥和控制、信息、情报、火力、运动和机动、保护和保障。简单地说，现代军队是通过一个体系运作的。从作战网络到供应链，作战依赖于通信、数据、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系统，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同工作。因此，破坏或禁用此类系统需要在所有作战域部署网络、电子战、信息作战和常规动能打击能力。如果做得好，一场有效的体系摧毁战役，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阻碍连接部队、武器、资源和指挥员的数字和物理链接，从而瘫痪对手。
对抗性的空间将持续存在。为了击败对手，战争通常呈现出毁灭、耗竭或消耗三种策略。但正如小安德鲁·克雷皮涅维奇所指出的，在核大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除非它愿意直接升级到相互毁灭的核战争，否则毁灭和消耗都不可能是战争的选项，最有可能的途径是耗尽对手。[1]
以体系摧毁和耗竭策略为主的大国战争，意味着美国目前的后勤和工业基地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旨在防止美国在作战行动之前建立后勤优势。美国目前所依赖的预置储备是静态的，当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很脆弱。此外，无论距离有多远，网络攻击都可以削弱从生产到配送的工业能力。事实上，解放军通过网络和其他体系攻击手段来降低地理空间重要性的能力，以及火箭军部队广泛的攻击范围，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地区整合大量必要的作战资源，都会给美国的军事行动带来难以置信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纯粹依赖美国的后勤和工业能力将是一条快速走向枯竭的道路。相反，在战术层面和工业基地层面的盟友整合，将是一场持久的大国战争的关键。
三、对抗环境中的后勤
如果大国战争的性质使许多最常见的后勤方法面临风险，那么在对抗环境中，后勤将是什么样子的？为了便于理解，让我们还以那支侦察小队为例。
假设侦察小队能够在敌控制区隐蔽下来，且只要他们试图通过无线电通信，就会因无线电频率中断而失败，或者暴露小队的位置。在这种前提下，向他们提供补给将必须依靠实时测量部队消耗和预测需求信号相结合的方法。这一工作难度远远超出了计算口粮需求，因为口粮需求的确定仅需将每天两顿即食口粮（MRE）乘以人员数量。这项工作包括使用传感器测量从水到维修零件到弹药数量的所有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算法（包括对未来行动的估计），以便指挥官能够在需要时主动向部队提供补给。它不需要等到关键备件耗尽，也不需要过多储存弹药。
但预测部队需求只有在有物资可供运送以及存在运输手段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在处理燃料或HIMARS火箭等笨重物品时，找到这些物资并将其运送到对抗性的环境中绝非易事。解决之道在于不要孤军奋战。建立盟军和合作伙伴网络，可以告知指挥官谁拥有什么资源以及在哪里。然后，这些分散的资源可以与可用的卡车、飞机、船只、潜艇、无人机或其他任何东西组成的网络匹配，以便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运送物资。
这样一来，战术优势就完全体现在协调能力上。你需要找出谁需要什么，谁拥有什么，谁有能力提供什么。然后你需要解答这个多变量方程以获得最优解。这一解决方案需要许多工具——智能算法、重要的数据管理、合作伙伴之间的共享，以及在连接和断开模式下运行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掌握作战空间的完整态势，将作战和后勤态势图集成在一起。
通过战区供应将地理上分散的货物运送给部队，需要一个协调系统，以便能使后勤补给与作战需求相匹配。这种方式类似于一种GIG交通服务，可以满足乘客需求和司机供给。军事模拟不仅将乘客（作战部队）与司机（补给来源）联系起来，还将司机与汽车经销商和制造商（战区后勤和国防工业基地）联系起来，以确保道路上的车辆类型正确。在战区和工业基地层面，这种能力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战术优势方面，当缺少经验补给数据时，为部队提供可预测的补给会带来很多好处。
对于侦察单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使用一次性的自动化半潜器（例如，运送毒品的潜艇等设备）或在需要时使用隐形无人机。这能够快速运送货物，而不会让更多部队受到伤害。将更大数量的货物运出有争议的作战区，则意味着利用现有的商用和军用船只、飞机、火车、卡车、面包车以及任何其他能够运送物资的装备。所有这些不同的GIG后勤运输工具都需要联网，以显示哪些是可用的以及在什么位置。当运输需求增加时，采取这种方式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就不会出现延误。这种战区供应方式的价值在于，资源能够更快到达目的地，同时通过增加后勤路径的数量和多样性，使敌人攻击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另外，它要求所有用户能够从同一个真实世界的数据池中提取数据，而且只能看到自己需要的，包括他们的角色所赋予的权利。
通过战区供应将大的能力或补给品转移为战术层面的优势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但这其实不并需要生产全新的物品。战争经常导致对新设备的迫切需求，比如侦察小队的天线适配器。新设备意味着对国防工业基地的新需求。
国防工业基地关于新产品的核心问题是协调规模。当涉及到为军方大规模生产现有产品或新产品时，政府买家和主要承包商需要知道谁有生产所需产品的可用产能。这将进一步延伸到联盟的生产能力。了解哪个国家可以生产什么产品，在哪里可以通过数字供应网络进行协调。如果美国的弹药工厂受到恶意软件攻击，导致生产停滞，那么，根据在联盟之间流转的网络信息，合作伙伴国家的工厂几乎可以立即知道要增加弹药的生产。这也意味着，如果对手想继续扰乱美国的生产，它将要面对一个变化不定的攻击目标。
只有工业基地继续采用数字线程（digital thread）技术，才能创造出从设计到生产再到维持的单一数据源，上述水平的协调也才有可能实现。实际上，数字线程可以让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制造商，以满足需求，并保证在战术层结合时，所有的工作都正常运转。如今，与此类似的敏捷软件创建的过程也可以应用于国防工业基地。自由工厂（Freedom’s forge）将成为自由软件工厂。
四、做出必要的改变
虽然上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需求是非常真实的。好消息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工具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正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但在数字供应网络的模式下，重新塑造军事后勤将需要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新的人员解决方案。
数字供应网络需要一个数字骨干网，一个单一的数字平台，可以结合战术前沿的作战和后勤数据，以及工业基地的军事和企业数据。工业界已经创建了许多不同的平台来处理在生产商、物流商和客户之间流转的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数据。以电子商务网站为例，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且还充当一个中心，将客户的需求与其他生产商联系起来。
军方还需要这些系统的冗余，因为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同等对手很可能会破坏或摧毁该网络的某些部分。重要的是，这种数字骨干网需要从一开始就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作，以实现基于部队层级和权限的数据无缝共享。从商业航空到港口的数据共享研究表明，数据共享——甚至在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共享——是可能的，它只需要从一开始就嵌入到设计中。
2.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更紧密的规划和更多的实践
对数字骨干网的需求也将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例如，习惯于持续通信和实时视频的指挥官，将无法在未来再依赖这一手段。相反，他们将需要改变领导风格，以管理和监督指挥官意图。这种领导风格的回归需要授权作战意图，并允许所属部队自己做出战术决策以实现该意图。对于工业或后勤能力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指挥官会给予后勤人员和工业合作伙伴一份“服务协议”（service-level agreements），明确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并让他们决定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最好地制造和运输所需的物品。
类似的转变也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国际数字主干网将首先基于“1和0”，其次是信任。如果没有相互信任，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不太可能把最后的弹药供给送给另一个国家，也不太可能迅速重组一个工厂。虽然美国与许多国家有着长期的盟友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牢固或协调。为战术优势建立一个联合和一体化的数字化供应网络关系应该是第一步。此后，联合和一体化网络应包括更广泛的后勤能力，最后是工业基地。每个阶段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信任和调整能力上。
最后，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政府和工业界）必须采取行动。美国军方知道后勤保障很困难。期待新系统和作战概念一下子就能完美地工作，并经受住攻击，这是愚蠢的想法。不同规模、不同强度的军事后勤演习应常态化进行。重点不应仅仅是确保网络正常工作，而是应随着技术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而改进。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实世界的全兵力全要素演习，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s）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为大国战争的复杂性做准备。
五、结语
最终状态不是要生产一个新的后勤系统，比如一个静态的产品。相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理解一个复杂的体系在体系战中如何随着技术、军事战略和对手的进步而发展，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军事后勤管理方式。尽管这样一个后勤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在一场近乎对等的战争中获胜，但它也将首先在威慑对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一个作为体系运行的军事数字供应网络，美国可以阻止对手扰乱其战时后勤，并迫使任何同等对手考虑耗竭美国战争潜力的可行性。在阻止战争和为战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方面，数字供应网络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的优势。
关于作者
艾伦（Alan Esteve）是德勤咨询有限公司（Deloitte Consulting LLP）的专业高管。Alan在国防部有36年的任职经历，包括2013年至2017年担任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首席副部长，2011年至2013年担任负责后勤和物资准备的国防部助理部长。
凯莉（KellyMarchese）负责德勤咨询有限公司政府和公共服务市场的供应链和网络运营实践。Kelly专注于全球供应链转型、供应链创新/先进技术、精益运营和供应链风险/弹性。她是霍华德大学的供应链委员会成员，也是杜克大学的主要合作伙伴。
亚当·罗斯（AdamRouth）是德勤政府洞察中心的研究负责人，也是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未来战争和国防。亚当之前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国防项目工作。他还曾担任美国陆军第75游骑兵团的队长。
乔·马里亚尼（JoeMariani）是德勤政府洞察中心的研究负责人。他领导了国防、安全和司法领域的研究，重点是技术运用、创新和物联网。此前，他曾担任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和联邦顾问。
本文观点只代表作者，并不反映美国军事学院、陆军或国防部的官方立场。（原文链接https://mwi.usma.edu/the-changing-character-of-supply-rethinking-logistics-in-an-era-of-systems-warfare/）
[1]假设耗竭策略需要时间来耗尽对手的精力，并拥有必要的资源（如豆子和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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