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广州没有衰落,有底气迎更大发展

本文转载自: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ID:GIG-REVIEW)

郑永年:广州没有衰落,有底气迎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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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最近很多人问我:和深圳相比,广州是在逐渐衰落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广州非但没有衰落,而且有底气可以发展得更好。确实,最近几年深圳异军突起,2012年深圳GDP首次超过广州,在民间,“北上广”的提法逐渐被“北上广深”,甚至是“北上深”所取代。同为华南城市,广深之间免不了被比较,这种比较人之常情。如果这种比较能够给广州人造成一种不能固步自封的压力而求更大的进步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广州不应该在意它与深圳或中国其他城市的比较,说得普通一点,广州不应当“叫板”深圳或者任何中国的城市。
广州应该要有更大的进取精神,对标和叫板纽约、东京等世界先进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甚至也不能总盯着自己的范围,自己求发展,而要积极与周边城市联动,主动发挥扩散与辐射作用,与周边城市共谋发展、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广州要发挥其数千年的开放基因和发展胸怀;尽管广州的城市有行政边界,但发展不要有边界。周边城市发展起来了,广州自己就会水涨船高。
广州的底气在哪里?

广州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较之其他城市,广州具有更深厚的发展底气。广州发展的底气在于广州城市发展的五种内在因素,有些因素甚至早已经成为广州的城市基因。一些人感到悲观了,就是没有意识到广州这些内在基因的强大。
广州是永恒的一线城市。历史上广州曾是“三朝十主”的古都,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国首都是在金朝时期,上海更是近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其他千年历史古城甚至曾经的首都如洛阳、西安等都已经跌落一线。而只有广州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屹立不倒,是永远的一线城市。
广州的革命与自强基因。近代以来,广州成为了革命的策源地。1840年,在广州发生的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大清被欧洲列强英国所败,被迫走上了第一次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自救自强的道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广州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领跑者。广州是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康有为、梁启超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广州发起黄花岗起义,广州的黄埔军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广州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活动的重要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也始终走在改革的最前沿。1983年开业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首家涉外的五星酒店。白天鹅宾馆的成功运营,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信心,也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乃至全国引进外资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也就是说,广州人已经把革命基因转变成为改革基因了。
广州的开放基因。在当下,广州更需要发挥其开放基因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从被迫“接受”世界规则到主动“适应”世界规则的转变。人们容易忽视,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两次开放,起点都在广州。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是一次被迫的开放。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国际先进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革自己的体制机制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通行规则“接轨”。今天,我们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进行“第三次开放”。广州同样要引领“第三次开放”的浪潮,不仅仅是要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要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意识,更大力度推进主动开放,将中国规则推向世界,这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关键。
广州的商贸基因。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中国对外贸易桥头堡的作用,是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宋朝时期由于航海造船的发展,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已经成为中国联结全球的重要城市。南海神庙、哥德堡号商船、十三行这些无一不是广州旧时商业繁华的象征。从今天我国区域经济版图来看,广州是中国经济主引擎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是连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广州永远处于国家的大局之中。广州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性始终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广州的重视,每一次重大的政策尝试和重要的发展广州都不会缺位和缺席。当广州偏离中央大局,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广州也不是没有跌倒的时候,但跌倒了爬起来再跑也是广州的基因。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州数度寄予厚望并指出广州进步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黄埔调研时提出的“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指出了广州的活力之所在。较之全国其他城市,广州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既均衡也相融。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就和谐稳定。有人说,鼓励中小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创业板设在北京,但这是为广州服务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广州未来要靠三个生产力 

历史地看,一些城市崛起了,另一些城市衰落了,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都不仅仅是城市治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城市大环境变化的结果。具体到广州,我们必须要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为广州未来的发展提供新动力,我总结为三个生产力。

三个生产力包括科技、规则和人口。

第一,科技是生产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是光靠单一产业发展的,单一式发展终究是要衰落的。纽约的转型、底特律的转型就是最好的例子。广州未来的发展不能是单一式的,但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要,否则会导致什么都有但什么都做不起来。不能深圳有什么,香港有什么,广州就要做什么,而是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广州要做产业集群,做供应链系统,对科技创新进行大量投入。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目前广州科创投入还是比较低。

第二,规则是生产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美国组织“世界队”对付“中国队”,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精准脱钩”和“精准封杀”,甚至是最终的“系统性脱钩”,要迫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的“世界规则”,要不惜与中国进行全面冷战。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权已成为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如果没有建立在统一规则之上的国家统一市场,内部大循环很难实现。如果全国性规则在目前阶段有困难,那么可以从广州,从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先行先试。现在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规则没有做到统一,即使内地9个城市的规则也不统一,在招商引资方面,这些城市在税收、土地、劳动等等方面,规则都不统一。我们能不能以点代面,通过横琴、前海和南沙把大湾区的规则统一起来,不要再各搞一套规则了。这三个“点”的规则如何统一?我们应该思想解放,把香港的商务规则直接引入大湾区。香港的很多规则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今天,香港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其资本、其产业、其金融或者其它的,而在于其“软件”,即国际化的规则。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条件下,我们应当把香港的规则视为我们中国的规则。很自然,在香港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加法,把内地的一些好规则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等方面。

第三,人口是生产力。

广州不仅要宜居、宜业、宜游,更要把自己建成一座宜育城市。城市是人住的地方,人口是城市的基础。任何地方,如果人口一旦萎缩,大城市肯定萎缩。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在城市和人口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难发现,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我国的很多城市已经提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建设规划,但广州更应该强调“宜育”,为年轻人提高生育率创造物理、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广州如何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育”的城市?必须要打造一个配套的优质文化生活。一个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追求是有极限的,但是一个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追求可以是无限的。如今中国有4亿中产,他们大多从事着体面的工作,按揭着条件较佳的寓所,为自己和家人置办了数额不等的保险,甚至还做了一些金融投资,但是论及生活是否有“高级感”,他们中的很多尚不满意,因此他们愿意,也需要在提高文化生活品位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这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利好因素。

 

广州还需要发挥三个活力

除了上述的三个生产力,广州还需要更好地发挥三个活力,分别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活力、人才作为社会主体的活力、政府作为政治主体的活力。广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如果广州要叫板纽约、东京这样的世界一流城市,这三个活力一定要继续加强。

第一,要发挥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主体作用、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目标。广州必须要发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的作用,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一旦不再是主体,经济发展必然遇到麻烦。“放管服”的改革已经推行多年,但很多地方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政府不仅很难作为,反而阻碍市场的发展和发育。这种情况必须很快得到改变。在中国,我们不难观察到,凡是只强调国有企业,不重视民营企业的城市,城市就没有活力,经济就不会可持续发展。一个城市的经济要发展,国有和民营企业同样重要,并且国有企业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服务。

第二,要发挥人才作为社会主体的活力。
要营造人才培养、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系统环境。人才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力。当今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城市是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和活动平台。人才指标比其它所有的指标更为重要。资本来了,人才不来,那资本可能是套利来的;技术来了,人才不来,那可能是低廉劳动力的产业;高端人才来了,背后肯定有优质的资本和技术。人才是用脚投票的。
第三,要发挥政府作为政治主体的活力。
做好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优质的服务。在这方面,广州近年来的经验很是宝贵。像广州的黄埔区,政府通过向经济主体提供有效服务,培养培植“专精特新”的技术类型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黄埔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对的,经济发展好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只是扮演服务型角色,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郑永年:广州没有衰落,有底气迎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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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城市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从我自己的角度理解,习总书记提“老城市新活力”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思是肯定了广州作为千年古城发展至今仍然有活力,没有人说广州失败了。第二层是鼓励广州作为老城市未来要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就要发挥新活力。这不是批评的意思,而是鼓励广州要继续保持一线城市的地位,要发挥新活力。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受到剧烈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率大幅缩水。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巨变,新的格局仍在酝酿中,“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国门洞开将广州推向了历史的大舞台,时代潮流将广州塑造成商业繁荣,中西文化交融、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大城市,随后奠定了广州近两百年的领先地位。

样,当下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大变局也是广州大发展的重要时代背景和大机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循环受到高度重视,RCEP的签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作为中国开放门户的广州必须要抓住有利条件,继续高举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大旗,切实提升广州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功能和地位。将自己定义为“全球城市”的广州不仅仅要体现出全球性,更要引领全球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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