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念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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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创立初年，频繁南下搞破坏的突厥着实把李渊搞得头疼。
始毕可汗去世后，眼瞅着突厥南侵的野心愈发膨胀，李渊把脚一跺，打不过咱就躲，迁都！众臣皆呼英明，只有儿子李世民跳出来唱了反调。虽说李世民的一番苦心劝说让李渊放弃迁都，可后世也有人认为，真要迁都成功，对大唐也并非坏事。
关键就在于，李渊看中的都城预选项——襄樊、邓州，位置个顶个好，不亚于迁都的“黄金地段”。
要探秘襄、邓两地的地段优势，还是得回到李渊迁都这件事上来。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放弃长安另择都城的原因，有点像“闹着玩儿”——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
换成大白话，大家觉得，突厥老来骚扰关中，无非是关中过于富庶繁华，但要是咱们一把火把这些都烧了，突厥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啥都捞不着了吗？
也难怪李世民一股热血直窜脑门，赶忙上奏父皇，先是把没能驱逐突厥、保护家国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又拿霍去病怎么收拾匈奴举例，明着说大唐雄兵百万，暗着指你这不打就跑算怎么回事，一通劝说下来，总算让李渊放弃了迁都的念头。
李世民逼退突厥，大显军事才干，是为后话。后世围绕李渊的这次迁都风云疑惑重重。原因不难理解，身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下了好大一个决心迁都，文武大臣还都赞同，真的能因为儿子几句话放弃吗？
正因此，总有一些人认为，李渊在迁都这场博弈里，埋下了一点别的想法。一种说法是，这可能是李渊的一次政治试探。这就得提到太子李建成的小心思了。据推测，李建成对迁都的想法高呼赞成，有那么一点基于局势的考量，更多也还是一个“防”字。防的是谁呢？正是自己的弟弟——秦王李世民。
长安距离北部国境不算远，突厥大部队一时兴起，的确能在较短时间内直逼都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抵御外敌，只能硬着头皮应战。这无疑给了李世民崭露头角、大显才干的机会。但若南迁都城、战线拉长，突厥难以短时间内入侵，平时做好边境防御就绰绰有余了，弟弟更没有出征立功的机会，这对李建成来说再好不过。从后续发展来看，这锅李建成背得不算冤。李渊放弃迁都后，李建成专程跑到父皇面前添油加醋，说弟弟这么努力地抵御突厥，就是为了独占军权，您可千万别被他蒙蔽了双眼。
影视剧中的唐太宗李世民。来源/电视剧《贞观长歌》截图
虽说李渊到底没相信太子的说辞，予以秦王放心展示的舞台，可回过头来看，哥儿俩的小心思说不定早就被李渊洞悉得清清楚楚。正因此，有人推测，李渊就是在这儿拿迁都“下套”，既要逼得儿子血性上涌，誓死护卫家国，更要敲打一二，若是想依仗军功搞事情，咱还有迁都这一招。
别急着为这番筹谋拍手叫好，有人曾做过形象比喻，迁都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普图和晴雨表，放开了说，不到非不得已，谁也不会迁都。试探的法子千百种，为何李渊独独要拿国家重地说事？
事实上，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迁都倒不像脑子一热的说辞。
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势，确实大不如前。《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自产粮食不足也就罢了，有人还发现，自唐代开始，西部民族关系变化、长安人口激增、关中平原及周边生态环境退化等等因素下，长安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实质性下降，正如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里的一通直言，昔日长安占尽地利，诸多好处，“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运粮”。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在高宗及武后时代，洛阳会成为东都。
再者是李渊的眼光。据考证，樊州、邓州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湖北襄阳（襄樊）市和河南邓州地带（如图），那么与长安相比，这里有哪些好处呢？
襄州、邓州地理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首先便是交通便利。如果聚焦到更细节的襄州（今襄樊市），“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可谓四通八达，据《元和郡县图志》，襄州的方位距离也是相当优秀——
“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东都八百二十五里。东至随州（今湖北随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府（今荆州）四百七十里。西至房州（湖北房县）陆路四百二十里，水路五百八十四里，东南至郢州（今湖北钟祥市）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区域）三百六十里”。
除了联通四方外，战略优势也很明显。北部的秦岭、汉水无疑是天然的防御壁垒，即便是突厥深入内陆，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还能进一步加强同河北、江南一带控制，更能依托连绵险峻的山势继续同突厥骑兵周旋。最关键的是，襄州陆路、水路的交通相对便利，尤其是平坦的武关道（自长安起经邓州至湖北襄阳）和丹江航道，不管是迁都还是战时物资运输，便利度都大大提升。
还有一件事能佐证李渊的战略眼光。多年以后，安史之乱令原本大不如前的长安更加破烂不堪。唐昭宗李晔继位时，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一落千丈。眼瞅着昔日优势不在，大家又动起了迁都的心思。宰相朱朴直接上书皇帝，力主迁都襄邓，把襄、邓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
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
令人唏嘘的是，时权臣大将朱温听说皇帝准备迁都，担心此后难以挟制天子，跳出来唱了反调，唐昭宗也没能硬气起来，和几百年前一样，让迁都襄邓，终成了一场空梦。
李渊的眼光好是好，却也算不得独到绝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襄、邓之地早就成了大伙儿眼里的“香饽饽”，甚至跃升为迁都选址的“黄金地段”。
这两个地方是怎么入了法眼，还是得说回迁都。据考证，中国历史上迁都并不罕见，然而也并不平常。古代社会，国都往往被视为王权的象征和王朝统治的权力中心，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一旦选定国都，通常都会稳定下来，一旦考虑迁都，要么是扩大政治势力，弘扬国威，要么是被动迁移，暂避危险与锋芒的权宜之举。比如刘邦得胜后，到底都关中还是都关东，谋士内部也是争论不休，前前后后历经诸多考量，最终迁都关中，助刘邦实现了“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战略愿景，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可见，迁都的选址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让皇帝举宫迁徙的地方，至少得对国家发展有着特别的益处。
很多人认识襄樊，来自诸葛亮的“隆中对”。据考，诸葛亮所居的隆中，正是今天的襄樊市城西。不过，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笔笔重墨，襄樊的实力远不止此。
影视剧中的“隆中对”。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从地理位置看，大致是今天襄樊市（2010年改名襄阳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南阳盆地南端。实际上，古时以汉水为界，襄阳实为两城。北为樊城，始于西周，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此而得名，南为襄城，建制于西汉初年，因县治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都说天时地利，襄樊的地有多“利”呢？地据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春秋战国时期，襄樊便是楚国和周天子交往的通道，两汉到隋唐时，凭借从长安、洛阳至江陵的驿道，牢牢把控着沟通南北政治的大动脉，更成为“南船”“北马”的汇集地，荣膺“七省通衢”之冠。
这个地段有多重要呢？忽必烈预备南下攻宋，降将刘整献了一计，便是拿襄樊开刀。刘整是这么解释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事情也如他们料想，控制了襄樊，如同拿捏了把控南北的要冲。1269年，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围困了襄樊三年。1273年随着樊城被攻破，南宋的统治也开始了倒计时。
要成为都城，光地理位置优越可不够。襄樊的其他条件恰恰都能拿得出手。
都城自然得城坚壁硬。从区位来看，襄樊西部山区物产丰富，东部和中部多位低山丘陵与广阔的冲击平原，河谷开阔、土壤肥沃、土层深厚，再加上水源充足，为发展农耕提供了绝对的便利和优势，考古学家们也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襄樊地区就开始了水旱作物并种。所以，别的不说，就论繁荣富饶，襄樊基本没输过。相传，刘禹锡的那首《堤上行》便是来到襄樊览胜时，为闹市盛景折服所作，一句“洒堤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便足见当时襄樊的车水马龙、商贾繁盛。《唐书》记载，襄樊的油漆工艺在天下极富盛名，丝麻织品和手工产品也属于全国领先水平。百姓生活得有滋有味，不仅被王维盛赞“襄阳好风月”，李白笔下的“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提。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也足以证明其富饶安乐。
抛开这些，一江汉水、一脉秦岭更会成为战时必要的天堑壁垒。种种优势加成，自古以来，襄樊屡屡在狼烟中激起各方争斗。比如，群雄争霸之中的襄樊之战。留守荆州的关羽便目指襄阳，企望打通前往许县、洛阳、兵进中原的关键门户，其后水淹七军，威震四海。后来曹操智联孙权，蜀失荆州，关羽命陨，三国形势继而变化。看似不起眼的一城，却如精妙的支点，撬动了一段风云往事，更开启了诸国的命运转折。遑论其后岳飞收复襄阳、李自成进占襄阳、张自忠枣阳抗日……
烽烟燃起时，襄樊或许已被推至兵戈的焦点，权谋的漩涡、历史的中心成为“迁都”的备选项，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正如有人感慨，襄樊没有帝王之都的深沉厚重，像个秀丽的姑娘，默默记忆着曾经的商贾汇聚、兵家必争。
樊邓之地，相距甚近，身世和故事也同样传奇。如果说襄樊是兵家必争，那邓州几乎是内定的“国都”选项，据粗略统计，光是作为迁都城市提名，邓州就喜提了六次。
从出身来看，邓州就不一般。相传，炎、黄二帝时，有一个以邓为名的部落在邓州一带活动，部落首领还曾跟随黄帝参加蚩尤的逐鹿大战。不过，放回现实，邓州原为西周时的邓国地，春秋时归楚，称”穰”，北魏太和二十一年为荆州治，隋开皇三年才改称“邓州”。
邓州的地理位置如何？乾隆年间的《邓州志》说得很清楚——
南列荆山，后峙熊耳，宛叶障其左，那谷拱其右，据江汉之上游，处秦楚之扼塞，沃野千里，地称陆海。
也可以结合现代地图区位来看，邓州几乎是承南启北、连结东西的轴心。地处中原腹地，“左襟白水，右带丹江”“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控荆襄”。
地理位置外，更优越的是邓州的区位条件。大片大片的冲积平原加上适宜的温度和降水量，为邓州的农耕发展扫平障碍，境内湍河、赵河、严陵河、刁河等丰富的河流资源，更让邓州成为战时“粮仓”的不二选择。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就曾在穰城（今邓州）南郊开挖运河（今小漕河），让邓州充分发挥粮仓作用，为前方的“赤壁之战”保驾护航。
曹操之外，更多的统治者把邓州推到了更高的战略地位——都城，据载，邓州在历史上先后做过四次都城——大禹之都、邓国国都、楚国别都、李自成新顺国临时之都，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明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建立“新顺国”，襄阳被改名襄京，成为临时国都。刚过两个月，李自成做了个大胆决定，移都。新都城的选址，就定在邓州。在这里，李自成确定了北上路线，经南阳，破潼关，不久后，大明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
看重邓州的还有别人。公元588年，枭雄高欢将入洛阳，基本控制了北魏，时任统治者孝武帝元修曾动过迁都邓州的念头，希望以此靠近荆州和梁朝，躲避高欢的锋芒，方便日后跑路。无独有偶，南宋建炎元年，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高宗赵构也差点把都城迁至襄邓，避开金人的强势进攻。大臣们还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
只是，元修和赵构的算盘都落了空，更为戏剧的是，这些同襄邓关联的迁都尝试，往往都与兵临城下、躲灾避难相关，大多以失败告终，其后紧跟着的，往往便是大厦倾颓，王朝覆灭。
襄邓之地，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
面对侵略，当唯一的对策只剩下迁都、把存续的可能寄托于山地天堑，命运的齿轮或许也已悄然转动。迁都自此也成为一方棱镜，几番折射，便能带我们窥探一朝王朝兴衰，历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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