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病，非洲特别多

瘴气横行

古代中国人谈瘴色变，对于瘴气的恐惧持续了两千多年。《后汉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东汉开国将军马援经略交趾时，为了抵抗瘴气，经常服用薏米，后来回到京城时还拉了一车回去种植。《后汉书》中还提到，马援的部队由于受到瘴疫侵袭，将近一半的人都病死了。

现代学者们考据，关于瘴气的记载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中“障气多喑”一词，古人认为障（通“瘴”）气的成因与“暑”“湿”有着莫大关系。

此后，历经三国、南北朝、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文献中都对“瘴气”作了大量的记载。民国时期的流行病学家们认为“瘴气”其实就是疟疾，大部分学者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古代文献记载的“瘴气”、“瘴疫”等是包括了疟疾、黄热病、血吸虫病、登革热、梅毒、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细菌性痢疾等数十种疾病的统称。

魏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下，为了面对北方所没有的瘴气，古代医家们开始了医学上的探索。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将“瘴气”与疫病并列，尤其是该书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成为屠呦呦破解青蒿素提取密码的灵感源泉。

此后，从隋唐时期的《诸病源候论》中的“瘴气候”，至宋代的《圣济总录》中“疟病门·瘴气”，再到明代医家所著《瘴疟指南》，历朝历代的医书中都有大量的篇幅讨论瘴气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虽然一直没能彻底根治以疟疾为代表的瘴疫，但古代中医的努力提高了急重症患者的存活率，针对慢性患者也有了更多的治疗措施。

污浊的空气

“瘴气理论”不是中国古人的独创，长期以来，欧洲人也认为“污浊的空气”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

14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的时候，人们便认为空气中必然弥散着有毒的气体，这些气体是致病的主要原因。15世纪末，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开启了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他们同时也发现，来到美洲后患上各种疾病的概率比在欧洲时大得多，这也成了后世“美洲退化论”的理论基础。

法国、英国等国的医生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动物与植物从寒冷地区来到炎热地区后会发生腐败，腐败则会产生有毒的气体，人类吸入这些气体后就会生病，这种“热病理论”在19世纪细菌学说建立前一直非常流行。

18世纪时，热病理论还与更古老的体液学说相结合，并认为腐败产生的有毒气体污染了空气，导致人体体液失衡，从而产生疾病。

19世纪末以前，虽然欧美等国家对于非洲大陆的殖民活动已经持续了近400年时间，但如果翻开此时非洲的地图会发现，他们建立的殖民地依然仅局限在沿海地区。

阻挡殖民者的不是非洲土著居民的弓箭长矛，更不可能是殖民者的良心（如果他们有的话）。欧洲人曾无数次地派出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陆，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探险队都一波接一波地倒在了各种疾病面前，鲜有人活着回来。

这片古老的大陆充满了各种细菌、病毒、毒虫，以及其它各种不知名的生物，自然环境比美洲更加凶险。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各国派来的探险队死亡率在90%以上。

根据当时的理论，欧洲人认为，炎热的非洲比美洲更容易产生有毒气体，这些气体所导致的热病是探险队覆没的主要原因。

1884年柏林会议后，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持续不断地探索，特别是随着医学的进步、奎宁的大量使用，至一战前的三十年间，殖民者掀起了对非洲大陆瓜分的狂潮，短短几十年中，95%的非洲大陆便被殖民者瓜分殆尽。

挑战仍然艰巨

19世纪，欧美等国在全球各地的殖民活动达到高潮，但热带地区的疾病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不得不求助于随行医生。

为何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更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彼时的医生们也都摸不着头脑。同一时期，随着显微镜的大量应用，学者们观察到了越来越多的细菌等微生物，关于是微生物导致疾病还是有毒的气体，学术界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多年的讨论。

最终，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鹅颈烧瓶实验证实了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是各种看不见的微生物，而不是所谓的瘴气，更不是生物体本身。微生物学的建立使人们看到了解决热带疾病的希望。

19世纪中叶，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Carlos Finlay，1833-1915）认为，导致黄热病等热带疾病的元凶既不是瘴气理论所认为的污浊的空气，也不是像普通传染病一般由人与人的接触传播。他认为蚊虫的叮咬在这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数十年来，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芬利的人少之又少。

实验快结束的时候，第一组和第二组志愿者中没有一人染病，而第三组志愿者中许多人出现了黄热病的症状。毫无疑问，芬利医生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蚊虫叮咬才能传播黄热病，这被时人视为詹纳发明天花疫苗后最伟大的医学进步。

同一时期，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等人也证实了疟疾等疾病也是通过蚊虫传播，此后，世界各国都将灭蚊列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重要措施，各种灭蚊措施应运而生。

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发现，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俗称DDT）具有强效杀虫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DDT被大量使用，蚊虫在一些地方一度绝迹。

但物极必反，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发现，DDT极难降解，并且可以在食物链中富集。甚至在没有人类定居的南极洲，人们在企鹅体内也发现了DDT。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她在书中怀疑DDT的使用是一些食肉鸟类接近灭绝的原因之一，这本书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环保事业的关注。再加上伊蚊对DDT逐渐产生抗药性，70年代后，各国陆续禁止了DDT的使用。

随着医学的进步、卫生状况的改善，热带病在许多原本高发的国家已经逐渐退却，中国在2015年以后也已经没有了疟疾的报告。但在气候温暖、战乱、贫穷、不良的公共卫生状况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南亚、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多年以来一直是热带病的重灾区。

热带病正给全世界10多亿人口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们是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最脆弱、最边缘化的人，也因此为社会带去极大经济负担。

虽然英国等国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建立了专门的热带医学学科，其对热带病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今天，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及人民无法享受研究热带医学所产生的红利。

时至今日，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航运的发展、垃圾的堆积、缺乏新型灭蚊措施等诸多因素，伊蚊也在世界各地扎根并逐渐壮大，防治热带病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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