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背后的大思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将重塑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破除的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而所要建立的是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要素和资源、监管等，以及互联互通的物流、信息交互渠道、交易平台等。

最终是为了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统一”的反面是“分割”。

市场被分割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地形等自然层面的，会影响交通运输，增加物流成本；二是地方保护、垄断等造成，增加的是交易成本。

过去40多年，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和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极大改善了自然条件对市场的分割，一系列制度改革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以前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尤其是2001年我国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

这样，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各地烟厂、酒厂等越办越多，而且当地人只能从本地购买。

于是，辽宁盘锦的居民只能喝到辽河牌的啤酒；汉中的烟民只能抽到当地卷烟二厂出的一种香烟；江西平乡的企业，只能购买到当地加油站出售的成品油；四川剑阁的农民只能购买本地的农资产品……

地方保护所保护的是落后，多掏钱的当然还是消费者。

2001年有央视记者去安徽舒城县调查，由于对农资产品销售渠道方面的地方保护，那里同等规格、同一厂家的化肥，每袋比相距5公里的其他区域贵0.5元至7元。

地方保护也把企业的发展压缩在特定区域内，很难拓展出去。

双汇董事长万隆就曾不止一次地感叹：

“双汇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国内的地区封锁、‘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才是双汇最大的对手！”

双汇应该算是跟地方保护扭打最激烈的企业之一。

在网上搜索一下，几乎能看到双汇在各个年份，不同城市遭到的被“封杀”新闻，其业务员被打的事件也并不罕见。

1999年，靠生产火腿肠起家的双汇在激烈的竞争之外找到了一个新项目——冷鲜肉。与冷鲜肉相区别的是“热鲜肉”，大多在凌晨杀猪，清晨上市去卖，一把刀杀猪，一杆秤卖肉。冷鲜肉要进行低温冷却排酸工艺，在0—4℃的低温下贮藏、运输和销售。

彼时，冷鲜肉在国外流行，而国内鲜为人知，其销售总量仅占猪肉消费总量的10%左右，市场前景广阔，双汇打算在全国建连锁店，专卖冷鲜肉。

全国建猪肉连锁店，就必然会动当地屠宰企业的蛋糕，当地屠宰企业就会亮出杀猪刀。

当地企业为什么不也做冷鲜肉与之竞争呢？

因为这就要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冷链化改造，生产、运输、销售都靠冷链，投资数以亿计，地方企业难以承受。

当时的双汇营收近60亿，还在深交所上市了,市值20亿。

当地企业当然也不是普通的屠宰公司，大多拥有当地政府商务部门血统，当时《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执行者之一便是各地商务部门。

于是，除了一些大中城市，双汇在辽阳、东莞、黄石等都发生了几乎情节相同的被驱逐事件。

所不同的是，有的是政府发文阻止；有的是不给办相关证件，强行关店；有的被“执法队”阻挠。

2003年，双汇在全国多个城市遭遇封杀，甚至遭遇暴力事件。至当年8月底，仅公开没收、堵截双汇冷鲜肉的事件就达50多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组成了一个调查组，他们分析认为，各地出台的文件五花八门，主要包括：设置政策壁垒；设定“技术壁垒”；限制销售品种、渠道、数量等；重复检疫、收费。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10年之后的2013年5月，“肉类行业巨头”双汇虽以71亿美元巨资收购了美国最大猪肉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但在一些县城仍不能腾挪半寸。

当年10月发生了“10.3江西弋阳暴力打砸事件”,双汇在弋阳的门店被当地肉贩打砸，员工被打伤，门店一片狼藉。

虽然看起来是同行之间的争斗——双汇进入前，弋阳县每天屠宰80-90头猪，双汇每天能卖5头猪的肉，市场就那么大，别家就得少卖5头——但起因是县政府印发了与国家规定不符的红头文件，限制其它品牌猪肉在当地销售，给了当地企业驱逐双汇的支持。

所以即便很早就成了行业巨头，“双汇的生鲜肉在全国有90%以上的地方不通畅”。

一家行业巨头尚且能有如此遭遇，与地方利益冲突的其他品牌就更不用说了。

近几年，“只能抽本地烟、喝本地酒”这样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而类似双汇被“封杀”的新闻也变得零星，但地方保护主义却没有随之凋亡，而是换了种形式——过去主要在商品领域，现在逐渐转向服务业和生产要素领域，或以技术、标准的形式存在。

近几年在地方保护的泥潭中陷得相当深的要数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无疑是近几年制造业领域的大热门，造手机的、搞房地产的、卖酒的也都去造车了，去年其在中国的产销量均突破了350万辆。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期，政府补贴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年底补贴退坡，这是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最后一年。

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退出的13年补贴，与有“地方特色”的政府采购，共同构成了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的两种方式，与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相伴而行。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在2016年的一个论坛上说到了前一年自家的比亚迪“秦”和“唐”卖得有多好，末了来了句：

“如果没有地方保护主义，这个量还可以再翻两倍。”

据媒体报道，那次论坛上，王传福口误将“地方保障”也错读成了“地方保护”，主持人笑称：“这虽是无心错误，但真正反映了地方保护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的阻力。”

地方为提高当地税收收入，会要求进入的企业在当地注册销售公司甚至厂房，或者要求企业配套当地的核心零部件。这被称为“投资换市场”。

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明确说你必须设厂，我才采购你的产品的，这个比例多不多？”时，王传福答“很多”。

还有就是，虽然国家已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产品及技术标准有明确规定，但地方还是会设立自己的产品技术标准，偏袒本地汽车品牌。

比如上海2016年2月23日发布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 (2016年修订)》，额外规定了补贴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3个条件。

结果，政策发布时上海市场只有上汽荣威e550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成为该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这很难认为只是巧合。

同样，虽然一般的混合动力汽车并不在国家规定的新能源汽车范围内，但广州也曾对其进行了补贴，偏向其本地的广汽丰田，而区别不大的一汽丰田卡罗拉则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外地企业进行重复检测、要求其在当地进行测试平台建设或者要求其自建充电桩等手段，增加了外地企业获得补贴的隐形成本。

地方政府之所以极力进行地方保护，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集中到了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让地方政府有足够财力维持运转。但地方政府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扮演的角色也多，支出大大增加。

所以，地方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补贴留给本地企业，“肥水不流外人田”，让本地企业取得的良好效益转变为财税收入。而由于车辆使用地的税收远远不及制造地，所以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支持本土企业。

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逐渐退坡后，除了政府采购领域，地方保护主义的发挥空间大大缩小。

但当下很多地方仍以促进汽车消费为名，进行部分地方补贴，向在当地建厂的企业及品牌倾斜。

除此之外，除了购买，购买后的换电标准、新能源二手车流通等领域都存在地方壁垒，新能源汽车的全国统一市场并没形成。

看起来，每家企业在其本土都是得利方，但当其跨越本土跑到别人地界，又都成了受害者，最终将是整个行业的受害。

“分割”不仅成为企业拓展市场、行业进行整合的桎梏，也是区域发展的阻梗。

前者影响企业技术和品牌的品牌的培育、行业产业链的运转，后者则影响了区域整个面上的“人流”“物流”效率。

区域分割最典型的就是“断头路”，一般位于省界、市界、县区界等的边界处，呈现出很明显的“边界效应”。

“断头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之间本身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后进地区希望将道路修到发达地区边界，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而发达地区会担心机会流到对方一边，打通“断头路”的意愿并不强烈。

即便通过区域间谈判来解决，也很是艰辛，需要双方乃至多方充分沟通、建设用地指标和最重要的投入分摊。

往往需要开展多轮谈判，协调政府、企业、公众多个利益相关方，增加交易成本；双方辛苦谈判签署的区域合作协议大部分时候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比如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在2009年合并前，相通的路没几条，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从南汇到浦东有时候得绕一大段路至沪南公路才能走通，还难免碰到车流拥堵如蚂蚁排队。

道路建设的设想和规划其实都有，但实施的时间表却一直不明朗。究其原因，北边的浦东城市化水平高，资本云集，而南汇，农业为主。

如果道路打通了，南汇地价便宜，投资建厂的必然会跑到离浦东不远的南汇。

两区道路打通始终没法解决，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两区合并了，“断头路”陆续打通。

“断头路”只是区域合作被地方保护所阻碍的一个侧面反映，大多是出于本地利益考虑，阻碍区域间达成合作共识。

广州和佛山，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广佛都市圈”，2009年3月两地签署了《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强力推动广佛同城化的建设。

但实质上，这个过程推进得比较缓慢，很长时间里，双方之间的交通都没有真正做到“互联互通”，甚至也存在“断头路”。

这同样源于两地难统一的经济利益，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和佛山两个城市的制造业结构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占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八种产业中，他们有四种是相同的；而广州和佛山的第三产业相似程度更高，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两个城市都是占比最高的第三产业。

在经济发展同构性较高的情况下，实现两地的合作意味着两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更加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所以，在没有找到两地最佳利益组合之前，“同城化”就是缓慢的。

谈及行政边界造成的“分割”，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写道：

行政边界影响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用地指标和户籍制度对土地和人口流动影响很大。从长期看，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目前的行政区划继承自古代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业与现代服务业急速的发展和集聚。

可以看出，上述很多“分割”都源于长期以来的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其实在过去40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个微缩版的企业，地方长官熟谙地方经济事务，在晋升和政绩的驱动下，与其他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招商引资，催动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

这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秘籍”。但由此也带来了较为分割的国内市场。

但当前的中国已经面临新的形势，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由利用他国市场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变为利用内需为主的“主场”经济全球化模式。

这就需要打掉地方保护等“堵点”，让地方政府能改善的营商环境这样的“不可移动资源”变得更有竞争力，吸引来企业这样的可移动资源。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与企业经营的可移动资源形成了好的互补效应。

换言之，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开展创新，要以大量精力应对不确定性。而政府经营好不可移动资源，减少了不确定性，企业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上。

于是，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提供好产品，推动创新。

而且，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也能发挥出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

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中提到：

如果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地区多发展制造业，中部地区多发展农业，西部地区多开发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产业，然后，各地的产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上进行交换，将有利于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如果有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那么东部就可以逐渐减少农业生产，改从中部购买粮食，这样一方面东部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另一方面对于中部农产品生产来说，现在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就变成了拉动中部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力。

同样的道理，东部发展越快，从西部购买的资源也就越多，资源价格越高，西部居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发展农业、资源产业就吃亏了吗？

其实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资源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专业地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资源产业，同样可以致富。

虽然世界上富裕的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但对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不一定这样，因为不同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

以美国为例，美国中部很多州其实主要依靠三种资源：玉米，黄石公园和大峡谷，铜矿，分别对应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分别依赖的核心投入品为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具有流动性。

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区域内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减少后，人均GDP也就提高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美国中部很多人到东西部海岸地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中部很多州虽然人烟稀少，但通过合理规划，生活在这里的人反而很富有。

中国中西部很多地区风景优美、资源丰富，除了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很多收缩城市难以发展起其他工业，如果盲目采用地方竞争的思路，继续发展不适合当地的工业，只会造成效率下降，不如依靠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来发展。

当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兰小欢在《置身事内》所写：

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

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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