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导读】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俄乌冲突正加剧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导致贫困和饥饿问题恶化。非洲作为经济基础薄弱、粮食和能源都高度依赖进口的后发地区,无疑受到俄乌冲突的巨大冲击。那么,真实的影响如何?对于非洲和中国又分别意味着什么?
本文指出,俄乌冲突对非洲及中非合作产生三重影响:第一,对俄制裁和供应链的中断,直接推动非洲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高通胀,造成营商环境和安全形势恶化,债务违约风险提高、外部融资减少。第二,这些变化导致的政治风险与汇率风险,将对中非经贸合作产生一定冲击。第三,俄乌冲突会侧面加剧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尽管面临“选边站”压力,非洲国家依然有较多自主性,他们希望能维护更多合作伙伴并谋取更多利益,实用主义倾向明显。
作者认为,非洲国家面临的各种压力与风险,将在短期内集中释放。若能成功应对,则可能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对于中国,非洲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关键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险中求稳”最重要的基本盘。中国需要化危为机,形成合理的风险应对及中非合作模式,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4月1日《文化纵横》杂志社和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主办“俄乌冲突、国际格局演变及中国的战略安全”研讨会上的发言,已经作者本人审阅授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俄乌冲突对非洲及中非合作的影响
▍俄乌冲突强化了非洲方向的重要性
当前俄乌冲突引发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仍在持续显现。其中,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俄乌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倡议的发展议程和经济合作方案,是要与共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和协同联动发展,其中就包括具有巨大潜力的非洲。第二个问题就是制裁。俄乌冲突前,在大的中美竞争背景下,就已经遭遇了这个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制裁风险明显增多、增大,这对于具有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22年的俄乌冲突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后,大变局世界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不过,百年变局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中美战略竞争。2013年,中国占美国GDP的57%;202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70%;到了2021年,也就是一年之内,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就升至77%。尽管有汇率因素,但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总量变动带来的国际格局的快速变化。中国还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治诉求不会变、美国资本逐利的经济诉求也不会变。有的学者判断,现在这个阶段,中美战略竞争到了最关键的阶段,甚至有脱钩的挑战。大国战略竞争,争的是什么?一是战略资源,二是战略市场,三是战略竞争力(突出表现为货币),以及军事实力——保障资源和市场及其战略通道、维护货币的可信性。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大家感受最突出的就是风险。尽管风险总是伴随着机遇,但从整个基调看,要求我们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稳住基本盘、守住阵线、防好风险。对中国而言,非洲是重要的基本盘。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但是美国及西方世界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制裁行为(或次级制裁)不会减少,并可能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常态化手段。在极端情况下,脱钩的挑战、出现“两个平行市场”的风险都可能大大增加,这对建设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都将产生很大的冲击。无论是怎样的影响程度,非洲大陆这“一大片”的力量都不可缺少,对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必须立足大循环、双循环,在防范和应对包括制裁在内各种风险的同时,寻找和利用与之相伴的机遇和机会。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非洲是重要的战略方向。
▍俄乌冲突对非洲及中非合作产生多重影响
(一)大宗商品价格
第一个影响链条——层出不穷的制裁及供应链的中断,会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且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粮食,很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都处于持续波动状态),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则会带来高通胀。非洲国家强烈依赖外部世界、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能源、粮食等价格上涨会直接反映到其国内通胀上。
高通胀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非洲营商环境和安全形势的恶化。营商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工程承包,甚至贸易等经济活动。非洲的安全形势也在变得愈加复杂,尤其是各类绑架、劫持案件大幅增加,包括针对在非中国人的安全事件。另一个后果是债务违约和外部融资缩紧。2014年非洲就开始进入困难期,财政支出高企、负债率上升,俄乌冲突带来的对于宏观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高通胀连锁反应,使得未来几年非洲的债务违约风险增大。在G20还债倡议的48个国家中,有30多个是非洲国家;G20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中,3个全是非洲国家。由于风险增大,非洲的外部融资条件也趋紧;同时,由于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相应地可能会挤出一些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包括人道主义、移民、和平安全等方面的援助)。
非洲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影响?一是因为它进口大量的小麦,特别是埃及、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其次,目前的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呈上涨态势,尽管有部分非洲国家受益于油价上涨——比如乍得、安哥拉等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肯尼亚、埃及、加纳等很多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推高通胀,带来营商环境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带来债务违约风险的提高和外部融资的减少——对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带来了较大风险。那有没有机遇呢?当然有,风险总是伴随着机遇。比如说,在对非农业经济技术援助的同时,可以探讨援助与对非农业投资和贸易相结合,帮助非洲农产品出口、增加收入,开展农业种植领域投资合作,增强非洲农业方面的能力建设,帮助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等等。
(二)贸易与投资
俄罗斯在非洲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都非常小,因此俄乌冲突对非洲整体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相对很小。冷战结束后,非洲似乎从俄罗斯政策议程中消失了,尽管俄罗斯仍然将自己视为非洲解放的长期盟友。不过,近些年来,俄罗斯加大了在非存在和投入。
从贸易来看,目前俄罗斯对非洲主要出口农产品、化肥和药品(非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40亿美元农产品、从乌克兰进口29亿美元农产品),从非洲主要进口铝土矿等金属矿石。尽管俄罗斯在非洲整个贸易中占比很小,但仍有个别非洲国家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比例还比较高,比如,马拉维与俄罗斯的贸易占该国贸易总额的8.1%,乌干达是7.2%,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刚果(布)也都有相当的比例,分别是4.4%、4.1%和4%。
从投资来看,俄罗斯在非洲吸收外来投资中的占比也很小。俄罗斯的投资主要投向自然资源领域,包括金属矿产、煤炭、油气等行业,还有在安哥拉投资钻石,在几内亚、尼日利亚投资铝土矿或氧化铝,在津巴布韦投资白金,在苏丹投资黄金,等等。
对中国而言,虽然俄乌冲突对非洲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并不太大,但带来的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明显增大,进而会对中非合作产生影响。本来中国对非洲的经贸合作在2014年、2015年前后,就面临着比较大的转型升级的压力,现在俄乌冲突叠加新冠疫情、供应链紧张,导致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明显增大,这不仅对于在非基建工程企业、而且对于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而中小企业从数量上来讲往往又是对非经贸合作的主体。
(三)地缘政治
俄乌冲突可能会强化大国在非洲的竞争。2022年本来被俄罗斯外交政策界称为“非洲年”,因为今年要召开第二届俄非峰会,2019年在俄罗斯索契召开了第一届俄非峰会。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第二届俄非峰会原定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但现在其官网上说是11月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但是否按期举行、怎么举行,目前都存在不确定性。
现在,在俄乌冲突乃至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非洲国家都明显面临着选择立场的压力,不过,非洲的自主性也有明显提高。在3月2日联合国关于谴责俄罗斯决议的投票中,非洲国家是28票赞成,17票弃权,1票反对,8个不在场。而八年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非洲国家是26票弃权。这意味着,这次更多的非洲国家实际上投了赞成票。南非的表态非常有代表性,南非是近些年俄罗斯着重加强合作的一个重点国家。南非一方面明确表态不制裁俄罗斯,但是也认为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条红线。很多非洲国家也是这样认为的。有评论称,南非并不一定将俄罗斯视为盟友,而是将其视为可以合作的伙伴,这就是他们决定弃权的原因。总体而言,俄罗斯在非洲采取的更多是一种实用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立场,在非洲的活动大多是交易性事务,包括在武器贸易、资源投资、雇佣兵等方面。因此,从大国在非竞争的角度看,俄罗斯在非洲更像是一种“搅局者”的角色。
从非洲来看,这里将继续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各大国多样性的对非战略也会带来对非洲战略空间的挤压。非洲国家一方面选择立场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也有相对更多的选择,因而体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希望维护更多的合作伙伴并从各方谋取更多利益。个别国家对矿业、基建等大型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进行重新审查,可能也是这种形势下的一些表现。
▍机遇与风险并存
风险总是伴随着机遇。俄乌冲突只是大变局世界中的一个事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对非洲而言,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冲击下,所有矛盾与困难都被压缩或集中到较短时间内释放,这意味着更大困难。但另一面是:如能成功应对,非洲大陆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对中国而言亦是如此,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非洲是重要的战略方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增量空间,需要我们危中寻机、化危为机,通过合理的风险应对、创新的合作模式,推动中非合作朝着高质量方向不断发展和深化。
1、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星火智库立场,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2、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nghuozhiku.com/1762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