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年前，大清曾躺平抗疫

除了战场上的失败，清政府的腐朽与不堪，在那一年春天南方的另外一场大悲剧中，同样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粤港甲午鼠疫之劫难。可能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甲午战争，然而，即使在其发生地广州，甲午鼠疫的知晓者恐怕也不多。

若单从生命之损失而论，仅广州鼠疫就有超过10万人为之殒命，时间不过半年。相比之下，甲午战争持续时间长达近1年半，大清阵亡将士约1.9万人，甲午鼠疫为害之烈自不待言。阵前就义的将士是为国捐躯，而后方丧命的百姓却是无妄之灾。

甲午战争的耻辱在50年后终得以雪，而甲午鼠疫的伤痛当世世不能忘，特别是彼时大清政府的无知、无为与无能的惨痛教训，相比之下，港英殖民政府的应对反倒是更为妥贴，对于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当下，以及中西方防疫应对的对比，更是让人感慨，冥冥之中好似上天自有安排。

吹哨人

“入春以来，雨泽稀少，今日更觉火伞当空，炎威可畏，虽值仲春之节，无殊炎夏之时，路上行人皆挥汗如雨，不特田畴龟圻，而且疠疫丛生……”这是《申报》1894年4月11日在一篇题为《粤东患疫》对广州（当时粤东是广州城的称谓之一）的报道。

确实，1894年初，刚刚度过暖冬的广州正在经历一场大旱，土地已经龟裂，天气湿热异常，入春便如盛夏，走一点路都要出一身汗。异常的干旱和早到的炎热使人喘不过气来，有经验的老人已经预感到不详，时气不正往往会有疠疫。

美国教会女医生赖马西（Mary West Niles）在此已经生活了12年，她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老广州了，她也已感受到今年天气的诡异。1882年，她从医学院毕业（NYC Women’s Medical College）后，同年即受长老会差派成为医学传教士，10月19日，她到达了陌生的广州。她不会想到，在广州，她成为了埋葬大清帝国的孙中山先生的老师。

1886年，经在香港的美国传教士喜嘉理博士介绍，中山先生进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教授现代医学的教育机构。

中山先生入学后向约翰院长建议学校要培养全科医生，男生也可以学习妇产科。费城杰克逊医学院毕业的嘉约翰院长思想开明，他从善如流，允许男生参与妇产科有关的教学活动，不再避讳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赖马西博士恰恰就是负责妇产科课程的老师，中山先生由此与年轻的赖马西有了师生之宜。

1885年2月，赖马西在广州十三行街上开办了一个妇幼诊所，由于应诊人少，1888年被迫关闭，毕竟当时敢于在公开场合去找一个洋人妇女看病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赖马西又试着改为家访式出诊，结果大受欢迎，这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请医生上门为女眷看病。此外，她抽空在真光书院学习了广州话，方言能拉进人们的关系。很快，赖马西医生几乎遍访了居住在广州的大清高级官员家庭，这些高官的女眷们已经不能缺少她的西式医疗服务。据记载，1896年赖马西医生出诊508次，专为妇女儿童看病。

赖马西更不会想到，她即将见证曾经令欧洲人胆寒几个世纪的大瘟疫，鼠疫曾经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据她的记载，1894年1月16日，广州一位姓王的高级将领（General Wang，记载为王将军）的儿媳妇病了。她的大腿根有一个结核，发高烧达40.4度，脉搏达每分钟160次以上，身上有很多瘀斑。王府惊慌失措，特意邀请了赖马西医生为她诊治。

这是鼠疫，俗称黑死病的症状。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这应该是1894年广州第一个有可靠记录的鼠疫病例，但这是不是广州第一个鼠疫感染者，恐怕还大有疑问，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王府的医疗条件，或许还没有来得及诊治就病亡了。

王府的媳妇侥幸活了下来，如果不能算是奇迹，那么她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按照疫后的统计，感染后活下来的几率不到十分之一。随后，她又接诊了7个类似的病人，更重要的是，她看到病人家中有大量死亡的老鼠。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她知道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悲惨历史，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迅速向广州地方当局报告了她的发现，她成为了甲午鼠疫的吹哨人，尽管这哨声并没有唤醒腐朽的清政府官僚。同样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记录了相当多的广州甲午鼠疫的一手珍贵资料。

甲午劫难

1894年7月4日《申报》详细描述了感染症状：“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发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处，随即夭亡。”患者以腹股沟、两腋下和颈部淋巴结肿大疼痛为首发症状，高热恶寒，肿块越长越大，迅速变黑，并延至下体要处，患者很快就神志不清而死亡。传染之快、死亡之速，让人不寒而栗。

瘟疫最早从回族人聚居区南胜里（大南路附件）等地流行起来，然后扑向附近的八旗驻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南海学宫等地。随后人烟密集的西关成为重灾区，疫情开始同时传播到城外。据《申报》4月29日报道，南盛里从二月下旬至四月初五，一个多月时间就死亡136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可怕的瘟疫从西关蔓延到整个城市，不分年龄、性别与地位，皆蒙其害。根据记载，鼠疫的流行始于3月，最肆虐于4月和5月，持续到7月底，竟至“十室九丧”。恶臭腐烂的老鼠，处处可见；撕心裂肺的哭声，室室几闻。整座广州城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申报》有关报道集萃的图片引自李文等所著《岭南瘟疫史》

疫情之下，普通人的遭遇最令人同情。不幸染疫而亡，对于事后的报道或研究，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或素材，对于当事人亲友则是生离死别，是痛彻心扉的痛苦。《申报》报道了不少这样的家庭惨剧，由于缺乏基本的传染病防治常识，一人染疫，即为灭门之祸，这些案例，120多年后，仍不忍卒读。

不仅是普通百姓遭殃，部队以及官衙都是受害者。如《申报》5月21日报道称：城内八旗驻防地方染疫尤甚，较之他处尤形滋蔓。尽管甲午战争前夕时局紧张，广州驻军不得不暂停部队操练，并移防到虎门外各炮台暂避锋芒。

5月23日，报道又称：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运署最甚（负责盐运的机构），南海县（清时广州城分番禺和南海两县，城西为南海县治）次之，刻下书差人役，竟有迁避一空者。

更有甚者，连岭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两广总督李瀚章府衙内也连毙数人，其他地方长官不得不冒险前往慰问。

广州鼠疫究竟有多少受害者，清政府没有官方数据。根据《申报》当时的跟踪报道，150万人的广州城，死了10万人！此外，当时广州还有一名叫易巨荪的中医大家，在其著作《集思医案》里记录了甲午鼠疫情况，他对死亡人数的记载是：“十万有奇”。国学大家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在灾后去过广州，他估测的死亡人数也是10万。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在当时的报告里这样写到:“广州最关紧要者,即系瘟疫。闻有人云,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

其他可以旁证的数据是棺材售卖的数量。据报道，7月底疫情缓解后，城里专事殡葬业的仵作们赚了不少钱，空闲之余，大家去饭店聚餐。他们把每家的账户合在一起计算，上半年卖了11万口棺材，其中一半是鼠疫最猛烈的4月和5月卖的。广州本地甚至已经不能满足对棺材的需求，报载福建按察使向广州捐棺木500口。综合这些记载，基本可以确定，广州甲午鼠疫病亡者当在10万左右。

躺平的官府

很多广州甲午鼠疫的中外研究者们都在试图找到清政府有关鼠疫的官方报告，但遗憾的是只言片语也没有发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班凯乐（Carol Benedict）在《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一书中特别点出：“我一直未能找到关于1894年广州鼠疫暴发的任何专门的官方报告。李瀚章时为两广总督，但在其文选中并未提及鼠疫。当时的广东巡抚是臭名昭著的满人保守分子刚毅，《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翻印了他的许多有关1894年广东事态的奏折，但是没有一份说到鼠疫。”

两广总督李瀚章当年75岁，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高龄，那年他最烦心的不是本地的鼠疫，而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万寿庆典，自己老迈的身体也实在让他不得安宁。慈禧已经放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作为一个30多年的官场老手，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向朝廷报告如此晦气的瘟疫。他发愁的是如何向慈禧太后进献那100万两寿银。

李鸿章与李瀚章

他弟弟李鸿章也向我们示范了大清官僚如何应对瘟疫。两年后，李鸿章在沙皇俄国出访时，竟“自豪”地指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为官之道：“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鼠疫，死了好几万人，可我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一直都说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答复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帝我们那里死了人，让他苦恼呢？”

现有的疫情记载显示，广州官方对疫情的应对基本就是无知、无为、无能，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完全躺平。当然，官府也还是做了一点无关痛痒的工作。如据赖马西医生记载，4月11日，这个时候已经是疫情的高峰，官府发布了通告要求清洁街道，所有垃圾一律扔到河里，不得售卖。另外，官府雇佣了20名苦力打扫街道，同时提醒居民每天十点前运走所有粪秽，并且必须装在有盖子的桶中。赖马西医生还特别提到了官府开展了灭鼠运动，上交死老鼠有奖，然后请专人将死鼠埋在郊外。英文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5月18日报道称，广州官府下令烧毁染疫者的衣服，禁止从河里钓鱼。

除了上述措施外，个别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了慈善。《申报》5月21日报道称，广东主管司法事务的臬台大人访到灵丹妙药，先是自行制药分发给士民，后需要的人太多，就将秘方交给民间的爱育善堂，嘱其批量生产，普救众生。这位按察使大人其心可鉴，其行可嘉，至于效果如何，恐怕就难以考证了。

然而，官府的另外一些荒唐行为确实就让人哭笑不得了。如《申报》5月4日报道，广州城内的番禺、南海两县县令大人居然同赴黄埔南海菠萝神庙恭请铜鼓回城，各处巡游，意欲仗此神威除疫。据广东学者李文在《岭南瘟疫史》中记载，1894年，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共计去庙宇参拜3次。

两人的顶头上司广州府太守张润生竟认为治疫需要斋戒和放生，四月二十六日会同两县县令带着贡品先去城隍庙祈福，斋戒3日，在此期间不理政事，之后又下令屠户不许宰杀，并将那些所谓情有可恕的轻型犯人从监狱中释放，希望通过仁政爱心祛除戾气，让上天息怒。

广州鼠疫的抗击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民间力量，也是甲午鼠疫唯一的亮点。很多药房、医生和仕绅自发组织起来，购地设厂，赠医施药，为病者治疗，为亡者善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广州西村的乡民发现，凡是从省城回老家的人，都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于是就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窝棚，将返乡者隔离起来，不许他们回家，也不许他们的亲人前去探望，“凡乡人由省中回者，皆在场中止宿，不许越雷池一步，即家人父子亦不能与之相见”，应该说这是民间的智慧，也是有效的办法，但广州官府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并没有推广。

《申报》6月7日报道了广州绅商刘学询在黄沙（珠江边）自行购地盖厂，与居民区相隔较远，且交通方便，设置医养病所，收治病人，以防传染他人，据称医治总人数竟达数千。

另外，如广济医院与爱育善堂合作请了名医打算在天字码头和西关湄州庙设厂施医，天字码头按计划为病人免费施治，但湄州庙却由于附件居民阻扰而没能举办。然而带头闹事的下九甫人梁某当晚即突发疫病死亡，其他闹事者以为他的阻挠行为惹怒了上天而被惩罚，不敢再行反对，湄州庙的设厂计划遂得以继续，按日施诊，据说也救人不少。除了救人之外，爱育善堂3个月内还施出棺木数千具，为亡者料理后事。

《北华捷报》6月15日报道，仁济堂因为在城里的病房已经人满为患了，就把一艘大船当做浮动医院以收治病人，船停泊在珠江，并且张贴告示征集技术高明的大夫参加慈善活动，定期出诊，不惧疫情。

同病相怜

2022年春节以来，深圳新冠疫情突然呈现多点、多链条暴发。尽管本地也有新增，但不可否认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式增长应该是主因。从事深港跨境运输行业的群体是感染的重灾区应该就是明证，据深圳卫健委通报，仅2月4日至23日，深圳口岸即检出147名跨境司机阳性病例。其他隐匿的偷渡人员对深圳社区防控造成的困难更是巨大。

百度疫情数据网站截图

www.worldometers.info疫情数据截图

深港一河之隔，香港疫情来势凶猛，深圳等珠三角城市防疫压力陡增。这与120多年前的甲午鼠疫何其相似。不过，那时候区内主要城市是广州，彼时称为省城，是珠三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统计，1894年，省港（指广州和香港）之间年来往旅客超过110万人，考虑到省（约150万）港（约24万）的人口规模，两地联系可说十分密切了。

瘟疫暴发初期，大约有两万广州人前往香港避难，以为能在香港找到安全之所。显然，如此的疫区人口流动，省港成为难兄难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赖马西医生在记载中，也特别提到了她担心广州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可能很快会向四周，包括香港，传播疫情。

3月中旬开始，有关广州疫情的消息已经开始在香港传播。5月4日，港英政府正式派香港中央医院的詹姆斯·劳森医生往广州调查。第二天，他走访了广州的中国医院，目击了病人的大量死亡。5月7日，劳森返回香港，随后去查看一名他离港期间医院刚刚收治的疑似男病人（作为发热病人入院），检查了他的症状后，劳森医生认为很可能就是鼠疫患者，随即将其隔离，这成为香港有记录的第一个鼠疫病例。

劳森医生1894年所撰香港疫情报告

事实上，远在上海的《申报》在5月5日就第一次报道了香港出现疫情：“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者十七八人。”

10日，劳森又去了华人举办的东华医院（成立于1870年，是香港地区规模较大华人私立医院，也是一家社会福利机构），发现已有20人患上鼠疫，其中大多数来自位于太平山山腰的太平山街，更糟糕的是，这些人都已经病危了。劳森建议卫生部门立即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疫情。

鉴于疫情日益严重，5月10日，香港总督罗便臣（Robinson）刊登公告，宣布香港为疫埠，禁止华人出境。洁净局（Sanitary Board）负责执行卫生条例，考虑到警察人手不足，六百名军人配合洁净局参与防疫行动。隔离医院（其实是一艘船，俗称“Hygeia，海之家”）也已准备就绪。12日，在《香港政府宪报》中公布《治疫章程》的12条防疫政策，主要内容有：

·受感染地区的房屋和地下水道必须经常清洗及消毒；

·所有病人及照顾过病人的陪护人士的衣服，一律烧毁；

·东华医院不能接收鼠疫病人，以免传播疫病；

·隔离船“海之家”停泊在维港海上，用作隔离染疫病人。东华医院现有病例立即转移到隔离船。

在港英当局看来，疫病的传染是由污秽物质及拥挤、肮脏环境所引起的，与华人的“不文明”生活习惯有关，华人继续居住在此区域将不能阻断新增病例，由此先是决定将太平山附近1200多名居民易地迁居，后再决定适时将区内350间疫病患者或死者居住过的房屋全部拆毁，以彻底祛除传染源。即使按今天的标准，应该说港英政府应急反应也是相当快速，有关防疫工作有条不紊。

然而，华人对港英政府“科学”防疫却进行了剧烈的反抗。首先是对使用“海之星”隔离船进行强制隔离不满，认为上船基本等于死亡。事实上，彼时鼠疫的致病微生物尚没有发现，也没有特效药，号称科学的西医确实束手无策。香港政府被迫又在坚尼地城旧玻璃厂改建隔离医院（俗称玻璃局），并交由东华医院管理，以中医治疗。

香港旧玻璃厂改建隔离“医院”，图自香港建筑师学会学报网站

其次，华人对洁净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野蛮入室检查不满，特别是对进入妇女闺室中检查，认为有违中国传统礼俗，妇女饱受惊吓，如临大敌，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骚扰。香港华人妇女界甚至向港督递交请愿书称：“具察华人少妇闺女等，为洁净局熏洗新例，诸多不便，乞恩变通格外体恤事。窃妇女等生长中华，随夫寓港，……乃闻洁净局颁发熏洗屋宇一事，虽系为卫生起见，究竟与我妇女廉耻有关。”

另外，华人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亲人感染致死，需要运回家乡安葬，而港英政府却遵循欧洲的做法，试图将尸体就地火化甚至予以解剖，这违背了华人的人伦传统。患病之人为防客死他乡，也想早日归乡，港府的封港政策由此成为众矢之的。经过在港华人领袖的极力争取和华人的群起激烈抗议，港督被迫同意病者可以返乡。

据粤海关统计，1894年从香港来广州的有近60万人次，比1893年增加约7万人次，如果再加上那些没有通过海关返回的，实际返省人数超过10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返回广州，广州乃至广东省的疫情自然又是雪上加霜。

经过4个月的努力，港督罗便臣终于宣布疫情结束，官宣感染病例2679宗，死亡2552人，感染死亡率高达95.3%，几乎就是染者即亡。

疫情外交压力

日本学者饭岛涉在其著作《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中考证了甲午鼠疫涉及的大清与英俄等国的外交交涉。

1894年5月25日，俄国公使喀西尼向总理衙门质询：清政府是如何认识这次鼠疫的流行状况，采取了怎样措施，以及此后将要采取怎样的措施。他担心鼠疫既已在香港流行，就有可能传染到其他地区。

对此，总理衙门称已经要求两广总督李瀚章采取适当措施，并援引李瀚章的奏报回答说，通过“官绅合力”，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鼠疫的流行已度过了最严重时期。总理衙门据李瀚章的报告还谈到，香港虽然用所谓的“洋法”对中国人进行了治疗，并以海上船只隔离患者、提供药品、用硫黄熏蒸等方法，但结果往往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故对“洋法”提出了批评，隔离患者不利于救治患者。

在南方的广州，两广总督与港英政府及广州领事的交涉也一直在进行，且差点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申报》对此有零星的报道，美国学者班凯乐查阅了大量外交档案记录。香港疫情发生后，广州方面先是同意配合香港的封港措施，香港巡捕官向华人宣布：“已接省垣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

鉴于大量华人强烈要求返省，香港华绅领袖刘渭川通过爱育善堂向广东官府求情。从以后的报道看，此事最后竟获成功。6月21日《申报》跟踪报道称：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兹英官拟有条款，令医院绅董遵照办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垣调理，必须问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已经，遮盖妥当。并预备食物及药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

事实上，在此之前，在港华人归省已成潮流。5月17日，妇女搭乘省港轮船比清明男子回乡扫墓还要拥挤。

对于香港强硬的防疫举措，不仅在香港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在广州同样引发了对外国人的仇视。从5月下旬开始，已经出现一些张贴的墙报警告人们（香港实行了不可接受的防疫措施）不要去香港，还有一些夸张的谣言（主要是谣传香港英国人以疫情的名义谋杀华人），另外有一些墙报鼓动人们消灭居住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人。

更有甚者，煽动人们反对与港英政府“同流合污”的广州官府。在传出港英政府要强行拆除太平山的房屋后，广州还出现鼓动人们烧毁租界的墙报。李瀚章致信总理衙门，谴责港英政府的不当行为引发了广州的不稳定。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官府在大疫面前最重要的工作竟是维稳。

6月11日，在广州的两名美国传教士医生（很可能包括赖马西医生）因为试图医治鼠疫病人而被诬为毒害病人受到围攻，在广州的列强领事集体向李瀚章提出抗议。总督府下令立即清除这些墙报，拘捕肇事者，同时要求外籍医生不得诊治染疫华人，以免惹出是非。

在香港，港督听信了媒体的无端揣测，认为东华医院董事会是华人抗议活动的总后台，他发电报要求在广州的领事布雷南（Byron Brenan）向两广总督施压。讽刺的是，大清两广总督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老百姓对其抗疫不力的不满以及朝廷的责难，而是疫情外交。

中西换位

毫无疑问，1894年的广州鼠疫是一场罕见的大劫难。疫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这种无能是一种系统性的无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国家制度的重大挑战，结果表明整个政府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但我们很难找到当时的社会精英在亲身经历了疫情后，特别是在通过媒体报道详细了解到当时毗邻的港英政府抗疫举措后，对清政府抗疫不力的制度性反思。最让人意外的是，民众对广州官府的不满不是抗疫不力，而是与港英政府“沆瀣一气加害”国人。

金武祥是清末著名诗人、作家，疫情期间他恰好到了广州，也见证了广州的苦难。在其著作《粟香五笔·鼠疫三则》中有对广州疫情的悲情描述，但就是没有反思。如果说他缺乏政治家的敏感，那么其他政治人物又是如何记录的呢？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疫情前后已经忙于布局其维新大计，但无论是其著作中，还是在随后的维新变法新政中，都没有明确提及如何吸取广州鼠疫的教训强化国家的公共卫生应对能力。

1893年，也就是疫情前一年，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在广州的诊所（东西药局）刚好在广州疫情的中心——西关的冼基开张，而中山先生在随后领导的反清革命斗争中痛斥过满清政府的种种不堪，但恰恰就没有清政府抗疫躺平。

即使《申报》那些具有相当现代意识主笔们，在社论中也多是从具体措施上轻描淡写反思清政府的防疫，所谓“顾以治疫言，则中之与西分道而驰，其势若难以骤合”，并责怪“愚夫愚妇，喜佞神鬼……动信巫觋之谈”。

中国传统上将瘟疫归于“气运所致”“上天以儆顽民”，除了发出“生民何辜，遭此荼毒”的感慨外，认为“疫疠由于天灾之流行，其中盖有数存焉，非可以人力挽回者也。”甚至荒唐地提出，“天时行疠，阙有定数，在数者难逃，其死焉者，不畏亦死，畏之亦死；其不死焉者，畏之不死，不畏亦未必死”，当然也不全是被动接受天命，防疫的要点在“瘟疫不入忠孝之门、积孝之家”、“正气可以驱邪”。

这可能就是大清“躺平”思想的理论根源，人是观念的动物，找到了现象背后的思想，也就能理解被灌输了此类思想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仅没有指责躺平的清政府，反而是与“积极防疫”的港英政府龃龉不断，当然殖民政府那种居高临下式的防疫心态也使得双方不可能相互理解，华人更多感受到的是屈辱。

120多年过去了，尽管时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再看看这些历史，可能也有助于我们观察今天西方的“躺平式”防疫，有什么样的观念灌输，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防疫，防疫模式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局限。

中山先生就读的博济医院院长，美国长老会传教医生约翰·克尔（John Kerr）对广州官方的抗疫这样评价：“在大城市广州，……没有卫生委员会，政府没有采取卫生或预防措施，没有患者隔离，没有污秽或垃圾的清理，没有（干净）水供应，没有排水系统，…中国的医学和中国人的迷信占一切，漫无限制”。

《德臣西报 》（The China Mail）刊出评论感叹：“他们依然迷信，依然拒绝欧洲文明和科学，依然无知和充满偏见。而这些特征在刚过去的鼠疫危机中暴露无遗。通过暴力与阴谋，华人居民努力颠覆政府处理鼠疫危机的安排。”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论了。

根据班凯乐对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共卫生署所存档案的考证，克尔的评价并非孤例，在外国传教士和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著述中能发现很多类似的评论或者抱怨。显然，这些评论和指责充满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见，缺乏同情的理解，但不得不承认，尖锐的评论也反映了彼时的市政与公共卫生实际，毕竟那时的中国还完全没有现代公共卫生的理念，再加上晚晴政府的腐朽，要应付如此烈性的鼠疫，确实是不太现实。

W.J. Simpson医生1903年所撰香港疫情分析报告，报告提及西方长期广为传播的疫情中国起源谣言，认为此说证据薄弱

但克尔们绝对低估了组织起来后中国人的潜能，仅仅在10多年后，在广东台山人伍连德博士的领导下，中国在抗击1910年东北鼠疫过程中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伍连德先生也为世界鼠疫防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克尔博士更不会料到，120多年后，新冠疫情使得中美换位，美国成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些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迷信和无知与120多年前的大清官僚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