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抗疫：一座繁华港口城市的梦想与死亡

本文转载自：苏俄转播（ID:post-soviet）

编写：吴鞑靼

大部分文字来源于查尔斯·金的著作《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略有删改。原书译者，李雪顺。

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

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米歇尔·福柯

19初世纪的敖德萨，到访过这里的马克·吐温说：“这头可看见辽阔的草原，那头可看见空旷的大海，真是令人震撼。”

在遭遇瘟疫威胁的时候，一个充满复杂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国际化大城市，更容易呈现出它的脆弱性。历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永远值得挖掘。

在蓬勃发展的背后，如何来平衡必然需要付出的高昂的代价？这需要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体现出了时代的脉搏。

疾病带来恐慌，也催生财富。高速的商业文明，带来文化艺术的兴盛，也为腐败提供温床。大难关头，挣扎创造出商机，也激发出人性的善恶。美好与残酷交织的多元文明，究竟带给了黑海明珠敖德萨怎样的自豪和阴影呢？

摘录一些19世纪的黑海往事，读史可明鉴，知古可鉴今。

1803年，亚历山大一世任命37岁的黎塞留（法国贵族后代）担任敖德萨总督，全面负责军事、商业和市政管理工作。据他在回忆录里的描述——这片土地仍旧是一片沙漠，居民只有一些鞑靼游牧民和哥萨克人，这些人排斥一切文明成果，通过抢劫和暴行制造恐怖。

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中心，敖德萨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远非这个帝国的其他城市所能相比。敖德萨的边疆身份里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凶险的传染病，以及帝国与之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

在黑海周边地区，霍乱和鼠疫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很常见。从战场上归来的帝国士兵和水手往往在不经意间，把疾病从南方的瘟疫高发区（码头城市）带到帝国中部的城镇和乡村。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颁给黎塞留的首份诏书中有一项具体的任务：挑选合适的地点修建检疫场所，并加快建设进程。

大约从敖德萨建市开始，就在考虑建立检疫体系。船载货物需要接受检查，并用二氧化硫或其他化学物质做烟熏消毒处理。乘客则需要在用奥斯曼人修建的城堡改建的隔离观察点驻留至少14天，因为按照人们的认识，只有在这样长的时间内症状才能显现。

鼠疫杆菌随跳蚤传播，跳蚤跟着老鼠乱跑，人也会成为传播媒介。在一个海关官员贪腐尽人皆知的城市，一些受到感染却没有出现症状的乘客往往只要稍稍贿赂海关官员，就能够逃避检疫监管，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山坡，进入城市的中心区域。

1812年炎热的8月，敖德萨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起病来。8月12日，当地剧院的一位女舞蹈演员在发病后不到36个小时死亡。三天之后，又一位演员死亡。很快，第三个人发病。又过了几天，两个佣人和一个演员相继死亡。他们的症状全都一样：轻微头晕头疼，继而感到恶心并呕吐，接着是乏力和眩晕、口干，腋窝和腹股沟出现疼痛难忍的肿胀。六天不到，就一命呜呼。

疫病暴发的8月初就有传言说，当地那家剧院的一位女演员收到一只用小棉团包着的戒指，而送戒指的人是一个匿名的崇拜者。作为跳蚤首选的藏身之地，棉花肯定接受过检查和烟熏处理，但这位刚刚乘船抵达的崇拜者设法躲过了码头有关部门的检查，把那只戒指和包装物私自带了进来。

拿破仑的大军已经危及莫斯科以北地区，但黎塞留推迟了奔赴战场的行程。他觉得与前往莫斯科郊外与自己的法国同胞作战相比，留下来与看不见的本地敌人——疫病作战更具紧迫性。

他于8月26日下令关闭人群可能大量聚集的所有建筑物，如教堂、商业交易中心、法院、海关和剧院。市场可以继续开放，但必须采取新的监管措施，以防止有人四处闲逛。人口稀少的大巴扎里飘荡着醋味，商人需要把钱放入液体中浸泡，以杀灭被认为可以携带病菌的一切有害之物。

与应对其他流行病一样，信息公开是首选武器。黎塞留要求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并指派代表在入户调查的基础上，每天就各自区域的疫病情况提交报告。防疫区逐渐向内陆延伸，直抵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沿岸，覆盖通往北方的各条道路和赶牲小道，而检疫时间由检疫官员加以监控，没有携带行李的人隔离24天，携带货物或可疑商品的人隔离12个星期。

黎塞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许可以借此拯救敖德萨的未来。他下令封闭城市的边界地区，并在所有毗邻区域建立了综合检疫体系。这是大胆而蛮干的动作。他的手里几乎没有用于强制执行检疫的军事力量。士兵大多已被派往前线。黎塞留好不容易拼凑了一支由500名哥萨克人组成的小分队，但他们被赋予的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即看管一座城市。

敖德萨检疫隔离区，1812年

新的监管措施于11月12日开始生效。关闭所有门窗。只有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可以走出家门，但就连他们也被要求持有特别身份证。为给这座关门歇业的城市提供补给，警察和物资供应官员每天向每个区域运送两次食品。肉要用冷水浸泡，面包要做烟熏处理，然后才能分发。每天，对每一栋房子要做两次检查，任何人只要表现出生病迹象，就会被送往单独的监视区域，直至其死亡或者（极其罕见地）康复。

木板车穿行于大街小巷，运送那些需要离家接受观察的人。红旗说明车上运的是活人，黑旗表示车上的病人已经过了大限。囚犯被强制编入运送死人和将死之人的运输队。他们穿着具有防疫功能的油浸罩衣，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艰难跋涉，身后拖着一辆辆满载死尸的木板车。

人们为了躲过死亡，绝望地做好了舍弃一切的准备。这座曾经充满喧嚣和生机的城市，现在逐渐陷入停滞状态。满大街都是冒着烟雾的火光，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郊区随处可见刚挖好的大墓坑，平坦的大草原上看似点缀着一座座小土丘。

当这些墓坑被填满之后，成堆的尸体只能做火化处理。瘟疫暴发期间，有人看见，当工匠们有所倦怠或者因为自身安全而表现出恐惧时，就连可以在全城自由走动的黎塞留也要拿起镐头挖掘墓坑。

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黎塞留终于下达命令，对港区——也就是这次感染的始发区和死亡人数的高发区——予以全面清理。笼罩在滚滚浓烟里的，既有德里巴斯建造的码头，也有分布在港区的货仓。尽管公共集会有规可循，但有些市民仍然大胆外出，躲过哥萨克人组成的纠察队，四处察看这座城市的颓废景象。停泊在黑海的船只看见了远处升起的滚滚浓烟，那是这座城市正在进行自我祭奠的黑色证据，也是警告它们远离这座灯塔。

1813年1月7日，市民获准走出家门，但全城范围内的海关和检疫路障仍然没有被拆除，且永远不会被彻底拆除。已经人去楼空的可疑房屋被付之一炬。黎塞留采取的严厉措施不但没有激起胆怯和无序，反而奇迹般地驱散了这场瘟疫（对于这种极端手段，后世褒贬不一）。

这座由蛮荒的边境口岸发展起来的小型年轻城市，曾经幻想向外界展示一种光彩夺目的典范形象，在自己的四周修建了一道道围墙，以抵御那些来自海上的危险。敖德萨经历了内部冲突特征明显的第一个阶段，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是一场塑造开放与恢宏的自我形象和偏狭与恐惧之间的冲突。

在黎塞留应对瘟疫的诸多创新举措中，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最具重要意义的一点也许是公平性，由此让禁止随意走动和公共聚会这种堪称最苛刻的限制性规定也能得到贯彻执行。

犹太人往往被当作瘟疫暴发的替罪羊。他们会因为一系列构想出来的罪行而承担责任，如所谓的“不讲卫生”，企图削弱基督文明等惊天阴谋，而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然而，在这场瘟疫中，黎塞留聪明地避免了将瘟疫与屠杀进行致命性挂钩这一惯常做法，从而为把敖德萨变成日益多元的社会群体的庇护所提供了早期范例。

1814年9月末，一个凉意袭人的星期一上午，黎塞留终究还是退休了。他不仅建造了这座城市，而且亲历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场毁灭性危机。

这座城市真正的过错在于它那毫不掩饰的雄心勃勃——肤浅、粗俗、急躁、多变，却被视为奋斗者的美德。与每个地方怀揣抱负的中产阶级一样，敖德萨的小市民精于发挥自身优势：赞美实用主义，沉溺于忧伤，试图以粗鄙而滑稽的方式把转瞬即逝的骗子手法变得更持久有效。

“老道、狡猾，是骗子，是操纵者，是用计者，是谋划者，是叫嚷者，是虚夸者，是投机者”，这是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用来描述敖德萨人的话语，而这些标签都被他当作赞美词。就连疾病这种东西也会让敖德萨的各个社会阶层学着去接纳。

1790-1830年，先后暴发了五次鼠疫，整座城市元气大伤。尽管严重疾病时有发生，但敖德萨人在自由换安全这个问题上持某种保留态度。

伊萨克·巴别尔写过一个故事，其中一个犹太救济院的长者对一位挥舞着针筒的医生说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活命，而不是经受折磨！”

从多个方面来看，当地人通常发现疾病即使不是令人痛苦，也是无益的，尤其是在帝国政府介入其中时。

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城市的卫生状况确实大有改善。尽管鼠疫偶有暴发，但敖德萨再也没有像黎塞留时代那样遭到全面的破坏。不过，毕竟要遵守的规则太多，强制隔离的外国游客人数太多，时间太长，敖德萨人迟早会找到赚钱的门路。

实际上，在敖德萨的公共生活中，疾病产业开始扮演起了重要且未曾预料的角色。

在一个藐视规则被视作艺术的城市，检疫制度已经具备被滥用的条件。有的乘客甚至可以不接受任何检疫，只要他们愿意支付足够的金钱。还有的可以缩短检疫时间，或者获得进城的特权，只要他们在晚上之前回到检疫所。

对那些没有钱或没有关系的人来说，等待似乎遥遥无期。对那些被转到检疫所接受全期观察的人而言，也会面临很多把钱用光的机会。大大小小的餐馆是唯一的食物来源，食物价格完全不受控制。船长、水手和乘客可以在台球桌上消磨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把钱输给那些经验更为老到的守卫或检疫所员工。

检疫所的食物供应通常承包给私人公司，这是财政紧张的市政府惯用的省钱办法。承包商会到城里或者郊区采购食品，随后大幅加价，并卖给那些正在按规定接受检疫的乘客。

乘客要在检疫所关上两个星期，而承包商又乐于成为垄断供应商，发财的机会当然十分巨大。承包合同令人垂涎三尺，市政府最终不得不将承包期限缩短至6年，且承包期结束后必须另换公司。

合同有效期的规定，为那些打算突破规则的精明商人开了口子。一家特别具有商业头脑的公司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即如果政府愿意搁置合同有效期，它可以接管剧院的经营业务，因为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但它对敖德萨的公民自豪感十分重要。

于是，出现了病理学和娱乐业相互依存的奇怪现象。每到特定季节，娱乐业发展状况就取决于鼠疫在黑海对面暴发的严重程度。

当疾病在奥斯曼帝国的各大港口疯狂肆虐，而抵达敖德萨的乘客都要接受尽可能全面的检疫时，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检疫所，并为安排真正有水平的演出——不管是某位知名歌剧女主角的嘹亮女高音演唱会、上演罗西尼的新作、演出某位人生起起落落的剧作家的作品，还是某位前途无量但正四处巡演的作曲家的主动献艺——提供可观的资金。

1812-1813年，欧洲最后一次大型鼠疫流行病摧垮了俄罗斯帝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敖德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隔离（全市所有32000多名居民被禁足家中），以及腐败的瘟疫投机者。

210年过去，在但丁式的死亡与骚动面前，我们该如何度过今天的难关呢？

编写：吴鞑靼

大部分文字来源于查尔斯·金的著作《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略有删改。原书译者，李雪顺。

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1、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星火智库立场，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2、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nghuozhiku.com/177402.html

百年抗疫：一座繁华港口城市的梦想与死亡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