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目前的情况
是长久以来积累所致
问题出于现在，根在80年代
而80年代之前
正好有可以医治现病的良方
中国共产党
是改造上海、重建上海
城市主体性的革命力量
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
经过近73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把上海从
“东方的巴黎”
“西方的纽约”
变成了“中国的上海”，
从“富人的天堂”
和“穷人的地狱”
变成了“人民城市”，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特别市”
变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把光怪陆离、四分五裂的旧上海
建设成为生机勃勃、前景光明的新上海，
重建了上海的城市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这一历史伟业，
与自身的“两个先锋队”基因密不可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召开地、革命运动的发生地和革命事业的中转地，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的牺牲地、党的领导人的培养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试验地和示范地、党的目标的先行实现地。
在此意义上，上海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
而中国共产党对于上海的意义，在于党领导上海人民，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把一个光怪陆离、四分五裂的旧上海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前景光明的新上海，重建了这座城市的主体性。
有些势力早就公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现代（摩登）、多元、开放、文明不吝赞美之辞，肯定上海在那个年代“黄金十年”中的发展成就，怀恋当时上海作为远东大都市的大师云集、文化发达和国际风范；
而有识之士，也早对近代上海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黑帮横行、唯利是图、贫富分化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
也有很多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和地下党活动的历史，揭示了近代上海的“红色”基因。
因此，对近代上海不能简单下断语，而应注意其复杂性和丰富性。
然而，仅停留于或强调乃至夸大这种复杂性或丰富性，容易让人们局限于细枝末节，却看不到主流、大端和大势，失去对历史真相的把握。
对上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要透视复杂性而看清上海的主体性。
主体性决定了城市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比较上海的“两面”，看出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把握住上海的城市主体性。
在19世纪末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上海对于全中国而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主宰上海的，一直是洋人、富人、冒险家、帮会头目、士绅等，社会文化上则呈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态势，
那时表面光鲜的上海，只是极小一部分人的美化回忆，对于长年生活在底层那老百姓，暗地里四处充斥黑、黄、赌、毒、丑、骗、落后、反动、野蛮等因素，
而积极、进步、文明的因素则受到压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很多活动，不得不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这几天民生文化编辑部正在更新上海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非常直白为大家讲清楚了，过去的上海究竟是谁人之天下！
正因如此，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到鲁迅、茅盾、郑振铎等，都做过绘声绘色的“上海批判”。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及随后发动和领导革命活动，给上海文化植入了红色革命文化的血脉。
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共是以改造国家、社会和世界，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为宗旨和使命的，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文化，并非其他文化可以能等量齐观的，中共的革命性可以压倒一切，而具有改变上海格局的巨大力量，也是上海城市主体性的决定性的文化力量。
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接管上海时，蒋逆介石邪恶集团并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上海这个他们留下的“烂摊子”，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在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
就连苏联“老大哥”也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挑战心存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就稳定了上海局势，展现出较强的改变上海城市面貌并重建城市主体性的能力，令国内外各种势力刮目相看。
上海曾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但上海畸形的繁华、现代（摩登）、浪漫，意味着近代上海形象，是被西方人建构的，符合西方人或西化论者的趣味。
洋人是近代上海的真正“主人”，广大华人，深圳包括中国资本家和地主士绅，亦受压迫和受奴役。
这也决定了近代上海，与中国存在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上海对于中国是“脱嵌”的，其繁荣必然是畸形的，是寄生在中国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1843年上海开埠后，无论是早期的华洋分处还是后来的华洋杂处、共处，洋人的地位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享受超国民待遇。
上海租界，从1845年11月设立开始，至1943年8月结束，历时近百年。在近代中国史上，上海的外国租界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45年租界设立后，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行政管辖权、税收权、司法权、教育权。租界与相关外国政府的关系虽然不是殖民地与外国宗主国的关系，但洋人高人一等、高高在上是毋庸置疑的。
严格地说，公共租界中，真正说了算的人，是工部局的9人委员会。
这9个人中，有6个是英国人，两个美国人，剩下一个名额，给其他欧洲国家的侨民。
一战以后，由于日本人势力陡增，鉴于英国和日本结盟的缘故，这个名额给了日本人。
但大事只要一表决，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工部局的9人委员会，是由租界的外国人中不到8%的人，从外国人口不足3%的最富有者中选出来的。
当年的世界，还没有实行普选制，选民有财产资格限制，至于租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门槛就更高。
如果说，9人委员会，是租界人金字塔的顶尖，那么，那3%最富有者，就是顶尖之下的第一等级。
下面，是有选举权的8%的富人。
再下面，是租界里的白领，工部局的高级办事人员，银行的职员，俱乐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医生，高级记者和编辑，高级巡捕。
然后是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巡捕。再往下，是一般工人，水手，白人巡捕。然后，还可以排上来自殖民地的巡捕，印度的红头阿三（锡克人警察）和安南的尖头巡捕。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反帝运动兴起，要收回租界了。租界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铁桶江山，只不过建立在一个地方性的租地合同上。
脚下的土地，原来是中国人的。
他们得意了半个多世纪的日子，在法律上，无非是个包租婆而已。
人家原主人，真要是铁了心收回去不租了，除了战争，还真没有其他办法抗拒。
寄生的买办阶级和黄赌毒黑社会
1931年，烟榻上的黄金荣捏着紫砂小茶壶，咪着茶。这一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原来的老板楚九病死，黄金荣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顺利将其接管。
所谓“不到大世界，枉來大上海”，黄金荣难说不得意。自12岁随父亲来到上海，此刻的他已是左右逢源的“上海闻人”。
开埠之后的上海黄浦江舟楫逡巡，新马路上车水马龙，灯火彻夜不灭。银行、大学、医院、电报局、警察局、影院等新事物，不断地涌现于租界中。
在这里，黑和白仿佛没有明显的界限，华人与洋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地盘”。正是在这样的上海，机会无处不在。
出生于浙江余姚捕快之家的黄金荣，本没有什么文化，却因父亲在上海开有一家菜馆、得以结识法租界的巡捕包探，25 岁时考上法租界的“包打听”。
此后，他凭借精明屡破大案，逐步升至上海法租界警备处的督察长。但在帮派林立的上海，他更广为人知的角色其实是上海“青帮”大亨，通吃洋人警界和本地帮派社会，还合伙打理着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
黄金荣最风光之时，法租界的娱乐设施、商铺、烟馆、书寓堂子均在其控制之内。钟爱京剧的他，甚至为捧名角露兰春专设了一个剧院。
天意弄人，恰是在这个剧院里，他与军阀之子、号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卢筱嘉发生冲突，遭到军方报复被收押到黑牢，黄金荣“法力无边”的神话就此被打破。
与其前半生相比，黄金荣的后半生过得可谓落魄。在后来的旧工商业改造中，他甚至不得不将象征他一生辉煌的“大世界”交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改造为了“人民游乐场”。
实际上买办阶级也远远比不过主子！
1916年公共租界的公家花园（现黄浦公园）颁布了五条规定，告示上的第二条为：
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和侮辱性的告示，不过是当时上海洋人与华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外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在上海肆意妄为、横行霸道。
“深目隆鼻、金发碧眼的外国殖民者成了上海真正的太上皇。他们不仅通过强行建立的两块租界，掌握着上海主要部分的实际统治权，而且通过常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新式军舰和驻扎在租界的正规军、万国商团的武力威胁，强迫中国的地方行政当局服从自己的旨意，或者与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上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种状况，即使在1943年汪伪收回租界和1945年蒋逆政府接收租界后，仍未改变。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洋人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的权力，没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巧取豪夺的大量资产，
通过对文教系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建及大规模群众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
这种“统”和“收”的工作打碎了旧上海所谓的多元和开放，但这样的破是大快人心！
上海终结了帝国主义侵华“桥头堡”的职能、各国势力在华的“跑马场”、外国在华利益的“输出地”的被彻底清除。
中共真就改变了一百多年上海的脱嵌状态，使上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真正嵌入中国，成为中国的内在部分。
然而，解放初期上海面临美国的残酷封锁、蒋逆的狂轰滥炸、敌特的扰乱破坏和奸商的囤积居奇，城市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为扭转这种局面，党中央迅速从全国调集物资，支援上海。
“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这一举措使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改观，社会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让外国人惊叹的“上海奇迹”。
1953—1958年“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反攻大陆”的图谋，从国防安全考虑，
上海未被列入重点建设地区，不建新厂，也不做重大改建、扩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经济潜力的发挥。
1956年后，中央指示要从长计议，毛主席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
随后上海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逐渐打破了原来的限制，陆续建起一批新的标志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育了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
为拓宽上海的发展空间，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
上海市域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5800平方公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跨区域统筹协调，极大增强了上海发展的潜力。
全国支援上海，换来了上海支援全国、上海与全国各地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到200亿元左右。
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直接为鞍钢建设工程协作生产的就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
长春第一汽车厂需要的43种产品，西北油田需要的400多种机械配件，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官厅水库等十余处水利工程的40套闸门和100余台启闭机，都是上海生产的。
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布局，约有1000多家工厂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内地；1964年以后，迁厂数量就更多了，包括支援全国三线和安徽南部地区进行后方基地（小三线）的建设。
上海许多具有特色的照相、理发、服装、饮食等商店，这个时期也陆续迁往内地，为兄弟省市的广大群众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上海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是除北京之外的科技和教育中心，上海还为国家贡献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解放前的上海不在人民怀抱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上海的主宰力量。
近代上海素有“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穷人的地狱”“黑色染缸”之称。
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层里面却不尽然。
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
在这种城市氛围中，广大中底层市民的生活即使不是水深火热，也是惶恐不安的。
为避免扰民、解放军甘愿睡在马路上，表现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警马天民的形象，也成了新社会人民警察的典型。
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邮政，
“人民”一词被放在很多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名称的前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进入城市，就是以“人民城市”的理念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
上海解放后，为了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证广大市民生活平安健康，党和政府迅速开展社会改造工作。
通过打击和消弭帮会势力、禁毒禁赌禁娼、废除工厂工头（拿摩温）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等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
黄金荣存世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在“大世界”前口扫地的照片，
这不仅曾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更是他们对上海的精神寄托。
“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净化了社会风俗。
仔细考察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解放前上海的“特别”之处，即上海是一座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混合体中，各种资本力量在此竞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唯利是图是城市生活的铁则，过度商业化、一切都可以买和卖，以至于连人的长相都被称为“卖相”，形成了城市的特殊底色。
陈独秀发现，在上海，各种高大上的观念都和商品、交易联系在一起。
“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
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人思维、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同，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和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为了国家、社会和集体的牺牲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在“大跃进”期间也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正是后来能够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源泉和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坚持驾驭资本，防止和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参观上海闵行开发区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
他还进一步强调：“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姓“社”姓“资”问题非常在意，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不问姓“社”姓“资”。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过程，我们必须与自由资产阶级合作，主动接近他们，使他们能够摸到我们的底。
对于反美蒋，赞成土改，拥护我党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要明白告诉他们：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
后来他甚至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但社会主义毕竟是要彻底驾驭资本主义的，通过党的领导、通过有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当然可以来驾驭资本。
严，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凌驾于政治和社会之上，操纵国计民生，对于资本利益集团违法乱纪并产生严重后果的，该查处的就要查处；
所谓宽，就是要善于利用资本，激发资本活力，考虑经济发展大局、全局，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允许资本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洋人的租界是“冒险家的天堂”
四、精神殖民大规模卷土重来
林语堂曾回忆说，“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
上海解放之前，卜舫济就回到美国，1947年因病去世。5年后，圣约翰大学这类教会学校都被关了，但却被很多人惦记着。
从这所影响了整个上海气质的学府里，既走出了宋子文三兄弟、俞大维、荣毅仁、严家淦等达官贵显子弟和各界领袖，也走出了经济专家俞鸿钧、李慎之、顾准，还让顾维钧、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等后来各领域的名家，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当时的上海租界，英语也分“三六九等”，但只有“圣约翰英语”成为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公认的标准英语。
在兰心大剧院演脱口秀的周立波，梳着整齐的小分头、穿着笔挺的西装，不时暗示自己喝咖啡而不是二锅头。观众看周立波，看的无非是典型的老上海男人。
如今，这些人逐渐老去，他们被年轻人戏称为“老克勒”。
20世纪初典型的“上海中产”，与洋人并肩穿梭在上海街头，生活方式与租界里的洋人几乎无异。当时租界并不限制中国人进入，“洋人的天堂”也是华洋杂处，生活在这里的上海中产，率先嗅到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气息。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在上海诞生，努力地在这里打造属于自己的“上海时代”。举人出身的上海“味精大王”张逸云，1923年创办天厨味精厂，就成功打破了日本对味精市场的垄断。
他后来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抗战时还给国家捐过两架飞机。他的后人则成了真正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代”——虽然生于中国，但外语流利、熟悉西方文化和社交礼仪。
据张逸云仍在世的孙子张原孙回忆，他的父亲对各种文艺都爱好有加，经常砸钱请京剧名角儿同台唱戏，为吸引观众，甚至免费送给大家蚊香和味精。几十年后经过“文革”抄家，乘游艇出入白渡桥的风光不再，张原孙父亲也穷得只剩下一张卧榻和那“豁达潇洒”的气质。
如今，张原孙虽已非大富大贵，但那“老克勒”的优雅生活习惯依旧。他还经常参加“宁波帮”的聚会，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流行音乐中翩翩起舞。从“富三代”变成“老克勒”的张原孙，依然能哼唱出舞会上常放那首歌：“I wish I knew, someone like you could love me……”
驾驭资本，宽严若不能相济，那辉煌成就下，精神殖民的渗透是难以想象的。
西方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其体系中来了。其凭借枪炮屠杀和商品倾销，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欧美之外人民的心灵，来实现最恶狠狠的精神殖民。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精英阶层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西方文明，即变成资本家或资本家的附庸。
一句话，西方资本家群体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文的不行，就以武力来镇压、侵略、掠夺和屠杀，野蛮杀人还没成功，就改头换面来诛心，放长线钓大鱼，久久为功培养第五纵队搞和平演变，最厉害的就是文化战的洗脑攻心，改变认知而宠美亲美，认可美国那一套欺世盗名的逻辑和标准。不要开枪、悄悄进庄，精神殖民和文化鸦片的手段套路，远远比看得见的热战，更为穷凶极恶！
这种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不普世的单边损人利己的全球化，实质就是一种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
在这个过程中，众多落后国家和地区被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为了强大资本逻辑所征服、支配的绝对“被奴役者”。
这是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彻底丧失了自信能力的“客体化存在”，甚至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精神文化战上，也被我们自己人踩在脚下，被视为失败文明的代表，陷入必须要确认自己还是文明人、并不比西方差、蠢、笨，而要通过成功的西化，来超越西方以自证，这样的巨大的认知陷阱中！
因此，在全球秩序重新建构的近二百年里，真正代表世界文明的体系，人类真正的光明未来的代表者，中华文明，处于失语、缺席状态之中，西方化窃取了定义权，成为全球化、现代化的代名词。
更过分的是，这样一种失衡的全球化助长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俯视心态，也加剧了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自卑心理。
于是，摆脱西方国家精神层面的隐形殖民统治，打破西方单边全球化失衡导致的混乱格局，超越“中心—边缘”的旧世界秩序体系，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一种更为积极的相互平等承认关系，
必将成为未来新的公平正义全球化发展的核心。
总结
而如今复活并残存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如今重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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