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北京应对疫情压力之前

上海疫情催生了各种艺术表达。艺术源于生活。

人们需要表达，需要被倾听，在表达和倾听中形成共识，或者表达和倾听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共识。不同的观点经常会有冲突，在互联网舆论时代，“共识”经常是圈层化的，也很容易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往往首先是语词的对立，人们通常不会思考这些词汇的初始含义，只会用所见所闻赋予这些词汇新的内涵。最终，不同圈层的人们交锋的不再是那些底层事实与理据，讨论的也不再是如何达成共识及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陷入语词带来的观念之争。语词之争进化到观念之争后，往往就很难再相容，就变成了“选择你，还是选择我”的“二选一”问题，这就是我反对“文人抗疫”的原因。

当人们选择站队后，一切负面的情绪都会被投射到那个被认定为否定的词汇上。例如，对一部分人来讲，“动态清零=计划经济+缺医少食+硬隔离”，尽管“动态清零”并不存在这些内涵，执行层面的问题都是可集中质疑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共存=大规模病亡+社会混乱”，尽管我们随时都在与各种病毒共存，“动态清零”的医学解释本身也承认了与病毒共存的现实。

站队式的语词对立对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观念之争会大幅增加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所以，睿智如小平同志，才会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之争，以“猫论”说服众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求解。但人们对语词对立和观念之争，总是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毕竟，表达不需要成本。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今天的理性，在于必须承认非理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就是互联网舆论时代的现实。

回到疫情本身。各国、各地区关于防疫策略和措施的讨论都是激烈的，因为任何防疫策略和措施，都会对个体造成直接影响。我们关于防疫策略讨论的基础，是WHO和各国医疗界都遵循的共识，也就是“防疫四要素”（疫苗有效性、疫苗接种率、特效药物储备和病床准备）。之前也讲过，中国如果要主动放开，一定要看这四方面的准备情况；或者反过来讲，如果防控失效，要承受多大的代价，也要看这四方面的准备情况。

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披露，截至4月18日，全国完成疫苗全程接种（不含加强针）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8.43%，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人数约占人口总数的52%。参与接种的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85.41%，其中，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达到81.03%，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老年人达到58%。反过来看，仍有3,849.9万老年人未参与接种疫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差不多一周会开一次发布会，会披露更详细的数据。3月31日至4月18日，全国疫苗接种总人数新增441.1万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新增448.8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人数新增3,772.3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总人数新增181.3万人，完成全程接种新增136.6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新增1,123.7万人。

从上述数据看，老年人加强免疫针的接种率提升效果明显，也可以推测，只要完成首针接种的老年人，完成第二针和加强针接种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仍然有3,850万老年人还未完成首针接种。这不只是一个打不打疫苗“责任自负”的问题，因为如此规模的人群如果没有建立初步的防疫屏障，那相关地区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年人，否则，医疗挤兑风险就会一直存在。

疫情规模达到上海的程度，施以最严厉的封控措施，让医疗挤兑情况难以全面展现出来。如果没有封控，或者即便有封控但在治理上出现诸多问题、或者民众不配合，以上海自身的医疗资源是否能够全面应对Omicron的冲击，这是一直有质疑的。从不同公开信息来看，上海已在将部分方舱进行升级改造，以收治更多普通症甚至重症、危重症病患，这已经打破了人们关于方舱只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统认识。

我们看到，4月17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1、W2方舱开始被改造为重症医院，提供了8组抢救室，设置了160个危重症患者床位和2,000个重症患者床位（《再战新国博》）。4月18日闵行体育馆方舱也改造为区域定点医院，设置了700张床位，包括心血管、脑血管、消化、肿瘤、呼吸和重症等多个病区，收治阳性合并基础病的患者；上海临港方舱的1.36万张床位中，也有约2,000张被改造为定点医院床位，用来收治可能向重症发展的基础病普通症患者（《多家方舱医院完成升级：精细化管理，预防并减少重症发生》）。

从援沪医护人员来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4月11日发布会上披露，当时已从16个省份抽调4万余名医护人员支援上海。稍加网络检索就可以看到各地ICU医护支援上海的情况：

4月3日，武汉多家医院的ICU医护支援上海；4月15日，重庆援沪医疗队1,567人中也包括重症医护人员（《同心守“沪”！合川50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4月21日，湖南第三批援沪医疗队130人接管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ICU（《关注 | 湖南省第三批援沪医疗队顺利接管定点医院ICU》）。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上海本地的医疗资源尚不足以应对封控状态下的Omicron疫情。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上海如果彻底放开，现有医疗资源将更加不堪。武汉疫情后，关于封控期间的病亡研究才陆续出现。在上海疫情后，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非常必要，除上述外，院内感染所导致的医护力量流失，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披露，这都是后续应当深入研究的。

在本文写作之时，北京也在经历一波Omicron疫情。前车之鉴告诉人们，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市民能否齐心，仍是当前能否以最小代价处置疫情的关键；尽力防止本地疫情向医疗资源更差的地区溢出，更是体现了一个城市最大的责任感，这比许多自媒体嘴里的“温度”要有意义百倍。我相信，中国不会再有一个城市愿意像上海经历的那样。我也相信，随着上海开始让各地人员返回家乡，那些医疗资源远远不如上海的地区，将面临非常大的防疫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身处上海的某些人，还不明白连一些省份县城的医护都已去支援上海，还在认为单靠上海的医疗资源就能应付放开的疫情，还没有意识到支援上海的医护们，他们的家乡将要面临因上海溢出而产生的巨大防疫压力，还要像巨婴一样每天各种抱怨，那他们不但对不起那些在上海善良的市民，也真不配得到所有良善的支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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