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如何突破阶级天花板？有人选择花滑，有人选择回国

在上海人民热情指导北京人民囤菜的时候，昨天，“北京大妞”谷爱凌发了一条微博：“谢谢中国”。微博配图里，谷爱凌拍广告，吃大餐，逛宫殿，生活丰富多彩。这条微博一天之内收获了32.4万赞，约等于2.4个吴京版“谢谢”。

▲670万粉的谷爱凌“谢谢”获赞32万，1400万粉的吴京“谢谢”获赞14万

可见，冬奥虽结束两月有余，谷爱凌依然热度未减。这位生长在美国的混血姑娘，受到了中国人格外的好感和认同。但其实，像谷爱凌一样，生长在美国、拥有华人血统的冬奥运动员，还有很多。

2022年北京冬奥会，美国花滑代表队共有9名队员获得了参赛资格。如果算上因感染新冠而无法登场的周知方，9个人里有4个人都是华裔。

▲美国花滑队中华裔面孔占据半壁江山

除了都是华裔之外，他们同时还都是标准的学霸。花滑男单冠军陈巍，就读于耶鲁；陈楷雯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周知方就读于布朗。

而且，不同于传统印象中“二代移民做中产，一代移民开餐馆”，这批人的爹妈也是学霸。

陈巍的父亲陈志东主攻药剂学，1988年从广西赴美深造，并且获得博士学位；陈楷雯的父母都是工程师，毕业于中国台湾淡江大学之后，1995年赴美留学。周知方更是“双清二代”，爸妈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同班同学，90年代移民美国，工作单位分别是谷歌和甲骨文。

▲美国华裔花滑选手的父辈背景相似

其实，不止是美国花滑队，中国队里两位在美国长大的奥运选手，家庭背景也如出一辙。谷爱凌的母亲谷燕，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随后赴美留学定居。花滑选手朱易的父亲朱松纯，中科大毕业，92年赴美后获得了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

都是两代学霸，都是80-90年代移民美国，都是走上冰雪运动道路。当同一特征反复出现，就说明这不是巧合。这些华裔运动员人生经历的高度相似，其实是40年来中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供需错配，造就的必然结果。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此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到1998年大学扩招前，每年大学生人数从最初的30万人增长到了超过100万，供应了大量的理工科人才。

▲恢复高考后录取人数持续上升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开启一番“从先进科技向产业界转移”的潮流。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翻了整整3倍。在这其中，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在内的新兴产业制造了新的巨量蛋糕，形成了巨大的人才缺口。

伴随着高需求的，还有高回报。在1979年，美国本科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已经超过4万美元，是当时中国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十倍，更不用说在美国也算高薪的高科技人才。

于是，伴随着美国开始增加针对高技术移民的签证发放。能够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顶级梦想。

毕竟，虽然当时买一张飞往旧金山的机票，需要一个上海家庭不吃不喝存两年的钱，但只要到了美国哪怕只是刷盘子，也能在一两个月内把机票钱赚回来。

▲1993年热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反映了当时的“出国热”

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85万人，其中很多来自清北这样的国内顶尖高校。

据报道，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合计输送了超过了1000位博士，一举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

美国有媒体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而在中国，清华大学喜提“留美预备学校”的外号。

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待遇难以匹配美国只是一方面，在市场上能够提供给高科技人才的岗位，都是稀缺物。于是在社会流行着“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声音中，大部分留学生选择了留在美国。

在1990到1999年间，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滞留率达到了87%，而其他国家博士留美平均比例为47%。据说，在美国举办清北同学会，到场的同学比国内还要多很多。

这些八九十年代赴美的留学生，在中国是“万里挑一”的大学生，在美国，也能靠高学历稳定步入中产阶级。不过，等他们当爹当妈了以后，也产生了类似“海淀妈妈”的焦虑：如何保持“阶级不滑落”？

而且与国内不同，美国大学录取采用申请制，“美国高考”SAT分数仅仅只是一个参考，而体育成绩是一个重要加分项。于是，鸡娃的妈妈们，就会开动脑筋找“性价比高”又适合孩子的体育项目。

美国最流行的几个项目，比如篮球、橄榄球这些，身体对抗性强，入门门槛低，参与人数又多，华人卷不过其他族群。

冰雪项目在此时进入了妈妈们的眼帘。首先冰雪运动高昂的费用，就可以帮忙筛掉大量的竞争者。拿花滑来举例，一个专业运动员每年各类开支，随便就能突破5万美刀，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才只有6万美元左右。

▲培养一名专业花滑运动员费用甚高

而且，花滑和滑雪，都是不是对抗性项目，不需要牛高马大的身体，需要的是能够承受经年累月重复训练的韧性，这就很符合东亚民族的文化性格。

再加上关颖珊等等这些华裔冬奥冠军的榜样作用，华裔的孩子们从此开始涌入了冰雪运动项目。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花滑队还是白人为主。但到了最近两届冬奥会上，美国花滑队里有华人血统的几乎占了一半，比例相当高。毕竟，在全美范围，华裔只占了总人口的1.2%。

而随着顶级的华裔花滑运动员不断涌现，大家发现，练习花滑不但有助于高考加分，还成为了“阶级跃升”的快速通道。

在美国有“冰上女王”之称的花滑冠军关颖珊，退役后活跃在政界，在2021年被拜登提名为美国驻伯利兹大使。陈巍夺冠后，一年综合收入估计大约能有200万美元。

▲关颖珊（中）与拜登（右）

比起大部分“读名校，进大厂”的华裔，他们显然有着更高的阶级天花板。

但是，这个天花板的上限其实也并不算太高。

陈巍所在的男子单人花滑，历来是冬奥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但即使手握这个项目的金牌，陈巍所代言的品牌数也仅仅和初出茅庐的苏翊鸣相当。如果和谷爱凌比，可能连后者的二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2021年，谷爱凌的签约费用在2000万元人民币左右，比巅峰期的林丹、孙杨还要高。“吸金力”在中国运动员里仅次于姚明。即使在奥运夺冠之前，她手里的代言合约价值就达到2亿人民币以上。

▲谷爱凌代言品牌

虽然因为一些言论，为美国出战的陈巍，公众形象没有谷爱凌那么讨喜，但谷爱凌拥有的赛事成绩和学历，陈巍一样不少，为什么在商业价值上，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主要原因，可能出在了“稀缺度”上的差别。比起美国需要陈巍，中国更需要谷爱凌。

早在1948年，美国单人花滑就实现了冠军“零的突破”。在拿过十几块奥运金牌之后，美国花滑顶尖选手虽然不能说如过江之鲫，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层出不穷。

包括谷爱凌从事的自由式滑雪项目。美国在这个大项上拿过金牌的人也不少，而中国20年来的13枚冬奥金牌中，其中只有1个来自雪上项目。足见“滑雪冠军”的稀缺程度。

同是冬奥金牌，在美国和中国，含金量却不同。在商业潜力上，更是如此。

2015年，北京申奥代表团提出了“带动中国三亿人上冰雪”的承诺。此后，中国的冰雪产业则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全国冰场从申奥成功前的260家，一举增加到近2000家，大批滑雪场也在兴建。

随着参与门槛的降低和参与人数的增加，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冰雪消费市场。从滑雪场、度假酒店，再到运动服和装备，冰雪产业涌现出了大量新兴品牌。这些品牌方迫切地需要一张面孔来打造自己的形象。

而在过去一年中，娱乐明星频频“塌房”；几位顶级体育明星，刘翔退役、孙杨禁赛、林丹出轨，商业号召力也在减弱。

而谷爱凌的横空出世，完美地添补了“体育明星代言人”市场的空白：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形象正面阳光，更拥有“代表中国出战”的话题度，简直就是流量密码本码。

正因为此，她从中国体育产业规模惊人的商业蛋糕里，分到了惊人的份额。

这是“稀缺红利”的高额套现。

而遥观美国，冬奥带动冰雪项目运动市场需求的风潮也刮过，不过是在遥远的1960年。

▲美国第一位单人滑冠军诞生于1948年

同样的“市场需求差异”不仅存在于冰雪运动市场。科技产业同样如此。

伴随着产业升级，像半导体设备研发、工业软件、芯片设计这些过去“美国有中国无”的细分产业，成为了中国企业进军的下一个隘口。人才的稀缺抬高了市场定价，相关专业岗位薪酬水涨船高。

如今去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把“留在美国”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在美国安逸的环境里被“温水煮青蛙”。

有人评价，美国好比成熟的射击场，大家都只能打兔子，而且保证都打得到，但想打熊没门。而回国则像进入混乱的狩猎场，可能打到兔子，也可能被别人打死，但却有机会猎到熊[1]。

单凭爱国情怀吸引人才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人们会为了发展机遇回国，为了资产增值回国，为了文化适应回国，为了照顾家人回国，甚至，仅仅为了多吃几样中国菜回国。

自2013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流出和回流，开始趋向持平。过去留学生“出去多回来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w4]。

▲出国留学和回国人数开始趋向持平

正如谷爱凌在2019年宣布将在奥运会代表中国出战时所说的，“能够在我母亲生长的国度，启迪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来推广我所热爱的运动，这是一次终身难得的机会。”

在这里，不仅有韭菜盒子承载的乡愁，更有亟需领军人物感召的年轻人，和“从0到1”填补中国产业空白的宏伟愿景。带领中国实现这些愿景的人，会获得时代最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