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国的行动太迟了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理念，即高效的社会和高效的经济，必须要有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背景下，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市场的失灵和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

在26日举办的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所有的社会来说都是挑战，它展示了市场的局限之处，那些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成平衡的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得更好。

那么，如何达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如何改进公共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更好的保护、经济运作得更好？斯蒂格利茨的演讲会让我们有所启发。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ACCEPT）、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本文根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22年4月26日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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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高效的社会和高效的经济，需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

复杂的21世纪，社会必须要有市场，但是仅凭市场，效率不够高，也做不到全然公平、公正、可持续。因此，市场也需要政府。

政府担任多重角色，它要监管、投资，要通过协调确保社会可以良好运转。我认为，那些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成平衡的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得更好。

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刻完美地诠释了政府和市场间平衡的必要性。新冠肺炎疫情对所有的社会来说都是挑战。它展示了市场的局限之处，而政府要如何做才能同时做到监管与促进社会发展呢？

一个潜在的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就是存在诸多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源——为什么单靠市场本身是不够的？

根源之一，是市场缺乏全面保险。当经济下滑、人民失业，私营部门并没有提供保险来保护个体。甚至在医疗风险和各类花销面前，个体都没有受到保护。市场失灵，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市场缺乏保险导致的。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公共卫生风险，这是外部性的例子之一，而市场不善于应对此类风险。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内化的。如果人们不戴口罩走来走去，就可能传播疾病；如果人们不接种疫苗，也可能传播疾病。因此，管控外部性彰显了政府角色的重要。

其三，市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常常不足。知识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为增加的个体提供公共产品，带来的边际成本为0。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公共产品应当免费提供。但一旦免费提供，就会造成供给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

在上述许多领域，都存在合作关系。可能由政府提供资金，他人进行研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存在公共产品短缺，在此情况下，就是知识的缺乏。知识的缺乏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影响。

以上，就是一些潜在的市场失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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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方方面面都要依靠政府：如阻止疫情传播、接种疫苗、保护经济免受影响等。

让我逐一阐述一下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帮助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上，都做了哪些事情。它涉及许多方面，且都是以复杂的形式紧密相关的。

一些国家疾病传播较他国更快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比如在美国，许多雇员是没有保险、也没有带薪病假的。这就意味着许多人靠薪水过活，即便生病了也要去上班，而这就促进了疾病的传播。

因此，控制卫生隐患和传染病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每个人都可以休带薪病假。但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如此。所以政府或私营部门二者之一，必须要提供这种待遇。然而在美国，两方都没有做到。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强制带薪病假，由私营部门承担费用，这是政府要求的，是一种对于防止疾病传播十分重要的监管方式。

第二种控制疾病传播的方式，就是保证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并进行病毒检测。然而现实再次令人失望，比如在美国，私营部门的力量不足以保证这类检测工具广泛可及。许多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美国有一部《国防生产法案》，可以推行以强制或鼓励私营部门多生产此类检测工具。但不幸的是，美国的行动太迟了。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许多感染程度不是最重的国家在检测方面反而做得更好。“检测”不仅仅包括检测和溯源，还包括基因鉴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流行的是何种毒株、疾病是由谁传播给谁的。这些工作在疫情的早期阶段尤为重要，可以更好地帮助控制疫情传播。这就是我们发现市场失灵的第二个领域——有些国家政府挺身而出，但是在别的国家并非如此。

第三种控制疾病传播的方式，是对于个体间互动行为的管制。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其他疾病，都是由接触传播的。如果一个人身染疾病，除非被隔离，都可能传染给他人。一些国家相比他国在隔离方面更为积极主动，而这些国家在控制疫情传播上也更为成功。

有些国家对于隔离或佩戴口罩等手段存在不满，认为这是剥夺了个人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会给他人带来不自由。一个人自由行走的权利，可能导致他人因为染病而死亡，从而丧失活着的权利。每个社会总是要平衡这些所谓的权利。因此，更好地平衡这些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进行隔离管理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正确的公共政策设计是多么重要。市场并不能自我修复。

在美国，我们无法生产口罩这样的简单产品。即使生产了，我们也没有标准化的系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些口罩是好的，哪些口罩是不好的。这就是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制定标准。而市场并不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要求佩戴口罩可以以低成本方式降低疫情传播。有些地方要求佩戴口罩，而有些地区则因此出现了政治上的争议。但在我看来，这个例子也显示了采取适当行动遏制疫情的成本极低、而收益极大。因此，这些疫情初期所做的事情，一直是解决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公共卫生危害的重要部分。

疫情应对十分重要，但在控制疫情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疫苗开发。

现在，mRNA疫苗已被证明非常有效。政府起到投资基础研究的作用，政府的投资帮助基础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再从私有研究过渡到进行生产。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私有部门的协调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应对新冠病毒，是因为政府资助了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确定引起该疾病的病原体，还能够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开发出疫苗，测试疫苗、并将其投入生产。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成就，疫情的传播及其造成的健康危害会严重得多。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后一步，即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必须依靠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疫苗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共同享有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失败。我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提供疫苗或足够数量的疫苗。结果就是，我们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因为当疫情在世界部分地区肆虐时，病毒产生了突变、反咬我们一口，卷土重来。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更强，有些甚至对疫苗更加耐受。这说明不扩大生产规模的决定是错误的。

市场经济的规则中，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TRIP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

【注：TRIPS，即为“贸易产权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定。协定内容主要包括：提出和重申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知识产权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基本关系。】

幸运的是，美国政府被说服了，在世贸组织进行争论，以暂时地消除、放弃这些知识产权保护。但不幸的是，德国、瑞士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抵制这种行为。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利益，世界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

以上，政府和市场在健康应对方面的角色已经得到了讨论。下面，我想简单地谈谈经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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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在其他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政府没有在宏观经济层面和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其经济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政府的反应是绝对重要的。比如美国花了大量的钱，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该计划并不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优秀，以至于失业高峰较他国要高很多，某些人群的经济损失要大得多。

同时，人们还担心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复苏经济。幸运的是，国际社会一同合作，拨出了500亿美元，包括SDR（特别提款权）和IMF的资金，这都是潜力巨大的帮助。

【注：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另外，我非常担心高负债的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石油和粮食价格飙升。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很难偿债，无法购买需要的食物和能源。但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出充分反应的，这需要公共力量。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全球一同努力来保护这些脆弱国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世界的发展会面临各种问题，比如新冠病毒，它带来的挑战是非常直接的，和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到平衡，在前进的路上，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也会学到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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