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国的扩张路径：为何无意成都平原，更执着三峡以东？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长吟道。

李白的年少岁月就是在天府之国四川度过的，可以算是一个地道的唐代“四川人”，却也不知道古蜀人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对于生活在1000多年之后的我们来说，追寻古蜀先民的足迹就更加困难了。

随着三星堆文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1986年以来三星堆“祭祀坑”令人瞩目的考古发掘活动，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历史记录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四川盆地之中并非想象中那样一片蛮荒，强大的古国曾在这里繁荣，灿烂的文明也曾在这里绽放。人们的脑海里下意识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怎样构建了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古代王国？

随着一个个人类聚落在平原上建立起来，原本人烟稀疏的地方也变得熙熙攘攘起来，生产富余变多，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此时，四川盆地之外的地区正迈向“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长江中游湖北天门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均高度发达，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四川盆地内的居民。

大约4500年前，成都平原上出现了新的景象，带有城墙的城池突然密集地出现，现已发现的有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崇州紫竹、崇州双河、大邑盐店、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等，这些城池分布在岷江的支流边，其城墙多为堆砌而成，即在平地上用泥土自下往上堆砌，再拍打紧实。这些城墙本身高度有限，坡度平缓，且未经夯打并不坚固，因此有人推测宝墩时代的城墙并非用于军事防御，更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洪水侵袭。这个时代，成都平原上拥有城墙的古城密集出现既有内因亦有外因，内因是成都平原平坦低矮，平原上的河流改道屡见不鲜，屡屡出现的洪水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组织能力的提高，人们有能力兴建大型工程从自然灾害中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外因则是筑城技术传入四川盆地，在早先的长江中游地区，与传说中“三苗之民”联系密切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曾进入过城池林立的时代，他们的城池同样采用了堆筑法，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夯筑法”、北方地区流行的“堆石法”都不相同，而成都平原的诸座古城与长江中游的古城在形状、筑墙方式上都如出一辙。因此，这里的城池也是受长江中游影响的结果。

可以肯定，从桂圆桥时代开始，四川盆地内部和东部长江中游的交流就未曾间断，不管这种交流是以移民、贸易还是以战争的方式，水稻种植、筑墙等技术都传入了四川，或许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神面纹崇拜、凤鸟崇拜、虎崇拜等宗教信仰也沿着长江传入了盆地，并植根于此。

在岷江流域进入“城邦林立”时代时，在平原北部，一个不起眼的聚落默默生长着。在沱江的支流马牧河和鸭子河畔，是一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平坦沃野，非常适合水稻种植，人们在这片远离冲突的“世外桃源”定居下来，建立村庄、耕耘稻田、繁衍生息，这就是最早的三星堆。与宝墩文化诸城不同，三星堆即便人口迅速膨胀，整个聚落的面积变得远大于南部地区的诸城，也没有修建城墙，这或许是因为沱江流域的洪涝灾害较少，不需要通过建筑城墙保护自己，而这也为下一个时代三星堆的繁荣辉煌埋下了伏笔。

在宝墩文化末期，中原地区已经结束了龙山时代以降的“万邦林立”局面，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一阵“二里头风暴”吹拂中原，文献传说中夏王朝“家天下”的形势已现。而在四川盆地之内，多年的割据和对峙也已经走到尾声，各大城址要么已经废弃，要么正走向衰败，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多年的竞争已经消耗得这些古国衰朽不堪，无以为继；另一方面，岷江流域频发的洪水灾害还是将成都平原的古城摧毁了。例如在规模最大、使用时间最久的宝墩古城中，考古工作者在宝墩文化地层之上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相沉积，表明宝墩古城在其最后的岁月中被河流侵袭，甚至在城内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湖沼。在这样的情况下，岷江流域已不再适合居住和生产，天灾对宝墩时代“釜底抽薪”。

而在北部沱江流域的三星堆则呈现出另一片光景，这里一片祥和，农业兴旺，人口膨胀，虽然仍未建造城墙，但是聚落的面积和人口都远超过岷江流域的任何一个古国，或许南边那些因天灾离散的人民也来到了这片北方的“桃源”，涌入这片沃土，成为新的移民。

此时，在马牧河边的青关山，三星堆人筑起了夯土台基，在上面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物，这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庙宇、可能是贵族居住的宫殿、也可能二者都是。大型建筑物的出现表明三星堆的社会已经复杂化，之前聚落内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统治阶层可能已经形成，三星堆已经来到了国家形成的“前夜”。

然而，并非一切都如此顺利，愈发复杂的社会和急剧膨胀的人口并不是三星堆从一个大型聚落“升级”为国家的诱因，在一切看起来都将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的时候，一场新的变故降临在三星堆聚落之上。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得知，在三星堆遗址宝墩末期，即大约3600年前，不少原先建成的建筑遭到了焚毁，包括青关山的大型建筑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遭到殃及，变成一片废墟。而在这场变故发生之后，三星堆聚落不仅没有衰落，更是迎来了自己真正辉煌的时期——三星堆文化真正形成，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在变故结束之后不久，在三星堆聚落的西、东、南的城墙修筑起来（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聚落北面也应当存在城墙，只不过已经被鸭子河冲毁），其中东、南城墙残长都超过1000米，西城墙也残余600米，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宝墩时代最大城池宝墩城的6倍。墙宽达35—50米，高达6米，城外还有宽而深的壕沟，同时，三星堆的城墙还经过夯打，坚固非常，不管是规模、坚固程度，还是建造技术，三星堆古城都远非宝墩时代的城池可比。

坚固的、用于防御的城墙出现，表明三星堆已经拥有了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在大城内西北部还建有一座小城，宝墩时代建有大型建筑的青关山土台便在小城之中，此时三星堆古城的建造者们在宝墩建筑的废墟上再一次加高了土台，并在上面新建了新的大型建筑。其中编号为1号的建筑基址总面积1015平方米，规模宏大，基址发现了密集的柱洞，推测可能是干阑式建筑。显然，西北小城是整座城池中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居住的宫城，青关山则是他们居住和祭祀的场所，四川盆地中第一个由王者统治的国度真正形成了。

是什么促成了这次重大的转变呢？三星堆文化的出现、三星堆古城的修建、三星堆古国的诞生和哪次重大变故是否有关呢？

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在此地进入三星堆文化时代之后，虽然宝墩文化的许多特征仍然保留着，但是一些陌生的器物也出现在了古城遗址之中，破解宝墩、三星堆“换代”之谜的钥匙或许就在这些器物之中。

例如，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其三足空，器身高挑修长，侧面有把手，顶部开口还有一个翘起的“嘴儿”。这种陶器一般称为“盉”，是一种酒器，却在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在四川盆地出现过，而在同时代四川盆地东北数千公里外的二里头文化中，这种造型奇异的陶盉却是一种常见的礼器。

这并不是孤例，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20世纪30年代，葛维汉对广汉月亮湾的初次发掘中发现了不少精美玉器，随同发掘的林名均将器物照片寄给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看过后就提到：“你们在汉州（今广汉）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事实证明，郭沫若当时的判断极为准确，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三星堆出土了不少称为“牙璋”的玉器，这种器物长而薄，一端宽、尖端被切割成分叉状，另一端窄、尖端平，在靠窄端处，留有穿孔，在两侧，则雕刻许多齿状凸起，这种器物在宝墩时代并未出现于三星堆，而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则大量出现，并且总是出现于高等级“祭祀坑”之中，表明在三星堆宗教信仰里拥有独特的地位。这种牙璋的突然出现也与盛行陶盉的二里头有关，早期的玉牙璋出现于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新砦遗址中，在二里头文化兴盛时期，这种制作精致的玉礼器伴随二里头文化扩张的脚步大肆扩张，甚至远至香港、越南都发现了与二里头相似的玉牙璋。

在三星堆城内的仓包包地点，学者还发现了与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相似的青铜牌，这种牌饰在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在墓葬中出现，主要放置在逝者的胸前，有人认为是二里头贵族用于标识身份的“logo”，这些牌饰出现在三星堆古城中，也说明三星堆与二里头有过“亲密接触”。

这些外来器物的发现表明，在约3500年前，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到来，可能是促成三星堆遗址由宝墩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重要因素。鉴于这些带有浓烈二里头风格的器物大多是礼器和祭祀用品，而对三星堆居民的普通生活用品未产生什么影响，表明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社会的上层阶级。

在二里头文化最为繁荣的二、三期，二里头人从中原南下，以河南南阳盆地为中转点，一支沿着汉水进入陕西商洛地区，那里丰富的绿松石资源吸引了夏人的目光，他们在那里留下了东龙山遗址；另一支则继续南下，在长江流域的武汉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等地留下了足迹。这两支二里头文化的开拓者都拥有向四川盆地继续发展的条件，也许正是其中某支来自二里头古城的贵族家族来到四川盆地之中，带来了二里头更先进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并与当地一些族群结盟，最终组织起人力攫取了三星堆聚落的统治权，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小王朝，促使宝墩文化最终转变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古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整个成都平原的局势，在此之前的宝墩文化时代，这里的聚落星罗棋布，除了林立的城池之外，大大小小的村落沿河流分布，让整个岷江冲积扇热闹非凡。然而进入三星堆统治的时代之后，大量曾繁荣于宝墩文化时代的村落都凋零衰落，曾经安居乐业的农夫们不再居住于故土，诡异的寂静降临在岷江冲积扇上空；只有三星堆古城仍然无比繁荣，稠密的人口在这里繁衍生息，豪华的建筑、精美的玉器、复杂的祭典、一呼百应的祭司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曾经松散的盆地社会被紧紧地凝聚在广汉这片并不算大的地方。

兴盛的三星堆古国在建立之后不久，也开始尝试向外扩张，让人疑惑的是，三星堆人似乎对身边大片肥沃的平原地区并不感兴趣，那种“以古城为核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填满空间”的扩张模式并没有出现在成都平原上，他们似乎更在意遥远的东方。近年来，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现了不少三星堆文化留下的痕迹，在重庆万州、涪陵、江津、巫山等地的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三星堆风格的鸟头勺把、高柄豆等陶器；而在长江三峡东部入口附近的秭归朝天嘴、宜昌中堡岛、宜都红花套等遗址中，零星可见的三星堆风格陶器也让人印象深刻，最远到荆州的荆南寺遗址中，仍可发现三星堆元素。三星堆人并不打算在任何一个地方久留，那些留下三星堆痕迹的遗址也没有成为他们长期经营的据点，三星堆人似乎执着地想要突破险峻的长江三峡，他们的目的只是到达另一边，却对身边熟视无睹。终于，在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初期，三星堆人就穿越三峡的重重险阻，来到了荆州—沙市一线。

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荆南寺遗址之中，荆南寺遗址最早是夏代由南下的二里头文化先民建立的据点，在商文化取代了夏王朝的霸权后，商人也很快追随二里头人的脚步来到南方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筑城于盘龙城的同时，也接管了荆南寺，在此逗留下来。商代的荆南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聚落，商王朝的势力触及这里无可置疑，然而似乎他们并没有像在盘龙城那样独占荆南寺。在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不仅找到了早商风格的器物，本地土著风格、湖南澧水地区风格、江西吴城风格、三星堆等诸多风格的器物都曾出现，表明这里相当开放，对来自各地的器物或人群都不加以排斥。因此学者认为，荆南寺实际上是早商王朝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座“贸易港”，商人们在这里收集北方罕见的各种特产，而四方民族则被吸引于此，使这里出现了多文化并存的胜景。

在三星堆文化形成的过程之中，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时正值二里头的鼎盛时期，二里头人开拓精神极为突出，才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完全陌生的四川盆地腹地；而在此之后，二里头文化进入三、四期后，其影响范围较早先大幅下降，国力的衰弱使得二里头人不再具有早期的开拓精神，三星堆也再也没有得到与中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从荆南寺遗址的发现来看，三星堆人在来到荆南寺，与早商文化有所接触之后便不再前进，似乎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与中原文化接触，在此之后，三星堆青铜器、青铜技术的出现，似乎正是这种接触的结果。

在向东探索的同时，三星堆文化也对一路上的土著文化造成了影响。在湖北省西部山区，就有一支受到三星堆影响的地方文化——香炉石文化，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那些被称为“巴人”的后代将在长江三峡地区繁衍生息，并逆着当年三星堆人的脚步，向着西部一路前行，在那里他们将和三星堆文化相遇，演绎一段新的故事。

总之，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四川盆地从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文化兴盛的三星堆古国，它的崛起既是四川盆地内部地方文化不断整合、重塑的过程，也是与四川外部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绝佳案例。可以说，虽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正是一代代具有探险精神的先民敢于冲破山峦的阻碍，进入闭塞的盆地，才使这里不再“不与秦塞通人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