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美国人死于新冠之后：二十万“新冠孤儿”谁来管？

近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刊载题为《被遗忘的美国“新冠孤儿”》的文章，引发美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美国相关研究人员采用的标准，“新冠孤儿”特指父母至少一方或监护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或疫情相关原因而去世的儿童。综合媒体近期报道，截至2022年5月2日，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超102万，“新冠孤儿”数量已达20万。美国疾控中心2021年10月数据显示，平均每4名新冠患者死亡，就有1位孩子失去父亲、母亲或祖父母等可以为其衣食住行提供保障的监护人。因此，与媒体报道数字相比，美国沦为“新冠孤儿”的实际儿童数量或许更加庞大，如果将四分之一美国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或处于监护人抚养状态等因素考虑进去，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去家庭关照以及面临相关风险的美国儿童的数量将十分惊人。

与成年人不同的是，“新冠孤儿”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生活上依赖家庭支撑，情感上需要父母关怀，人格正从懵懂走向成熟。在这一阶段不幸失去父母的儿童，对痛苦的感知更加深刻，心理创伤更会延续终生，因此也更需要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帮助。根据有关研究，相比父母健在的小孩，孤儿特别是“新冠孤儿”群体未来的生活中在罹患疾病、遭受虐待、缺衣少食、辍学离家甚至沾染毒品等方面往往要遭受更大风险，其自杀率要比正常家庭儿童高出近1倍。因此，“新冠孤儿”群体的出现及其所隐藏的社会风险，不仅将深刻影响该群体成员的命运，也将给美国社会带来长远挑战。

令人遗憾地是，如此庞大而敏感的“新冠孤儿”群体，却被美国政府“有意无意”忽略了。在疫情传播早期，由于病毒致病性高、影响范围大，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救治病人、医疗生产和社会防控等方面，还未能觉察和重视疫情引发的后续问题。但疫情暴发至今已近3年，美国“新冠孤儿”群体已变得十分庞大，而针对该问题，目前美国仅有个别的联邦和地方议员发出过象征性呼吁，个别州县采取了拨款等补救措施。早有防疫专家建言，解决全美“新冠孤儿”问题要及时趁早，且联邦政府的规划和努力是关键。尽管如此，但现实是美国政府的反应一直拖沓滞后。拜登仅表态称，将在“几个月内出台报告”；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顾问玛丽·沃尔则更直接表示，相关努力仅限于提升社会关注度，不会就此设立专门工作组或制定专门的拨款计划。

“新冠孤儿”问题浮出水面，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美国普通民众因政府防疫不力而遭受的苦难，也在更深层次上暴露了美国在关怀弱势群体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系统性和根源性“痼疾”。析其来龙去脉，“人权卫士”华丽谎言背后的残酷与冷漠进一步暴露在世人眼前。

——导致“新冠孤儿”悲剧的根源，是美国国内人权长期广泛存在的系统性不公正。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持续乏力，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创下全球第一。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疏松和统治精英的党争内斗，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首要原因；而在社会认知撕裂加剧疫情对普通民众阶层危害的同时，种族不平等则使“新冠孤儿”问题更具长期社会挑战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本土暴发后，美国政府未在第一时间采取全国性有效措施，忽视疫情警告，政策反应迟缓，核实公布涉疫信息拖沓落后，无法在最短时间内引导民众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性给予足够重视，在研判、制定、推动防疫工作上陷入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执行不力的境地。政客随意散布鼓吹“新冠是大号流感”“注射消毒水杀死病毒”“疫情将很快消失”等奇谈怪论。国会多年的极化党争困境不仅未因汹汹而来的疫情得以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与普通民众基本利益相关的疫情纾困法案陷入两党“拉锯”，进一步错失抗疫良机。

美国政客以政治干预科学、以资本凌驾人命、以私利蛊惑民意的行为，从国家治理层面误导和阻碍了美国人民防控疫情的努力，数百万普通美国家庭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也导致美国“新冠孤儿”群体产生，数十万儿童的生活轨迹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对此，美国统治精英负有直接责任。

同时，美国国内一些将“主义”挂在嘴边、利益藏在心里的小团体、小圈子抱着反智、反科学的态度，一批所谓的“意见领袖”持续散布“要自由不要防控”“戴口罩会招上帝惩罚”等荒谬言论，极力误导社会认知，将原本纯粹的防疫问题炒作成自由和身份问题，游说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出台不利于疫情防控的措施，污蔑医学防控专家，将其建议抹黑成“危言耸听”，甚至扣上“反自由”和外国“阴谋论”的帽子，使专业疫情防控知识的社会传播屡屡受到削弱干扰，严重误导了普通大众的疫情认知。

3月6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抗议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政策措施的卡车队伍集结出发。

所谓“一个社会、不同‘真相’”，当对科学规律的尊重与追求被阴谋论和迷信所替代，自说自话的美式民主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制造一个个“身份孤岛”，社会的互信丧失，人们相信的只是自己“被接受”的观点，而再难从事物本身出发做出判断。“开放社会”沦为“闭塞孤岛”，实际“阉割”了民众获取真相的能力，整个社会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面前极为脆弱、零散，并最终引发社会最基本单元——家庭及其后代的悲剧。对此，导致社会认知撕裂的美国地方与团体主义是背后“元凶”。

疫情“导火索”引爆了美国社会长期积弊的“火药桶”。美国社会种族、阶层间存在的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在此次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拉美裔和印第安原住民成年家庭成员较多从事产业链低端环节劳动，受收入和福利等因素所限，相比白人群体，因疫情丢失工作和感染新冠肺炎而无力医治致死的几率更高，加之长期族群社会问题的积累，黑人等少数族裔单亲家庭的比例远高于白人，使黑人家庭儿童沦为“新冠孤儿”的风险更高。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非白人儿童失去监护者的占比最高，黑人儿童和西班牙裔儿童失去监护人的比例分别是白人儿童的2.4倍和2.5倍以上。而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原住民儿童失去监护人的比例几乎是白人儿童的4倍。换言之，阶层、种族的既有不平等在新冠疫情肆虐下继续加剧，弱势群体承受了更多“新冠孤儿”之痛。

新冠病毒不会天然地“选择”攻击谁，或是放过谁，但从疫情导致的社会结果看，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特别是由于殖民、剥削、压迫等人为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一些长期遭受制度性压迫、在社会生活领域不断被边缘化的群体，更易成为疫情受害者，其个人命运也会因此巨变。“新冠孤儿”在美国少数族裔中的高比例，既源于种族主义的“原罪”，也将给未来美国种族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物质支撑和亲情关爱的丧失对儿童心理发育和成年后行为的消极影响是显著的。与一般孤儿相比，“新冠孤儿”作为美国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父母等监护人在感染新冠肺炎后迅速离世，其个体精神创伤更加深刻，加之疫情及各类相关事件的刺激，“新冠孤儿”群体在未来成长中将遭遇更多挑战。除缺衣少食、营养不良、贫困辍学等物质制约外，他们在面对吸毒、酗酒、斗殴、卖淫、偷窃等不良行为时的“免疫力”更加脆弱，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孤儿在成长中遭受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种族仇恨伤害的可能性将更高。如不及时予以长期有效的政府干预和社会支持，“新冠孤儿”群体将被更加边缘化。当感到被周围世界抛弃时，经历巨大丧亲之痛的他们，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怨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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