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八千岁”的古蜀国，怎么被秦灭亡的？

作者：李思达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4月下，原标题为《奠定成都城的开明王朝：创立和灭亡都隐藏于神话的古国》，有删节

杜宇虽微禽，用意举世稀。

念昔春盛时，天地皆芳菲。

杜宇默无声，不畏百鸟讥。

东君将促驾，乃独号鸣悲。

日夜不肯休，流血沾其衣。

……

——陆游《剑南诗钞·杜宇》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古人们对古蜀国历史往往有一种“开国何茫然”的困惑。即便是西汉大学者扬雄，对本乡本土历史也只能根据故老相传的半神话、半信史，留下古蜀历史长达“三万八千岁”、经历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代的记载。

同为西陲古蜀王，为何唯有杜宇一人能走出四川盆地，成为全中国都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细究起来，个中缘由居然同古蜀史中一桩神秘公案——杜宇禅让于开明的传说脱不了干系。

杜宇啼血：传说中的悲惨亡国史

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说，杜宇开国后自立为王，又称望帝，在成都平原统治“积百余岁”后，发生了一桩奇事：荆地有一人叫作鳖灵，“其尸亡去……随江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为相。”此时，蜀地“玉山水出，若尧之洪水”，杜宇不懂治水，而来自长江流域荆地的鳖灵有着长期与水打交道的经验，因此被委以治水重任。然而，就在鳖灵率领人们“决玉山”斗洪水时，望帝却干出了一件禽兽不如之事——同鳖灵的妻子私通。于是，自感惭愧的他感觉“德薄，不如鳖灵”，便将国家禅让给鳖灵。

鳖灵继位之后号开明，由此，开明王朝便取代了杜宇。在故事的最后，扬雄还特地记载说，望帝离去的时候子䳏鸟鸣，“故蜀人悲子䳏而思望帝”。认为杜宇是因为失德而引咎让位的不止扬雄，稍晚一些的东汉学者许慎也说：“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渐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而成书于晋代的《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望帝使鳖灵治水而淫其妻……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也。”当然，也有后人认为望帝大约没有那么过分，只是单纯因为鳖灵治水功大，效法尧舜先贤禅让而已。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东晋常璩撰，为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著作

“子䳏”“子嶲”都是子规的异体写法，即子鹃鸟。望帝杜宇禅让之后化为子规，而蜀人将对他的思念寄托在鸟上，听其鸣叫则“闻者凄恻焉”。此传说影响后世甚深，甚至让子规从“子”改名“杜鹃”，或者干脆称为“杜宇”。但稍加思索人们便能发现，“杜宇啼血”正是“望帝禅让”传说中最让人费解的谜团：不管是扬雄还是后来的许慎、常璩，他们在极力渲染杜宇禅让是因为干出失德行为自感惭愧，但又不约而同地指出蜀人“悲子䳏（嶲）而思望帝”，完全不似对一个荒淫亡国之君应有的态度，只能说要么是全体蜀人“三观不正”，要么就是另有隐情。

其实稍加思索人们就会明白，杜宇王朝统治约百年，从种种迹象来看已是一个父子相传家天下的政权。处于如此社会形态之下，两代蜀王又怎么可能和平禅让？宋代学者罗泌就采到另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宇（杜宇）禅之而（鳖灵）淫其妻，耻之，死为子嶲，故蜀人闻之皆起云：我望帝也。”明代陶宗仪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望帝自逃后，欲复位不得，死为杜鹃……蜀人闻之曰：我帝魂也。”显然，罗泌和陶宗仪采到的说法听上去更符合逻辑，也更能解释为什么在“禅让”之后蜀民还无比思念杜宇，以至于听见杜鹃叫声就纷纷表示：“这是我家望帝（魂）。”特别是罗泌提到此说法流行于川西，也就是杜宇最后隐遁的西山（今岷山）一带，似乎更能折射出真相。

由此看来，所谓杜宇禅让开明，终究不过是粉饰的传说，蜀王易代背后隐藏的是一段残酷历史：杜宇统治末年，成都平原遭遇特大洪水侵袭，杜宇对此束手无策，而鳖灵则带人决玉山泄洪水，让蜀民得以安居乐业，从而积攒了超越杜宇的人望和实力。最终，鳖灵成功发动政变，不仅反客为主谋取了王位，还霸占杜宇妻妾，成为新蜀王开明，而失败的老蜀王杜宇只能逃往西山（今岷山），谋求复位不得，在悲伤中黯然死去，化为杜鹃诉说自己的冤屈。此种极具悲剧性的说法感染了后人，使得中华文化中从此留下了“杜宇啼血”的典故。

鳖灵的来源之谜

作为“杜宇啼血”神话中的反派，开明王朝的建立者鳖灵在传说中也围绕着一层神秘色彩。他能尸体不坏，一路沿长江从荆地（约今湖北一带）逆流而上，直至成都平原然后复活。此种神迹自然为情理所无，大概率是开明王朝建立后为了神化开国之君，构建出的一套“蜀人神之，尊立为王”的说辞。考虑到上古半神话半信史的习惯做法，个中反映的史实大约就是一支生活在荆地名为开明或鳖灵的部落出于种种缘故西迁成都平原，在此利用自己的治水本领平息了困扰杜宇王朝的水患，从而获得政治资本，取代杜宇朝建立开明朝。至于这段历史为何演化成尸体溯流而上复活的故事，有学者认为是在刻意模仿大禹之父鲧越岩西征寻求不死之药的典故，即《楚辞·天问》所写的“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之事。考虑到鳖灵与大禹同样以治水起家，此说法或许不无道理。

话说回来，鳖灵部出身荆地，编造的神话传说又在楚人诗词中找到范例，种种巧合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莫非他们乃是楚人，甚至是楚王室的近亲支派，因而才有能力颠覆一个成熟的古国？

对此，学者从开明王朝建立者鳖灵的名字入手，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考究诸种古文献，鳖灵或写作鳖令、鳖冷、鳖泠、鄨令，读音大都相近，都源自“鳖”和“灵”二字。汉代的《说文解字》《汉书·地理志》都提到西南有“鄨”县，位于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一带），其地得名于“东入沅”的鄨水（今贵州遵义县东湘江）。“鄨”是因建县于该河旁而生造出来的字，原本为“鳖”水，以该河多鱼鳖而得名。换言之，无论“鳖”抑或是“鄨”，极有可能指向黔地鄨水。“灵”或指巫师，“令”或指族长首领，在原始部落中两者常常混为一体，因而“鳖灵”或“鳖令”实则一回事，都是指这支远道而来部落中身兼巫师与族长于一体的首领。由于此时鄨水地区已经为荆楚所有，因而在土著蜀人看来，他们自然就是荆（楚）人。以现代民族学的角度来看，鄨地古为夜郎，当地部落多属于百濮一系，因而鳖灵极有可能是为濮人，多半与楚人牵扯不上什么关系。

开明氏非楚人说也得到了现代考古成果的支持。1980年，考古学家在成都北面的新都找到一处墓葬，经过调查认定为开明九世至十一世蜀王墓。新都的开明墓葬有墓道，椁室分为头、足、边箱，椁壁填有青色膏泥，墓底有腰坑，种种特征虽也见于一些楚墓之中，但该墓葬地面上无任何人工建筑，坑壁基本垂直而无台阶，墓向正西，墓道开于墓坑西侧，而棺具则是一副船形独木棺，随葬的青铜器多以两件或五件为一组，种种特征都同楚墓截然不同。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开明墓葬。该船棺墓葬群位于今成都市中心城区，在其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17具船棺和独木棺，所谓“船棺”乃是巴蜀特有，不见于楚地的一种墓葬棺椁。该棺椁需将楠木依木形将上面截去一小半，使其略呈半圆形，底部也加以削平，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上翘如船状，因而得名船棺。考古工作者在该墓葬中发现的船棺最大长18.8米、宽1.7米，棺木平整，棺盖表面抛光，四周皆涂青泥防腐，同时棺中还放置诸多漆器，从整体规模来看应为开明王朝某代君主陵寝，然而无论从器皿特征还是从墓葬风格来看都与楚墓相去甚远。如此种种证据表明，认为开明氏为一支同楚人无甚瓜葛、来自黔地的濮人部落大约更符合事实。考虑当时楚国正四处开疆拓土，鳖灵部落或许正是在楚人压力下被驱赶西迁，迁入成都平原，最终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

强大的古蜀王国开明

大约是因为后来同秦发生联系的缘故，人们对开明王朝的了解远比其他几个古蜀国更为清晰，《华阳国志》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而《路史》则言开明氏传350年左右，听上去就比前几代“积三万四千岁”更符合常理。由于秦灭蜀确定为公元前316年，那么以此推算，开明王朝建国时间大体为公元前7世纪，约春秋早期。

开明王朝建立后，国力强盛，前三代君主均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按《华阳国志》的说法，“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雍位于今陕西凤翔县，秦德公元年（前677）起为秦都。若此记载为真，那便是说秦迁雍不久后的德、宣、成公时代，开明蜀国曾大举入侵，一度兵临秦国都城之下。在东线，开明王朝也颇有斩获，势力范围越过嘉陵江甚至远至湖北——《史记》虽然没有明言，但却在《楚世家》中记载兹方（今湖北松滋市）在公元前377年为开明夺取。此时距离开明王朝灭亡仅有60余年，但开明人居然尚能在楚国攻城拔寨，足见其军事实力令强敌侧目。在了解此背景后，人们想必也能理解，为何当年秦国居然会为征蜀还是征韩爆发一场朝堂大辩论了——谁能想到昔日一度威胁国都的开明蜀国居然变得如此衰弱颓废呢？

开明王室船棺，出土于成都商业街

实际上，开明王朝在建立初期东征西讨，版图急剧扩大的说法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支持。考古学家发现，贵州西部地区的出土文物在开明王朝建立前后出现了显著文化变异，明显受到来自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影响。在黔西威宁中水出土的扁（直）青铜钺与四川彭州、汉源等地出土的青铜钺一模一样；柳叶形扁茎无格青铜剑为典型蜀式制式；而有领玉镯则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出土于贵州、蜀风浓厚的文物，充分印证了《华阳国志》等书所言，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明王朝在保子帝（开明三世）率领下沿岷江南下，“雄张僚、僰”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威宁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只发现了青铜兵器和玉镯，却没有发现蜀式生活制品，极有可能是开明王朝在征服此地后，只将其作为镇服当地的附庸，多送去兵器，但对于提高当地人生活水平却兴趣缺乏，以至于连陶器都不曾向此输出。不仅是贵州西部，在川西和川滇交界的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流域，考古学者都发现了大量形制和特点完全不同于中原诸夏和长江中下游的楚、但却具有鲜明蜀地特征的器具，显示出开明王朝对此地的控制。当然，考虑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因素，人们有理由相信开明王朝对云贵等地并未实现直接统治，大约采取的是一种霸主对盟友的间接掌控方式。

贵州威宁出土带有典型蜀式制式的戈、剑、刀、铃、带钩等兵器

史料记载，战国时的开明蜀国疆域已经“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囊括整个成都平原及汉中平原，俨然成为西南大国，其政治社会制度也蔚然可观。据专家考证，开明王朝同杜宇王朝一样，也是一个实行君主世袭制的政权，事迹见于各类史书的除鳖灵外至少还有开明二、三、五、九和十二世5位君主。《史记·秦本纪》中曾记载秦灭蜀之后三封蜀公子为蜀侯，而蜀太子已死于灭蜀之战，证明开明王朝同诸夏一样，也有王公子和群公子之分。此外，《华阳国志》曾提道，“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为葭萌焉。”分封王室子弟为诸侯授土分民本是西周惯例，此时已值春秋战国，中原“王者之迹熄”，诸夏在大争之世开始集权，早已不封侯，开明王朝却逆中原而动，效法西周重建封建，可谓特立独行。

开明王朝政治制度发达，从它留给后世的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在新都的开明王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大批青铜兵器、礼器、乐器以及玉器和漆器。器具多为赶制，推测为下葬先王时的祭祀用器。其中一副五件套的列鼎中，有一件盖内有铭文“邵之飤鼎”。邵即昭祭，可见该器为开明王下葬前所举行的昭祭中所用燕享之器，配合其他器皿，可以想象到开明王下葬时仪式之庄严宏大。《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开明王朝礼乐之制已经如此发达，能完美地组织威仪棣棣的昭祭，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之稳固，政治制度之完备，大约也可不问而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开明王朝统治期间，成都城得以建立。按史料说法，开明建立之后，先是沿袭杜宇王朝旧制定都郫（今成都郫都区），而以广都樊乡（今成都双流区）为别都，到春秋中叶的开明五世（一说为开明九世）时，乃“自梦郭（一说樊乡）移，乃徙治成都”。当然，“成都”乃后世追述，正是开明王朝营建新都后，才将此城令名为“成都”。

从地理位置来看，开明王朝迁都之前所选的几处都城郫、樊乡以及瞿上（成都双流牧马山）都继承杜宇王朝，地势较高，明显是因岷江时常泛滥，不得不将都城安置在高处。随着开明王朝治理水患不断取得成效，而成都平原地势开阔、交通便利、农业和工商业更为发达的优势得以凸显。到五世时，开明王朝营建成都，在此修筑宫殿、宗庙，作为自己统治的中心。自此之后，名城成都就屹立于川西，从秦到现代2000多年都在开明王朝奠基之处位置不迁、名称不易。以此而言，说开明王朝奠定了蜀地文化底蕴，似乎也不算夸张。

五丁开山：开明灭亡的传说与史实

公元前316年秋，曾经强大一时的开明王朝走到了自己的终点，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金牛道（又称“石牛道”）南下伐蜀。昔日强大的蜀国仓促迎战，末代开明王亲率蜀军迎战于葭萌，为秦军大败。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眉山彭山区），被追上的秦兵所杀，而蜀国太子及太傅、丞相等率残部再逃至逢乡，败死于白鹿山（位于今彭山区北部），到当年冬十月，秦军扫平了所有反秦势力，彻底兼并了蜀国。

四川广元古蜀道“金牛道”，又名“石牛道”

昔日武功赫赫的开明王国开战不过几个月就一败涂地，国君身死国灭，过程发展之快未免让人感到诧异，因而在后世演化出种种有关“国之将亡，必出妖孽”的神话。据说，蜀国将亡之际，武都（今甘肃陇南）有山精，以男化为美女，蜀王将其纳为妃子，宠爱异常。不久后，美女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蜀王悲痛之下，征发神力非凡的5位大力士“五丁力士”从武都运来泥土，在成都堆出一座武担山以安葬宠妃。此事传入秦国，秦惠王得知蜀王荒淫，于是提出要送给蜀王5位美女，又造了5尊石牛，将金子放在石牛肚子里，号称是能产金的神牛，想要送给蜀王。贪财好色的蜀王果然上当，又派遣五丁力士开凿山道，将美女和金牛接回蜀国。不料当众人返回梓潼时，五位力士见有大蛇在洞穴中，便上前拽住蛇尾想将其扯出来，顿时山崩地裂，五丁和秦五女都化为石头，而蜀道也由此打开，秦军沿着五丁力士开辟的道路长驱直入，一举灭掉蜀国。

邵之飤鼎，高26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25厘米，出土于新都开明九世至十一世墓，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在蜀地却流传甚广，至今成都市北仍有一处名金牛区，相传便是当年蜀人发现秦国送来金牛为假，将其遗弃之地。所谓的亡国之征，实乃侧面反映开明王朝末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的说辞。如果人们稍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开明亡国传说诸版本中都有一个关键词——五丁力士。传说中将其视为五位天授神力的大力士，然而根据后世专家考证，这实际上是开明王朝的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就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开明王朝将自己的臣民固定在“五丁”之中，以此作为征发各种劳役、征收税赋的基本单位。“五丁”最初可能是农村公社的一种地缘性结构，随着开明王朝统治的强化，逐渐演化为一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类的社会基层组织和行政单位。以此而言，故事中蜀王令五丁力士从陇南运土至成都，又派五丁力士开蜀道以迎秦女，实则是反映开明灭亡前，统治阶层为了享乐大兴土木，频频征发民众服劳役，使得国力为之耗散的事实。故事中蜀国自己凿开蜀道天险，使得秦兵能轻松深入国境的段子，恐怕也有所本：开明实施封建，末年中央权威衰退，也遭遇了同周王室一样的命运。蜀国和嘉陵江、汉水流域的巴国世仇，但开明王朝分封到汉中重镇的苴侯却私下勾结巴国，引起蜀王震怒，亲率大军伐葭萌。苴侯逃亡至巴国，两者共同向秦国求救，由是引发了一场引狼入室的灭国之祸。秦国群臣在朝堂辩论是否应该伐蜀的时候，曾有人以“桀、纣之乱”来形容蜀国局势，可见当时蜀国统治阶层内讧之剧烈。

虽然开明王朝沃野千里，军事实力雄厚，但它的“五丁”制度终究不过是一种农奴制度，同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相比，在国家动员力上已经有着不小差距。加上统治者频频征发五丁力士，使民不得休养生息，内部又争权夺利，因而在几个月内就如蜀山倾般崩塌灭亡，在后人看来，恐怕也只能说是理当如此！

END

作者 | 李思达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4月下，原标题为《奠定成都城的开明王朝：创立和灭亡都隐藏于神话的古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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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八千岁”的古蜀国，怎么被秦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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