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自提出以来引起很大反响，“双循环”很快就成为舆论热词。在社会各界学习、研究和阐发的过程中，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现实意义和历史纵深越来越明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新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包容性，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都可以在其框架下讨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新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除了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准确判断，对中国经济主要挑战做出深刻分析，新发展格局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行动方略；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新发展格局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历史背景为支撑，回顾大国经济崛起的历程，可以看到成功经济体如何构建内循环、协调双循环，从而实现经济现代化。

 1   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现象

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经济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经济现代化要通过现代经济增长来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是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等巨大的经济结构变化（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肇始于18世纪的英国，此后开始逐步向全球扩散。迄今为止，能够取得高增长，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仍然只有少数国家。如表1所示，2019年全球人口超过500万、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只有24个，总人口10.5亿，是全球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这24个国家中，除了传统工业强国外，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石油输出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它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居其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全球经济而封闭、独立地实现经济现代化。这就引出了有意思的问题：全球化到底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否必然进入增长通道，从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是，不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否必然不能触发增长进程，从而也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考诸历史和现实，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全球化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拥抱全球化并不能保证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则是肯定的，即全球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加入全球化进程。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论证。从现实逻辑看，表1提供了最好的例子。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看，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现象，孕育和发展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它发端自欧洲的均势体系，通过不断将周边地区吸附裹挟其中而增长壮大，直至全球经济都进入其漩涡之中。任何世界帝国的武力扩张，均无法企及全球经济目前的疆域。经济因素跨越边界，通过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以更巧妙的方式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沃勒斯坦，2013）。在这种整体视角下，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全球化现象。离开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去谈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或“增长奇迹”，即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意义。即使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其经济现代化进程也是深嵌于世界经济之中。正如雷诺兹（2021）所言，“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扩张的大浪塑造了整个世界，而英国就是这次大浪中的弄潮儿。”离开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大浪，任何国家都不能立于经济现代化的潮头。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很多研究都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江小涓、孟丽君，2021）。可以说，如果不加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我国就不可能取得当前的经济成就。

 2   加入全球经济的自主性和策略性

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全球化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加入全球分工也并不意味着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其实，对任何国家而言，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绝非易事。成功案例往往被冠以增长奇迹，可见寥寥无几。那么，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幸运儿何以成功？其他国家又何以失败呢？如果去掉全球化这个限定条件，这一问题就变成更一般化的国富国穷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现代化，成为高收入富国，而有些国家却一直止步不前，迟迟不能摆脱贫穷？这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也最引人入胜的问题。自工业革命爆发，英国成功实现工业化以来，这个问题就持续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本文不打算全面综述这方面的观点和论述，而是首先要指出主流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偏颇，即通常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或者进行多国面板回归，来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因素。由于缺乏全球性的整体视角，这些研究往往将国富国穷归因于主权国家的某种内部特征，比如地理位置、宗教文化、制度沿革、以致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20世纪下半叶，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和国际组织的加持下，对国富国穷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开始逐步聚焦。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夹杂着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主张，构成一股所向披靡的经济潮流。这一揽子政策及其背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逐步演化为一种主权国家经济现代化行动指南。发展中国家似乎只要按部就班地予以实施，经济现代化就唾手可得。然而，事与愿违，事实证明这种后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行动指南，并不能真正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一系列的新兴市场危机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得对全球化的不满从发展中经济体蔓延到发达经济体，也使得此前的理论共识和政策主张备受质疑。

由于全球化是这一行动指南的主要内容，于是就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思甚至逆全球化潮流。在“华盛顿共识”行动指南中，全球化实际上是给定的外部条件。发展中国家要做的是削足适履，用全球化的规则改造自身，然后才能拿到全球分工体系的入场券，并冀望借此实现经济现代化。可是，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本身并非给定不变。在沃勒斯坦（2013）眼里，全球化是诞生于几个世纪前的一个整体过程，有其自身的循环流转和发展变化。面对变动不居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主权国家的富强之路要更为坎坷和复杂，在施政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策略性，如此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甚至驾驭全球化。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全球化，不能以我为主、因时而动，那很可能就会被锁定在中心—外围关系和“依附”之中，陷入各种各样的“增长陷阱”。

罗德里克（2011）强调自主性。在提出所谓“新三元悖论”后，他主张在本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与全球化冲突的时候，要以我为主，而不是无限地迎合全球化。施瓦茨（2008）强调策略性。为了不被锁定在既有分工格局中，他强调后发展国家必须要从“李嘉图策略”逐步转向“卡尔多策略”。斯蒂格利茨（2020）具有更为超脱的全局性观点，这可能和他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历有关。他认为，全球化的失败源于管理不善，全球化的利益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从而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总之，经济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全球化现象，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加入这一整体性过程，与全球脱钩的封闭经济尚无成功先例。同时，加入全球化进程，除了适应和顺应，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主性，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如此才能摆脱“依附”和边缘化位置，实现分工位置的跃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由于不能协调国内利益，保持生产和分配的平衡，维护自主、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从而导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施瓦茨（2008）指出，作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后来者，想要实现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和阻碍，是“一场艰难的赌博”。这就是所谓后工业化或后发展问题。经济现代化之所以困难，其核心在于对政府政策的苛刻要求。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绝非坦途，需要的政策也绝非一成不变。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这是一个“随着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而进行连续性重新设计的过程”（科恩和德隆，2016）。

后发展的挑战还不止于此。后发展是在工业化国家（发达经济体）的配合和容忍之下发生的，因为工业化国家（发达经济体）往往受惠于后发展国家更廉价的低附加值工业品。随着后发展国家逐步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二者之间实现互惠的机会开始逐步缩小，发生冲突的机会则大大增加。后发展国家汹涌的工业化进程，在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原有的全球利益和权力格局。对此，斯蒂格利茨（2020）直言不讳：“随着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却依然占据着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在大国经济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开始改变全球均势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制定规则，重建全球秩序（基辛格，2015）。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是对后发展国家而言，这不可推卸也无法避免。

 3   周期交叠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前已述及，在经济现代化研究中存在一种方法论上的偏颇，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研究单元，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将全球经济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而忽视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和变化。将全球经济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就会低估主权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难度，从而简单将经济发展的成败归于国家的某种内部特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经济现代化发轫以来，在人类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间体系的塑造下，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和剧烈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在其动力耗尽时经济会陷入停滞和衰退。主权国家的经济崛起要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而崛起的经济大国本身又会带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交叠特征。沃勒斯坦（2013）强调两种周期，一种是经济周期，一种是政治周期——“一种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度大约为50-60年，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要经历的扩张和停滞周期。第二种主要的周期过程发生的要更缓慢一些。它是在国家间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兴起和衰落。”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命名。他在上世纪20年代发现，主要西方经济体（比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价格、利率、外贸、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指标，其上升和下降有非常强的规律性，大约50年一个循环。许多经济学家发现了大致相同的规律性，并提出不同解释。最初的研究普遍以价格指标为核心，所以理论解释大多从货币入手，而康德拉季耶夫本人则偏重资本和投资的动态学。不过，此后的研究大多以熊彼特创新集群理论为基础，将康波与技术创新浪潮联系和对应起来。例如，第一波康波和纺织工业、蒸汽机技术相关，第二波和钢铁、铁路相关，第三波是电力和重型工程的时代，第四波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当前的第五波是信息和电信时代，即将到来的第六波则可能与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有关，等等。

表2的康波周期阶段划分以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以及后来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为基础，基本反映了学界的共识。从1780年至今的240年，被分成了5个康波，目前全球经济处于第五波的下降阶段（Korotayev and Grinin，2014）。不同研究在周期的具体起始年代和代表性科技突破的认定上会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认为目前是第五波已近尾声，第六波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新的科技浪潮呼之欲出。

其实，抛开康波的框架和周期划分，很多其他视角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2016）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认为，与此前的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融合了各种技术，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技术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2012）则从低碳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在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变，前者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后者则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2016）提出了“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概念，指出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增强人类肌肉力量的机器为特征，而是以增强人类思维能力的机器为特征。

除了科技创新浪潮导致的全球经济周期，沃勒斯坦还强调大国兴衰的全球政治周期。他认为（沃勒斯坦，2013），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中已经存在过三个霸权国家：1648年到1660年代的荷兰，1815年到1848年的英国，以及1945年到1967/1973年的美国。所谓霸权国家，是指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一揽子规则强加给国家间体系，并由此创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他指出，“霸权国家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设计。荷兰提供的是宗教宽容（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尊重国家主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开放海洋。英国提供的设计包括在欧洲建立以立宪议会制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赋予‘危险阶级’以政治权利、金本位制度和结束奴隶制。美国提供的是多党选举制度、人权、（温和的）非殖民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霸权国家从生产领域崛起，生产上的优势导致贸易上的优势，贸易上的优势导致金融上的优势，最后，经济上的优势又带来政治和文化的引领。霸权国家也必然衰落。其衰落从丧失生产领域的优势开始，然后丧失贸易领域的优势。金融控制和文化控制是其最后的防线，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是这些优势最终也会丧失。不过，衰落对霸权国家而言并非灾难，它还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强国和富国的地位。

沃勒斯坦对所谓霸权国家的认定和时期划分算是一家之言。从其他历史学家的描述和分析看（比如，金德尔伯格，2003；肯尼迪，2006），自1500年以来全球大国兴衰的轮廓和结构要更为复杂。不过，自经济现代化进程从西欧萌芽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许多大国的崛起和衰落，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大国兴衰的政治周期，叠加科技浪潮引领的经济周期，共同塑造了波涛汹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处于其中的主权国家，需要在不同情势下采取不同策略，在充分利用外循环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规避其负面影响和冲击，借以不断畅通和扩大内循环，扩大本国市场、发展本国经济，从而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最终崛起为强有力的经济大国。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机遇的经济大国，在自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但会引领和形塑新的产业革命，也会对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也推动和重塑国际经济大循环。

 4   构建内循环: 财政现代化和发展制造业

面对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交错兴替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如果要加入其中以实现经济现代化，那么主权国家先要构建坚强、畅通的经济内循环。唯有如此，才能逐步提升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在极端情况下本国经济能够维持安全运行；也唯有如此，本国才有可能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机遇。在构建内循环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构建内循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现代化，二是发展制造业。

1、政府的作用

经济循环是指经济体内物资、能源、劳动力、资金以及信息等要素的交换、传递和流动。市场越大、分工越深化、科技越发达，经济循环就越复杂、越频繁。经济循环越通畅，经济运行的摩擦就越小，效率就越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济循环处在很低的水平。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将经济循环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循环需要和平的环境和良好运作的市场机制，也需要交通、通信和金融等基础设施，而这一切都要由政府来提供。在构建经济内循环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正如罗德里克（2011）所指出的，“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希望市场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的政府治理应该更多、更好。政府治理不力的国家，市场运作一定也不好；政府管理有方的国家，市场也一定运作顺畅。”沃勒斯坦（2013）强烈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鼓吹自由放任和小政府，认为这完全和历史事实不符。首先，自由企业意识和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直到18、19世纪才趋于成熟，在16世纪，“如果说当时流行着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国家干预主义”。其次，即使在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后，其“总方针从来不是反对国家干预的”，相反，它“一直是披着个人主义羊皮的强政府意识形态”。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政府权力持续增长，对经济和市场进行着强有力地规范、监管和干预。作为经济现代化成功者的典型代表，考察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对市场运作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英国历代国王很早就建构起一套摆脱了地方排他主义的系统化的中央行政机关，在融合了贵族利益和商业利益之后，能够通过对生产环节强征赋税获取收入，而且政府有强大的信用能够通过发债融资（施瓦茨，2008）。在其多次再版的经典教科书《美国经济史》中，休斯和凯恩（2011）指出，美国经济史首先是联邦权力不断增强，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干预越来越多，从而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历史。到1945年，美国经济力量的平衡永久改变，经济决策从私人决策为首转变成政府和政治的舞台。在21世纪开始之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对后发展国家而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更为关键。格申克龙（2012）指出，一个国家工业化得越晚，为工业化成功所必需的国家干预程度就越强。因为工业化得越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就越高，对政府协调内外循环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

在“华盛顿共识”行动指南所向披靡的时期，相对于市场，政府的作用经常被忽视和贬低，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敢于为政府的作用申辩。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全球经贸摩擦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决策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天平都开始向政府倾斜。罗德里克最近指出，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有三大趋势，第一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出现偏向政府的再平衡。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亚当·波森也认为，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已经存在的四个趋势，其中之一即是经济上的国家主义。

2、财政现代化

在构建经济内循环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而政府发挥作用依赖于其财政能力。因此，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先要实现政府财政现代化。理查德·邦尼（2018）指出，所谓现代“财政国家”，其核心就是政府具有持续稳定地从经济中获取大量收入的能力，也就是施瓦茨（2008）所说的，“在不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情况下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图1显示的是英国和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长时段数据。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英国和美国都展示了卓越的财政能力。首先，这种能力具有持续性，政府可以长期稳定地从社会抽取资源而不损害经济增长；其次，这种能力具有弹性，即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有能力获取大量收入，集中大量资源用于特殊目的。

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非常强调财政革命对于英国、欧洲以致整个全球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施瓦茨（2008）指出，“英国主要通过对生产环节强征赋税获取收入，而不是取自对他人财富的寄生性搜刮。所以，只有英国拥有支撑其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持久稳定的财政根基。”在关于现代欧洲财政国家起源的一系列研究中，理查德·邦尼等人论述了“朝贡国家”、“领土国家”、“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四种主要财政体制的历史沿革。他们特别强调（邦尼，2016），“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达到了‘财政国家’比较高级的阶段，因此能够抵御军事超级大国的侵犯。先进的信贷结构与持续增长的财政能力的结合造就了当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独一无二的英国：英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成为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

如果说财政能力的持续性主要来自税收的话，那么财政能力的弹性则主要来自发行国债。强大、良好的政府信用是现代财政国家的主要特点。保罗·肯尼迪（2006）指出，18世纪持续不断的战争是欧洲财政革命最持久的推动力，公债成为战争筹资的最重要手段。于是，“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 理查德·邦尼（2018）也指出，“债务堆积如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现象”，“到了18世纪，国家现代化能力的检验标准的确不仅仅是它积欠债务的能力，而且还在于为了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组合效应接近于允许借新债还旧债重组债务的能力3”。图2显示的是英国和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数据，图形呈现出明显的长周期特点。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300年间，英国政府债务/GDP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周期，出现过两个高点，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政府债务/GDP的第一个高点与英国的第二个高点同步。目前美国和英国都已经步入新的债务周期。总之，从历史经验看，英国和美国是极少数能够在数百年中有效利用国债并控制其规模的经济体。

英国是最早熟练利用国债融资的国家，实现了国债和产出的良性互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指出，“古代人通常习惯于在和平时期为战争进行积累，以囤积财富作为治理或防卫的手段。他们不习惯征税，更不习惯使用公共信用……但（他们）忽视了这样是一个事实：在囤积财富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被抽离了生产活动……出于这些原因，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上。”（麦克唐纳，2021）作为美国经济体制设计者的汉密尔顿，在1781年就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不是多得过了头，那么，国债就是国家的福音。”（科恩和德隆，2016）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还为政府的生存和成功提供了丰厚的收益。国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组件。一方面，它和货币具有同质性和同源性，是缔造信用和方便流通的工具（Sims，2013）；另一方面，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和抵押品，它也是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安全资产的主要来源（Caballero et al，2017）。

3、制造业：创新之源和循环之本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制造业格局的变化耐人寻味。如图3所示，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制造业产值曾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0%以上。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异军突起，英国制造业产值最高时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0%以上。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同时向英国发起挑战，最终美国胜出，美国制造业产值最高时达到全球制造业产值的40%以上。二战后日本和德国又开始同时挑战美国，日本的制造业产值一度赶上了美国。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猛，201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8.7%。

制造业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大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首先，制造业是经济循环的根本。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的象征，也是工业化的本质。社会需要的几乎所有有形产品和物质产品，都来自制造业。经济循环所需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也要以强大的制造业为支撑。可以说，现代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可须臾离开制造业。其次，制造业是经济创新的源泉。现代经济的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制造业，很多创新都需要制造业来承载。现代制造业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生态或者平台，离开了制造环节，很多创新和研发就成为无源之水。另外，很多制造业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体力劳动者，制造业正在向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变。总之，制造业能力是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最早发展出成熟的制造业并率先实现工业化。凭借国内强大、先进的制造业，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引领和推动着全球经济发展。在美国，汉密尔顿除了设计了国债和金融体系，他更加看重制造业的发展。汉密尔顿1791年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仅重塑了美国经济，更在半个世纪后李斯特领导德国快速工业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此后又成为日本进行工业化的权威纲领（科恩和德隆，2016）。发展制造业对东亚经济体的成功至关重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会彻底改变经济结构，使得经济体不会再倒退到早期发展阶段（史塔威尔，2014）。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实施所谓制造业回流计划。全球金融危机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制造业是无关紧要的低附加值、低技能活动，可以转移到低成本的离岸市场生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此后的一系列发展，这一观点被证明不但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斯米尔，2014；皮萨诺和史，2014）。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和定位，即使在所谓后工业化社会里，制造业也绝非无足轻重。制造业既是孕育和承载创新的源头，也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根本。

 5   协调双循环：从“以外促内”到“以内促外”

前已述及，沃勒斯坦（2013）曾经指出，大国经济从生产领域崛起，生产上的优势导致贸易上的优势。确实，从历史经验看，制造业大国往往也是贸易大国，制造业强国往往也是贸易强国。强大、先进的制造业是货物出口的重要保障，而源源不断的出口也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图4显示的是不同时期制造业大国在世界货物出口市场所占份额。如图所示，1900年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是货物出口大国。从图3可知，美国、德国其时正在挑战英国的制造业霸主地位，三国当时也都是制造业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全球出口份额两次从10%以上下跌到5%以下，美国则两次从10%以上上升到20%以上，二者呈现出完美的负相关关系。战后两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又同时恢复到10%以上的水平。英国的货物出口份额与图3的制造业产值份额一样，近百年来一直呈不断下滑态势。日本的制造业产值份额和货物出口份额都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此后开始下滑。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制造业产值份额不断攀升的同时，货物出口份额也在不断攀升，2020年占全球的15%。

从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看，制造业和货物出口的关系要更为微妙。首先，出人意料的是，高关税和贸易保护是制造业崛起的关键所在。史塔威尔（2014）强调，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制造业和货物贸易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保护和补贴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制造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制造企业。为了杜绝“寻租”行为，政府需要实施所谓“出口纪律”，即“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贸易保护和出口补贴是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关键。史塔威尔明确指出，“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富裕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入场券’。”对东亚而言，“这个大框架的合理性最先并非由东亚的决策者证明，而是日本人于19世纪在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复制过来的。”确实，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深谙其道。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1961）早在1841年就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他还指出在获得制造业优势之后，政府的贸易政策就会从保护主义转向鼓吹自由贸易，就好像爬上高峰就踢掉梯子一样。

其次，正如李斯特所言，在制造业真正崛起之后，政府的贸易政策就开始转向自由贸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绝对算不上自由贸易国家，它的关税要远高于法国。然而，当英国缓慢而不情愿地放弃保护主义的时候，它已经在制造业上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莫克尔，2020）。欧洲从1860年到1879年开始削减关税，英国在1875年实现零关税。从图3可知，当时正是英国制造业最为辉煌的时期。美国200多年的贸易政策指向三个目标：获取税收，保护幼稚产业和扩大出口，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将其贸易政策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南北战争，贸易政策主要目的是获取关税收入；第二阶段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贸易政策的核心是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第三阶段从大萧条至今，贸易政策致力于推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签订互惠贸易协定（欧文，2019）。如图3所示，正是从第三阶段开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美国开始转换角色，摇身一变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

这种政策转型和角色转换表明，国家的内外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国内经济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面对汹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政府需要通过保护和补贴来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达到“以外促内”的目的。在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国外市场，本国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得技术和资金，还要利用外部市场进行销售。在国内经济力量相对增强，尤其是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构建起坚强的国内经济循环之后，政府就可以鼓励企业更为主动地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全球生产中承担更大责任，也在全球分配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实现“以内促外”。在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就会回到国内，政府要以我为主，充分利用国内的制造业力量和大市场来整合全球生产。施瓦茨（2008）指出，“英国霸权从根本上是寄托于一个进口市场，这个市场达到足以引起合作并且促成英国的供应商按照英国喜好的方式重组他们的生产程序。”美国在其内外经济力量发生变化以后，对全球经济的重整要更为全面和彻底，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最后，在新的制造业大国崛起之后，原先的自由贸易引领者往往会有再次转换角色，重新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1903年英国保守党因为关税改革发生对立，起因是时任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坚信，面对美国和德国等竞争者的异军突起（见图3），英国必须放弃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信条而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巩固帝国。张伯伦的诉求并未达成，最终反而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而这一事件也被视作英国衰落的标志。（雷诺兹，2021）

 6   结束语: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必然战略选择

回顾大国经济崛起的历程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现象，没有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而封闭、独立地实现经济现代化。离开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大浪，任何国家都不能立于经济现代化的潮头。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加入全球分工并不意味着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对任何国家而言，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绝非易事，这是由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周期叠加特征所决定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主性，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通过财政现代化和发展制造业构建坚强的国内经济循环，在制造业取得优势后贸易政策从“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协调双循环。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一直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就经济现代化而言，可以化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句：成功的国家总是相似的，而失败的国家则各有各的失败。

中国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在制造业产值和货物贸易等各方面均有明确体现。在国内外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之际，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必然战略选择。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而要发挥这个优势，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保证。最后，构建新发展格局，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理论家一直在探索更好的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路径和模式。沃勒斯坦（2013）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政府”；阿里吉（2009）提出要在世界文明更平等基础上建立世界市场社会；罗德里克（2011）指出，“下一阶段的全球化需要新的理论依据。我们对这套新理论的考虑越缜密，各国经济政策就越能健康发展”；斯蒂格利茨（2020）则希望构建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国给出的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享的未来；要开放创新，开创发展繁荣的未来；要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全的未来；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

*文章原刊于《学习与探索》，限于篇幅，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