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吴印咸拍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照片
1942年,中国的多事之秋。
河南爆发了大饥荒,陕北也遭遇了旱灾,上半年滴雨未下。胡宗南的三十万大军一直包围着延安,日军在华北,对我各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大扫荡”。
可就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我党开展了全党上下的“整风运动”。
1942年5月,由中宣部牵头举办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我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同志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所以才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3日下午,大会闭幕,毛泽东同志和大家搬着小马扎,出来照相。没有座次表和姓名签,大家随意落座,自由结合。
郑景康抓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照片
坐在第一排的著名作家刘白羽,本来就人高马大,一屁股坐得太实在,马扎碎了,所有人都不看摄像师,看他了!
这一幕被摄像师郑景康抓拍下来,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同志右手那位男同志,看着眼熟吗?
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父亲——“军政委王文清”,就是这位同志扮演的,他叫田方,他的夫人就是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他们的儿子叫田壮壮,和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李少红等并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顺便说,于蓝还是李雪健的姑妈。
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我们前面提到了,叫郑景康,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唯一的摄影界代表。如果当场告诉毛泽东同志,他的父亲叫郑观应,估计朱德同志也得来握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曾经是影响一代青年的人生必读书。
解放后的郑景康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聊天时,曾经提到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他的影响,说: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三十年前的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3岁的毛泽东辍学回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帮父亲记账,然后趁父亲睡后,在深夜里,偷偷看书。,还要遮挡门窗,怕父亲知道。
看够了旧体小说之后,表兄文运昌把心爱的一本书拿出来,让毛泽东好好开开眼界,这本书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香山就是今天的“中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家乡。考过科举,旧学底子很深,却改行从商,学习英语之后,在上海的多家洋行任职。因其才干过人,被李鸿章发现,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织布机器局,先后担任该局的会办、总办(副总经理、总经理),和李鸿章、盛宣怀私交甚厚。郑观应和康有为、孙中山也关系不错,甚至通过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孙中山。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
完成于1892年,出版于1894年的《盛世危言》,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深的郑观应,不满足于洋务派的“裱糊匠”做法,提出的一整套变革社会现实以及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主张。
可以说,《盛世危言》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政治读物,郑观应则是毛泽东的第一位“政治老师”。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敢于接受新思想,不断否定旧我,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节点就是“五四运动”后,在北京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关于这段,毛泽东也对斯诺直言不讳: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在陶然亭与“铺社”同人合影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李大钊
追随毛泽东同志的足迹,前面提到的文艺工作者们,从全国各地走向延安,又从延安奔赴抗日战场,投身革命文艺的洪流,最终一起跨进了新中国的门槛。
1941年1月,广东中山人郑景康已经36岁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他,曾是刘海粟的学生,在国内举办过多次摄影展,放着在香港开的个人摄影工作室不要,放着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不当,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八年后,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主席标准像,就是根据郑景康于1944年拍摄的照片,由油画家周令钊绘制而成的。
天安门前的第一幅毛主席像
把马扎坐碎了的刘白羽,1938年春来到延安,那年他22岁。
刘白羽是北京人,先后就读于北平市立一中和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在文坛崭露头角,而且还曾短期投身过国民党军队,当过学兵和参谋,做过学徒和小职员,希望能为抗日救亡做些工作,但最终经过比较,他还是觉得延安才是自己真正应该去的地方。
抗战期间,刘白羽曾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卡尔逊少校,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和崇山峻岭,走遍了华北敌后各游击根据地,看到了日军侵略者带来的种种苦难,也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积极抗战朝气蓬勃的气象。这些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也使他在艰苦环境中获得了锻炼。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刘白羽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刘白羽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日出》和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长江三日》,我个人还特别推荐《刘白羽东北战场通讯选》,了解解放战争进程,特别是侧写第四野战军战史的佳作。此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关解放战争和开国大典的彩色影视资料,都来自1950年7月完成的,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刘白羽担任该片唯一的文学顾问。
电影《英雄儿女》剧照
1938年8月,27岁的田方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田方是河北保定人,家境远不如前面两位,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一年级时,因踢足球伤腿,家里实在无法负担治疗开销,便辍学从影,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从场记做起,后来转型做电影演员,被公认为很有希望的“硬派小生”。可面对鲜花和掌声,还有影迷的追捧,他也奔赴延安。
在延安,田方还收获了爱情。
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
于蓝的延安之路,要比前面的几位艰难曲折。她是辽宁岫岩人,父亲是一位律师。“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背井离乡,来到关内。于蓝17岁就参加革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进过日伪的警察局、宪兵队,小小年纪浑身是胆,辗转从平西来到延安。1940年,调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成为党培养的第一批文艺战士。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清末以来,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努力探求挽救中国、保卫中国、建设中国、强大中国的道路。也有不少青年到中老年就止步了,甚至反动了,那就必然成为青春中国的对立面。大人时代变了!中国在前进,青年在奋斗,中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动辄指责人家是“红卫兵”。
延安时期的田方和于蓝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种“年轻”,不但是生理上的,还应该是心理上的。只有不断革命,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只有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不断地突破自己,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跟上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
青春无悔,青春无价,青春万岁!
——作为老团干,仅以此文,献给今天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献给我永远的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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