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少壮派改革以失败告终

少壮派的下克上

自1683年维也纳之战之后，奥斯曼就没能在欧洲取得大进展，疆域反而在各种外部内部问题作用下，日益缩小；同时，奥斯曼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也十分尖锐。

有的奥斯曼人已经认识到国家的落后，一位诗人写道：“我走遍了异教徒的各个地方，我看到了城市和高楼；我徘徊于伊斯兰的境内，我看见的只是一片废墟。”

甚至连奥斯曼的属国埃及，都因为西化变法而强，反过来把宗主国打得灰头土脸。种种刺激之下，奥斯曼统治者发起了土耳其版“洋务运动”，其中，以1839年开始的坦齐马特改革(Tanzimat)最为声势浩大。

回过头看，这场改革虽然有历史局限，但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物质基础；一部世俗化的立宪宪法；一个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精英阶层。

1876年，奥斯曼通过立宪宪法后，在次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按人口比例获得席位，后两者的席位加起来略微高于穆斯林。

这场改革，勾勒出一个十分美好但难以实现的大奥斯曼主义设想：既要坚持苏丹制度，又要坚持民主自由原则；既要保持奥斯曼帝国境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主体地位，又要做到帝国臣民无论宗教和种族一律平等。

这种“既要又要”的改革注定无法走远。而且，奥斯曼并没有通过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1878年，与俄罗斯的战争失败，让奥斯曼失去了巴尔干地区的大片土地。早就对改革心怀不满的苏丹哈米德二世趁机废止改革，推行专制，坦齐马特改革半途而废。

虽然政治改革几乎停滞，但之前在经济、教育方面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官僚、知识分子、军官、学生迅速增加，他们都倾心于西方，尤其是来自法国的思想和政治制度，苏丹的专制加速了自身的倒台。

在当时的奥斯曼，各类政治团体开始涌现，他们虽然是社会的极少数，但占据的多是国家的要害部门。在历了发展与整合后，该群体逐渐形成“统一与进步协会”，西方称其为“青年土耳其党”。

1908年革命后，青年土耳其党结束了地下状态，成为奥斯曼的焦点，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当家之难

但奥斯曼的守旧势力没有放弃挣扎。1909年，他们发动政变把青年土耳其党驱除出首都。

后者回到马其顿的大本营，再度挥师平息政变，结果是哈米德二世被废黜，青年土耳其党人另立其兄弟为苏丹，是为穆罕默德五世，并制定了新宪法，形成了“虚君”的政党议会政治。

此时，君士坦丁堡内党争不已，而咫尺之外就是步步进逼的巴尔干各族联军。革命之后的领土危机更甚以往。

1908年，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里特岛纳入希腊版图。1909年，阿尔巴尼亚起义，宣布脱离奥斯曼。

1911年，意大利占领奥斯曼的北非属地利比亚。1912-1913年，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爆发战争，导致后者在东南欧的属地丧失殆尽。

此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是在野状态，趁势发动政变。1913年1月，陆军大臣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发动政变，建立三巨头的军事独裁，取缔反对派政党。

而巴尔干同盟那边，因为瓜分领土不均而大打出手。恩维尔趁机反攻，重新夺回奥斯曼旧都埃迪尔内，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仅仅带来了首都附近的弹丸之地。

小小胜利，让一直吃败仗的奥斯曼人激动不已，青年土耳其党和恩维尔也获得了空前的声望，恩维尔甚至娶了苏丹之女，荣升国戚。

但这掩盖不了惨痛的现实——奥斯曼的人口和疆域锐减，就连土耳其青年党的大本营北马其顿，以及众多奥斯曼精英在巴尔干的故乡，都已沦为异域。

由于大量领土和人口的丧失，奥斯曼帝国的多元性大大降低，曾经主张各族各宗教平等的奥斯曼主义失去了现实基础，而奥斯曼境内各族的民族意识高涨，在欧洲的策动下纷纷谋求自治或独立。

反过来，这也刺激了奥斯曼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奥斯曼主义逐渐淡去，民族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压迫性的同化政策反之又刺激了奥斯曼境内的少数族群。

如此恶性循环，奥斯曼开始出现了由边缘向腹心层层剥离的瓦解趋势。

押宝德国，穷途末路

奥斯曼虽然摇摇欲坠，但真正让它解体的，还是一战的战败。而导致其被绑上同盟国战车的，正是土耳其青年党的亲德政策。

长期以来，沙俄和奥匈帝国都是奥斯曼的心腹大患，尤其是俄国更有夺取君士坦丁堡的野心。

英法两国，则是其传统盟友。因为他们有遏制沙俄扩张的需要，在奥斯曼多次被俄国入侵的时刻，都出面调停干预。

英法的资本和技术也参与到奥斯曼的近代化过程中。法国的思想文化，对奥斯曼的开明人士有巨大吸引力，土耳其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想。巴黎也是土耳其青年党长期的海外总部。

随着欧洲大国博弈局势的改变，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形成，英法选择了俄国，而德奥集团想拉奥斯曼入伙。

德皇威廉二世抛弃俾斯麦的谨慎外交，积极展示力量，奥斯曼也在寻求新盟友。双方一拍即合，德系的资本和技术大量涌入土耳其。

1910-1913年，从德国运往奥斯曼的铁轨和枕木总计价值超过1900万金马克。德国在奥斯曼获得极大利润，后者的基础建设也得到了发展。

前面提到的恩维尔，曾任驻德武官，归国后也是个十足的亲德派。他说过：“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但要有德国帮助”。

1914年8月2日，土耳其内阁的三巨头与德国签订一项秘密盟约，奥斯曼加入同盟国集团。

在德国协助下，奥斯曼制订了庞大的作战计划，恩维尔在开战之初也一度率军远征高加索，但却一败涂地。

事后，恩维尔推脱责任，认为是出了内奸，下令强行迁移亚美尼亚人，并纵容库尔德人在沿途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奥斯曼虽然没能在战争中收复失地，但牢牢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封锁了黑海，对沙俄的崩溃起到了极大作用。

一战之中，奥斯曼共在九条前线激战，动员了280万人，阵亡75万人，伤亡比例在参战国中最高，结果换来了战败亡国的下场。

1918年10月30日签订的《摩德洛斯停战协定》，标志着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倒台；11月4日，统一进步党决定自行解散，党魁恩维尔帕夏等人逃亡国外。

而等待奥斯曼的，是肢解它的《色佛尔条约》。但同时，这也是现代土耳其的起点。

在这个历史时刻，土耳其选择了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务实笃行的前青年土耳其党人，将负担起重塑这个国家的使命。

参考文献：

1.（美）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详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2.（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著，哈全安、刘志华译：《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５年版。

3.王三义：《少数民族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世界民族》，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4.朱克柔：《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世界历史》，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5.殷丽娟：《土耳其宪政的起源》，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

6.苏闻宇：《“奥斯曼主义”思潮始末—简析“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之异同》，《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