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死

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1898年生于武昌的项英，也是个穷苦人。

他的父亲项文轩是武昌县钱粮柜的帐房先生，虽然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薪水却没有多少。项英十岁的时候，项文轩去世，全家更是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补贴家用，项英的母亲给人做些洗衣服、纺线刺绣的活，项英和妹妹则捡破烂卖钱，维持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1913年，民国已经成立两年，但改朝换代没有改变项英的生活，他们家依然穷困。既然不能指望新政府的救济，16岁的项英便自力更生，到武昌的一家纺织厂做工人，月薪8、9块大洋。

想用这些钱养家糊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想挣到这些钱，还必须付出全部时间精力，项英后来回忆过：

“我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钟头以上，规定星期日休息，但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工作强度和工资收入的反差，比现在的996可狠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经过多年的纺织厂工作，项英有了浓厚的工人习气，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知道了工人需要什么、说什么话能和工人产生共鸣。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力，让项英在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趁势崛起。

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的地方，遍布水陆码头，贩夫走卒鱼龙混杂，正是发展工人运动的绝佳地区，所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把武汉三镇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突破口。

同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老板加租，发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

这不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嘛，于是人力车夫刚举行罢工，武汉党组织便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领导罢工，一来可以发展党组织，二来可以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力。

随着工人运动的进展，各项工作也越来越多，林育南和施洋逐渐忙不过来，就想着，要不找个能做事的工人来帮忙吧？

说来也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的李书渠，和项英是小学同学，觉得项英常年在纺织厂工作，非常熟悉工人的想法和生活，应该吸收到组织里，参与工人运动。

于是呢，李书渠向武汉党组织推荐项英，经过一番考察，武汉党组织也觉得项英不错，便给项英分配任务，筹备京汉铁路江岸段工人俱乐部。

他们都没有看错项英。

项英接到任务以后，利用自己“老工人”的优势，在工人之间到处串联，再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和工人说“咱们工人要团结”、“工人要斗倒资本家”之类的话，很快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项英召集了9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武汉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派人前来祝贺，同时大会选举杨德甫为主任干事，黄桂荣为副主任干事，项英是秘书干事。

短短2个月的时间，项英便从“老工人”进阶为工运领袖，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举成名。

刚成为工运领袖的项英也是一腔热血，和后来那个瞻前顾后的项英，简直判若两人。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那时候，吴佩孚雄踞洛阳，拥兵数十万，影响力能辐射半个中国，有些洋人甚至说他是中国最强者，这样的人，自然不允许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即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就触了吴佩孚的逆鳞。

1月28日，吴佩孚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下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现在怎么办？

箭已在弦上，收回来是挫了工人运动的锐气，发出去便有生命危险。

于是有的人说，要照顾吴佩孚的面子，成立大会不要开了。有的人说，开还是要开的，不过要改期召开，然后再和吴佩孚谈谈。

对于这些言论，项英都不同意，他站出来实名反对以上所有意见：

“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肯定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果工人成立工会都要得到吴佩孚的批准，那以后也要乖乖听他们的话，这怎么行？我们必须召开工会的成立大会，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和他干。”

项英说话的时候，眼圈发红双手发抖，显然是激愤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被项英的情绪感染，一致同意按照既定计划，于2月1日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到了召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布满街道，此外还有一千多荷枪实弹的军队列阵，要阻止工人们聚集开会。但是项英带着工人代表和纠察队，冲过军警到达会场，一点都不怕死。

如果让当时的人评价项英，谁敢说他不是英雄好汉？

大会召开之后，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

长达一千公里的铁路线上，两万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时间工人运动热闹非凡，而铁路沿线的军阀政府，也开始调集兵力镇压罢工。

湖北督军萧耀南命令军警进驻江岸车站，并且抓了两名火车司机，为了反击军阀政府的镇压，两千多名工人和纠察队员冲进车站，抢回被抓的两名司机，但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五名工人被捕。

经过这次冲突，工人和军警彻底对立起来。

负责此次行动的张厚生，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提出工会派出代表过来谈判。

到军警驻地谈判，岂是那么容易的？被扣押做人质算是轻的，闹不好就被直接枪毙了，那些工人领袖都不敢去。

但是项英说了，我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我去。

果然，项英刚到军警驻地准备谈判，便被武装扣押，张厚生告诉项英，要想活命的话，就下令工人复工。

项英也很硬气，说我不会背叛工人，杀了我吧。

张厚生和项英纠缠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特别无奈。而工人们害怕项英出事，开始连夜包围军警，让他们释放工人代表项英。于是在2月6日凌晨，张厚生被迫释放项英。

结果刚脱离虎口的项英，天亮之后便和林育南、施洋等人领导工人示威游行，沿途有数千人加入游行队伍，而项英和林育南、施洋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么硬气的项英，是不是英雄好汉？

不过，批判的武器没有替代武器的批判，2月7日下午，张厚生派出军警武装镇压，杀害数百名工人，差不多的时间，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都遭到武装镇压。

项英在江边躲了一夜，才捡回一条命来，一个月以后服从组织安排，转移到长沙，和教员进行了一番长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虽然京汉铁路罢工失败了，但工人运动没有止步，此后几年，项英风里来雨里去的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偌大的名望，直到1927年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到了1928年的“六大”，由于项英“工人出身”的资历，以及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符合共产国际关于“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要求，便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

那年项英刚满30岁，这份成就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大程度是他自己用命挣来的。

红军时期，项英迎来人生的大转折。

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论职位和权力，他是朱老总和教员的领导。

当时中央苏区刚发生“富田事变”，大量红军官兵被误杀，于是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富田事变。”

他到红军和地方进行深度调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经过仔细梳理分析，项英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倾向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项英看来，这件事是内部矛盾引起的，那么就不能用“杀人”这种解决外部矛盾的手段，而是要用“教育”这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

但上海的中央不同意项英的意见。

就在项英处理“富田事变”、防止肃反扩大化的时候，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选举出的王明等国际派，派出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不仅否定了项英的处理意见，还把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给撸了。

这件事给项英造成很大的打击，于是他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暴露出来，很快就去拜了王明的码头，成为国际派的骨干力量。

此后十年，项英其实都是唯王明马首是瞻的。

当然，在那个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个人的趋利避害，往往和路线斗争交织在一起。

项英是工人出身的干部，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六大”，得到斯大林赠送的一支小手枪，从革命路线上来说，项英从骨子里就支持工人革命、城市暴动。

而这条革命路线，正是莫斯科和国际派支持的路线。

如果项英不和国际派走在一起，反过来支持教员的农民革命路线，那岂不是否定了自己搞工运的成就，否定了自己十年来的坚持？

一旦进行自我否定，以后更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项英和留苏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

那些留苏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基础，权威完全来自于莫斯科，只能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走，而项英是根据自己的出身来历，必须选择跟着国际派的指挥棒走。

对于项英来说，码头是一定要拜的。开始拜了向忠发，随后拜了李立三，现在又拜了王明。只要是受莫斯科支持的，他都得拜。

毕竟他只想做县长夫人，至于谁做县长，他是无所谓的。

于是就有了“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国际派批评教员的行为，他先是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临时中央的决定，然后批评教员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不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等等。

会后教员离开决策核心，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项英则在中央苏区如鱼得水。

所以啊，研究一个人的转变时，也要研究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按照博古和李德的最初计划，所谓的战略转移，其实就是出去转一圈，等仗打赢了再回来，所以他们必须选择一个可靠的人留守苏区。

他们选中的看家人就是项英。

长征出发前，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万红军。

博古和李德给项英的命令也很明确：

“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将来配合野战部队在有利条件下反攻、恢复和发展苏区。”

这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项英的身上了。

但是世事难料，中央红军最终长征到了陕北，项英也因为不太高明的军事能力，没能看住苏区的家。

当时国军已经把苏区包围了，还恢复了地主富农统治农村的保甲制，导致留守红军成为一支孤军，活动空间非常狭窄。

陈毅因为受伤没能跟随长征队伍，也和项英一起留守。

他向项英建议：

“失败的事实证明，大兵团作战的战术已经破产，现在必须改变斗争方法，把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县，搞几百几千支游击队，背上快枪打游击，才能生存下来。”

根据红军的成功经验来看，陈毅的建议是对的，但是项英不同意。

项英认为：

“再过两个月，主力红军就会带着大量俘虏和武器凯旋，我们只要把瑞金、宁都、会昌之间的三角地区，做为最核心的坚守阵地，同时扩红创造新的军团，和国军打硬仗，等待主力红军即可。”

这番分析实在太感人了，如果红军能和国军打硬仗，那就不用长征了。

项英是根本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结果到了11月底，中央苏区的县城便全部丢失，剩下的红军部队分别突围到闽西、闽赣等地，开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一将无能害死三军。

三年游击战争很艰苦的，项英后来回忆说：

“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而且我们总是吃不饱，更困难的是，红军游击队没有医务人员，更没有医院，许多指战员牺牲于疾病。”

这么艰苦的条件，项英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和龚楚一样叛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937年10月，项英和中央重建联系之后回到延安，得到教员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教员还号召全党向项英同志学习。

项英也回应说，我们革命者是惯于死里复生的，看看朱毛彭吧，他们被“杀死”十几次了，我们算不了什么。

说归说，做归做。

项英是坚定的革命战士，但他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的无奈，也有自己的野心。

同年，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叶挺出任军长，项英出任副军长，兼任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下辖四个支队，一万余人。

其实这个安排就是苏区留守红军的扩大版，人还是那些人，结构还是那个结构，无非是军长换成叶挺而已。

从历史上来说，新四军的官兵一直是跟着项英打仗的，从党指挥枪的原则上来说，项英有两个书记的职务。

论威信和职务，项英都比叶挺高一截，虽然叶挺是军长，但说了算的还是项英。

此外还有一件事，可以和新四军成立一起来看，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王明做书记，周恩来做副书记，其他成员有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

而南方各省的工作，当然也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

也就是说，原本就穿一条裤子的王明和项英，现在重新建立了直接领导的关系。此后三年，项英做了很多不被理解的事，其实就是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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