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爆大规模枪击, “乾隆难题”解决了吗?｜修远研究

✪ 宋石男｜西南民族大学

▍导火索：王伦事件与民间禁枪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一月，帝忽颁上谕，明令禁止民间铸造私藏鸟枪、竹铳、铁铳等火器。

自火器在中国推广之后，民间即多有收藏，用以捕猎、防盗，清廷虽有例禁，但并未真正查惩，实际上是默许民间持枪的。

譬如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就曾颁发上谕，允许民间持枪：

“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今思大炮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后已交官者，给还原主。”

其中“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一语，堪称体察民情之论。

此后，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分别有关于枪支管制的上谕，但主要针对军队人员私卖枪支、火药，而非针对民间。

对于臣下禁枪的奏请，皇帝往往也不以为然。乾隆十四年（1749年），福建巡抚潘思榘以“闽省民风不静，半在私藏军器”为由，奏请禁枪。对潘的奏请，乾隆斥责说：

“民间私藏军器，原有例禁。但地方幅员辽阔，户口繁众，收藏兵器，为数必多。岂能一时查清？况有司奉行不善，授权胥吏，势必逐户搜索，藉端扰累。刁悍之区，转以抗违滋事。且闽省山海交错，匪类易于潜藏，人民聚族而居，不无赖军器以资守御，此亦该省风俗使然。若虑其习熟技勇，动辄械斗，亦只可先时详为化导，临时严加惩处。饬令追缴，如欲过为厉禁，不几于吾丘寿王所云‘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者’乎？……著传谕令其斟酌妥协，务期安静无扰，毋得惊骇物听，能发而不能收也。”

这时乾隆之所以不肯禁枪，主要出于四个考量：民间大量持枪是长期既成事实，一时很难查清；如果硬要查，授予地方胥吏更多权力，恐会牵累扰民，反而滋事；民间持枪，本为御匪，现在没收民间枪支，却不能同时禁绝盗匪，无异于助盗匪而断民自救；即使械斗使用枪支，也应事先化导，事后惩处，不可一概厉禁。

乾隆此道谕旨，逻辑严密，兼具关怀，即以现代眼光视之，也堪称良政。那为何二十五年之后，乾隆却一改初衷，要大肆禁枪呢？

就在禁枪当年，山东发生了一起民变。领袖叫王伦，一个五短身材的宗教预言家，以其自身魅力与宗教感召，聚集身份各异的乡民与游民4000多人，攻下数个县城，与清军相持近一个月。叛乱的程度相当有限，所用兵器也以弓箭枪矛为主，无异于一场自杀的赌博，但仍深深震撼了清廷。

王伦所领导的民变，通常被描述为清代盛世光滑表面上的第一道裂纹，甚至被视作清代由盛转衰的象征性事件。不过，也有学者，如美国历史学家韩书瑞，就认为不能夸大王伦起事的意义，其与清代衰亡并没有必然联系，既非其结果，也非其原因。

无论人们如何以后见之明去解释、分析王伦起事，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乾隆统治生涯中所面临的第一个来自民间的重大挑战，作为威权统治者，乾隆必须作出应对。

就传统皇权而言，治术无非宽严二道。面对王伦起事所造成的威权统治的瞬间摇晃，乾隆选择了严厉以待。事实上，在推行禁枪的同时，他还开展了另一项措施：加强保甲制度，拧紧螺丝钉。

学者左步青对此作了精细研究。他发现，直隶总督周元理奉命前往山东会剿王伦之后，对帝国的危机考虑再三，奏称“惟有力行保甲一法”。周的奏折正中乾隆下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二十六日，帝降谕称：

“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今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仿照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

新调任山东的巡抚杨景素首先响应上谕。他在奏折中提出关于施行保甲的十项条款，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更要严密监视流动人口：

“凡有迁移增减户口，牌头随时告知甲长、保长”；“庵观寺院之内，游方僧道借此托足，最易容奸，应随行随即告知牌头人等”；“坊店、饭馆，过客往来，其中奸民混杂，最宜加意稽查”……其他如孤庙土窑，微山湖和登莱海岛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烧炭的住户，崂山悬崖上结宇之僧，或两个村庄接壤之地，或两邑交界之区，以及洞穴幽深的徂徕山，“均易窝藏奸匪，皆须随时严行稽查”。

湖北巡抚陈辉祖较杨景素更进一步，他将清理保甲与查缴违禁书籍、查缴民间鸟枪并案办理，奏称：

“禁书与枪铳总不出保甲之外，若每事分查，易致滋扰，转不详尽，应请统于此次编查保甲，责限半年，令印佐各官于查户时将凡有不经见之书籍谕令当面缴出，各家如有枪铳，一并交官。设有邪教等事，亦必将邪经邪书查起汇办，则各要务可一次并办。”

▍再强化：从禁枪到全面实行保甲制

这里需要对保甲制多说几句。有学者将保甲制视为地方自治的雏形，可谓大谬。保甲制从诞生之初，就始终是古代皇朝统治的一个工具，与自治或分权毫无干系，相反，它指向的恰恰是专制与集权。

关于保甲制，已故学者萧公权在其巨著《中国乡村》中有精湛研究。萧氏指出，保甲与里甲最初是不同体系，前者旨在治安控制，后者旨在赋役征收，但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两者渐渐混在一起，保甲实际上内涵了里甲的功能。为行文便利，在此只讨论作为治安控制工具的保甲。

一般认为，保甲制的历史源头可上溯到《周礼》或《管子》中的地方组织，经由汉代乡亭里组织、魏晋南北朝三长制、隋唐邻保制而成形。不过，上述组织较为松散，且治安控制的强度与密度都不能达到保甲的地步。

清代保甲体系的先驱，是北宋王安石在1070年创立的保甲，这不但是保甲名称的最初出现，而且是首次将侦查和举报罪犯作为其核心职能。不过，王安石创立的保甲制在全国推行一年后，就渐渐转变为一种辅助性军事体系，更接近于地方自卫队的形态。

清代保甲制的真正制度渊源，来自明代王守仁，1507-1520年间，他在江西讨平叛军与盗匪时，创建了一套名为“十家牌法”的制度，完全出于侦查和对付罪犯的目的而设计，通过地方共同责任制以运行。不过，王守仁创建的这一制度并未在全国推广。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第一年，摄政王多尔衮就下令保甲编组，不无“十家牌法”遗风：

“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

这是清代保甲体系确立的第一步，其功能主要是人口登记，尚未及于治安控制。

到18世纪初，清代保甲体系完全确立，以帮助皇朝统治者加强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它的职能仍然包括人口登记，但已远不止是一项人口普查制度，因为它要求登录者及被登录者必须履行下述治安职责：监视、侦查、汇报所在地区任何可能出现的罪犯及行为——尤其是反抗统治秩序、扰乱地方统治的行为。如果有人未能履行此义务，则不但他本人将受惩，与其同甲的其余9户居民都要连坐。

保甲制要求各地编组居民自己运作，地方官员只是监督它的运作，而不直接参与。这点与当代迥异。清代是小政府，没有足够人手来对遥远乡里进行直接统治。但在地方官员的监督下，保正、甲长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大致可以确保其在帝国权力架构下驯服运行。

一个十九世纪的西方观察者正确评价了清代保甲体系：

“从表面上看，专制王朝对其臣民的统治，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残暴的统治。其权力依靠的核心并非仁慈，而是恐惧和猜疑。”

乾隆在1757年的举措，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以来在各省强化保甲制度的一次全面尝试。他发现保甲组织在人事方面已经变质，地方官员对保甲事务漠不关心，于是在各省督抚的汇报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谕旨，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包括保正、甲长、牌头三级制的强化，精心挑选保正与甲长，落实各级保甲人员的名额等。

两年后，又议准保甲条例十五条，规定不但一般原住居民编为保甲，凡绅衿之家、流动人口（从矿厂丁户、盐厂壮丁、客商游民，直至往来过客）、云南夷人、甘肃番户、寺观僧道，乃至于旗民杂处村庄居住的旗人，俱在保甲编查之列。

士绅而入保甲编查，意味着帝国对地方有功名的缙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较多土地拥有者及商业精英（有时这几种身份集中在一人身上）的警惕与控制都增强了。清朝统治者既需要这些地方精英辅助治理，又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而在1774-1775年，如前所述，基于对王伦起事的冲击与回应，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加强保甲控制的系列政治举措。也在此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保甲登记入册检查。这些举措的力度空前，以致当时出现了诸如《劝民诗·严保甲》这样的恐吓训诫：

“知情不报举，十家例连坐，劝尔左右邻，莫为人受过。”

然而，保甲制并不能保证大清江山的稳固。保甲制主要是作为承平时期的统治工具而设计的，它需要一系列条件才能有效运转：农民即使不够富足，但大部分人要免于饥寒之苦；百姓对王朝总是心存敬畏，即使不能全部遵守王朝法令，至少也没什么叛逆之心；官员不可能全是廉洁之士，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致力民生，以防百姓生活条件恶化到不能承受的地步。

在乾隆时期，这些条件勉强可以满足，但在嘉道以后，这些条件渐渐消失了，保甲体系也随之难荷其负。萧公权具有穿透力地小结说：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清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它的统治体系——包括保甲体系——同样快速地崩解。因此，保甲体系，这个即使在承平时期也只能部分有效运作的工具，无法应付已经改变而且动荡不安的情况。面对乡村中绝望的乡人和公开挑战清王朝统治的叛逆者，它再也不能产生什么威慑作用了。”

▍再反思：禁枪保甲无以解决清王朝的结构性危机

1774年王伦起事之后，乾隆为维稳而全面强化保甲，现在看来是失败了，或至少未能改变王朝陷入衰落的命运。那么，他在同期推行的一波三折的禁枪运动，结果又如何呢？

触发乾隆厉行保甲、全面禁枪的1774年王伦叛乱，其实质并非马列史学家所称的农民起义，而是宗教起义。

因为许诺不同于现世生活的来世，中国的民间宗教总是寻求与现实的差异，这与固守传统、不离现实的儒学正统形成鲜明对比。也正因如此，宗教往往含有革命的因子。

王伦所信奉的白莲教，具有千禧年意识形态，它预言，在无生老母的指引下，极乐世界将降临世间。但在极乐世界来临之前，世间将经历大劫，暴力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

王伦在自己的庭院里祭天，自称是紫薇真星，宣告来自无生老母的末日启示“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其制造的神圣之魅，竟令部分绿营士兵“胆怯手振，枪不得施放”（戚学标《记妖寇王伦始末》）。这必令乾隆震惊警惧。

美国学者杨庆堃在其巨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指出，垄断祭天仪式以及天象征兆解释权是中国皇朝统治者的传统策略。祭天仪式被严格限定为皇帝特权，民间不得僭越。通过对祭天仪式的严格控制，皇帝成为天人之间的惟一中介。对天象征兆的解释，即是对神的制裁力量的解释。官方垄断这一解释权，也就将神的制裁力量吸收于己身。

现在，王伦公然祭天，发出末日启示，是对皇帝垄断祭天权和天象解释权的巨大挑战，尽管其制造的波澜不够壮阔，但如不严以待之，则皇帝合法性所系之最重要根基——天命，可能会坍塌于无形。

尽管王伦的叛乱队伍并未有效利用火器——或许是他及其教徒过于相信无生老母的力量，或许是寿张、临清地区火器不易购得，他们主要使用冷兵器，但乾隆不能不未雨绸缪：没枪的王伦都这么恐怖，有枪那还了得？何况，民间已经大量持有火器，不能不防。

火器大量进入中国民间，是在18世纪雍、乾年间。军队广泛使用火器（据王兆春《中国火器史》，清代军队火器装备率超过50%），也许对民间起了一定示范作用。学者邱捷指出，民间火器普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匠籍制度在清初逐渐瓦解和废除。人身不再受官府控制，从事铸造、制铁等行业的手工业者有机会私自制造火器出售。在《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人著作中，大量载有社会下层人物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说明当时民间制造、销售火器已具相当之规模。

领兵镇压王伦起义之后，参赞大臣舒赫德上书乾隆，请求明令严禁民间铸造私藏鸟枪。奏折称：

“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官兵鼓勇向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巨，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端……”

舒赫德的奏折在当时颇遭清议非难，他的外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记，其疏“为言官所纠，比以秦皇销兵云”。但乾隆可不管什么言官非议，他深知，民间若能禁枪，国家就垄断了火器使用，在镇压民间上可以取得绝对优势。

很快，乾隆将舒赫德的建议付诸实行，并且议定处罚条款：

“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

奇怪的是，不到一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乾隆忽又下旨说：

“小民之守分与否，更不在鸟枪之有无”，“所有内地查禁鸟枪之事，并著无庸办理”。

乾隆是真要放弃禁枪了吗？当然不是。学者高翔指出，这时乾隆正筹划解除民壮鸟枪武装，因担心收缴民壮火器与查禁民用鸟枪同时进行，未免触及面太广，故不得不分缓急，徐徐为之。

民壮即乡兵，是地方士绅经营、控制的汉人武装力量，主要职能是巡缉盗匪、防护仓监，本是清代正规军的一个补充。民壮演习鸟枪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首倡者是山东巡抚崔应坚，当时获得乾隆赞许。但十年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东巡抚国泰奏请严令各属民壮操演鸟枪，军机大臣高晋奏请将武科舞刀改用鸟枪，都被乾隆严词批驳。

民壮虽是官府可利用的准军事力量，但其主要成员是汉人，且受雇于地方士绅，与“入伍食粮者”不同，并非国家机器的正规成分，乾隆不能完全信任。谁能保证，装备了火器的民壮，有朝一日不会临阵倒戈，把枪口对准朝廷？王伦的追随者中，有一些原来就是民壮。此外，民壮演习鸟枪，武生学习打靶，势必助长火器普及，而会用枪的百姓越多，统治者就越不放心。

民壮鸟枪问题基本解决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乾隆借口“近阅各省招册及题奏案例，常有火器伤人、鸟枪拒捕之案”，再次发出谕旨，严禁民间鸟枪。此谕一下，禁枪运动便在全国严格推行。除了个别边远地区因防兽御贼之需而允许百姓量为留存，以及满洲地区、蒙古地区“概免收销”之外，全国民间鸟枪均予收缴。学者左步青据故宫所藏清代档案统计，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九年，全国共收缴民间存留鸟枪达四万四千余杆。

然而，清政府禁枪的效果并不理想。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石峰堡回乱，乾隆末年湘黔苗乱，嘉庆初年（1796—1804年）鄂、豫、川、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起事，反叛者均有使用火炮、抬枪、鸟枪等火器。到太平天国崛起，火器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及至晚清，一些地区甚至将火器铸造原料作为新生儿礼物。

在禁枪同时，乾隆还进行了长达十九年的禁毁书籍运动（笔者将另撰《乾隆禁书》述论）。禁枪是削弱民间武力，试图将民众的手捆起来；禁书是禁锢民间思想，试图将民众的头脑捆起来；保甲则是限制民众自由，试图将民众的脚捆起来。但这些看似滴水不漏的维稳措施，并不能化解根植于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危机。维稳机制运转的前提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基本稳定。这就使其处于悖论之中，稳定时它可以维护稳定，不稳定时它则率先崩溃。

就在乾隆倾力维稳之际，“乱事已种其根苗矣”（萧一山语）。乾隆六十年以后，苗民发难于湖南、贵州之间，白莲教徒纷然并作于川陕甘等省。与此同时，海疆不靖，天理教继起。数十年中，叛者如毛，此起彼伏，殆无宁岁，而大清国势，终于渐至衰矣。

本文原载于“大家”公众号，原标题为“乾隆王朝禁枪往事”，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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