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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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鼎新 |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面对记者提问“如果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美国会否防卫台湾”时，回答了“会”，一时引发国际社会震惊。为什么拜登政府反复变换方式打台湾牌？这固然有诸多现实战略和政策原因，但从历史纵深来看，这一做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背后都离不开“民族主义”和“帝国”双形态的纠缠。
很多人默认“民族国家”和“帝国”是天然相互排斥的，赵鼎新教授在此文中指出，诸多类似的观点存在四个误区：（1）缺乏长期宏观视角，误认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都是近现代产物。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强的犹太教、基督教渊源；（2）对民族主义定性，区分公民民族主义和激进的族群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民族主义内涵单薄，可与各种意识形态结合，并使被结合的意识形态更有活力；（3）误认为民族主义是自下而上的运动，可以捍卫文化多样性。但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上层精英的动员话语，群众基础薄弱，而且引发过种族和文化清洗，不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4）误认为民族主义必须有种族、文化、语言等现实基础。但事到如今，民族主义已经可以凭空想象而成了。
在纠偏基础上，赵鼎新认为：如果认为“帝国”是指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有一定国际政治主导权，且对其他国家主权有显著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那么强大的“民族国家”都会萌生帝国倾向，而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因具有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更是暗含一种扩张性的“帝国”性质。
赵鼎新指出：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全球唯一大国，在中美、俄美战略碰撞的前沿，美国主导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余威仍在，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是主流势力，例如民选政府领导下的乌克兰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义情绪却十分高涨。这类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的大量存在，表明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其他国家目前还拿不出能与之对抗的价值体系。
文章节选自《二十一世纪评论》2021年第12月刊，原题为《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思考。
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
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理论
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富矿，并且产生了许多有很大影响的理论。以笔者愚见，现存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缺乏更长时距和宏观的权力／结构视角。大多数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形态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并且认为其产生和发展背后有一些比较单纯的结构性原因。比如，蒂利提出以民族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欧洲军队打仗更勇敢，战争因此就促进了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扩散，盖尔纳认为是工业社会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的性质等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高斯基强调新教组织对其成员的各种“规训”不但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统治模版，并且为民族主义这一跨区域认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安德森强调了现代通讯技术在民族主义这个跨区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意义。本文则强调，虽然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都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述到犹太／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本文还指出，虽然以上的理论都不无道理，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驱动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扩散的原因却有着高度的多样性，很难简约到以上某类理论，但是帝国政治始终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普遍有给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做出定性的欲望，提出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等等概念，并试图区分出倾向于和多党民主结合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容易引发仇恨、暴力和族群清洗的族群民族主义。本文则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容非常单薄的意识形态，除了认定某类居住在某地、获得了某种地域性政治认同的群体（民族）拥有自治权之外，再无其它。但这一特点却给了民族主义思潮很大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形成高度多样的变种。简单地通过给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定性来把握其性质，非常容易让我们忽视这一点。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本文通过对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梳理总结出了四个在经验层面影响巨大的理想型——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讨论了这些理想型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出哪类理想型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帝国政治框架下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
第三，以往学者会强调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是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武器 。本文则指出，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精英操纵下的产物，并且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也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杀手。
第四，以往学者或者会认为民族想象必须要有族群、文化或者语言等客观基础才能维持和壮大，或者会强调民族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本文指出，民族认同既可以植根于某种客观的历史、宗教或文化基础，也可以建立在纯粹的想象和制造的基础上，并且民族主义运动的认同基础在世界上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发展过程。
在众多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笔者的理论与豪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最为相似。豪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度多样性，决定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对于这些观点，笔者都特别认同。但笔者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与豪有三方面的区别。
第一，虽然民族主义是个现代现象，但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却有前现代渊源，并且这个渊源并不是来自通常所认为的近代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的发展，而是来自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不但是现代产物，而且还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比如，族群意识和国家能力在宋朝及以后的中国日益发展，但如果没有西方给中国送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很难想象在东亚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中会自然发展出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
第二，笔者更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来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内容单薄而有着机会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它不但能和任何性质的社会政治结构结合，而且非常容易与影响力正在上升的任何性质的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产生大量变种。启蒙运动后产生的任何世俗意识形态都有过时的可能，唯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落伍。
第三，笔者认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治，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帝国垮台到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但是相比于豪，笔者更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帝国政治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中，帝国的性质和行为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主导性始终没变。
笔者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模式在全世界取得主导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近代以来的帝国政治和既定时空下主导意识形态的结合，不但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时空下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这个理论有两个相互依存的要点：第一，民族是一种认同，除了家庭和其他一些在直接交往基础上产生的认同，其它形式认同的建立都得靠某种外在强制力，而不是仅仅靠共同语言和文化等客观基础。第二，在所有的外在强制力中，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帝国之间的政治是最强有力并且最具后果性的力量。
因此，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都应该首先从帝国政治出发来做考察，而不应该仅仅从诸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民族自觉的追求、通讯和交流手段的提高、民族国家模式的扩散能力等强制力较弱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建立各种“瞎子摸象”式的理论。这里并不是说后面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这些因素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说它们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型塑作用，都首先受到帝国政治的影响。在本文中，“帝国”指的是一类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导权，并且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有显著的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而不是狭义的专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通行用法。在国家建构史上，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已经延续长达数千年，发展出多种类型，至今历久不衰。
(2022年5月23日，路透社对拜登回答记者提问的报道截图)
基于本文提出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笔者把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分成九个阶段，即九个历史转折点。以下是九个阶段基本特征的一个简要总结。这个总结欲达成三个目的：其一是点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基督教的关系；其二是阐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如何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从而改变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迎来了二战后民族国家模式的主导，以及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其三是勾勒出一些重要、但在别的理论框架下容易被忽略的经验事实。
（一）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人类认同感的突破性发展
犹太教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多神教的天下。彼时的征服活动通常伴随着“胜者所推崇的神为大”这个规律。因此，随着某些政治势力的兴盛，某些神的影响也逐渐强大，但这一发展并不改变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态。从许多方面来说，犹太教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转折点意义。在犹太教取得主宰之前，由多个部落（传统说法是十二个）组成的犹太人活动于迦南、埃及一带，遵循着多神教的传统，与近东地区的其他部落和部落联盟并无本质不同。就犹太人的命运来说，成了“上帝的选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它帮助犹太人确立了一个跨部落的认同，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发展成了一个在前现代就有了“民族”概念的群体。但问题也在于此，它将犹太人与其它群体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个内在凝聚力强大、外在边际清晰的群体势必会召来其他政治势力的挤压，而这种挤压在缩小犹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势必会加强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必须说明，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教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却有高度的同构性。笔者很难想象，在一个多神教的世界中会出现认同清晰、边际清楚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教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发展播下了一颗种子，但这颗种子将以基督教的形式得以保存。
对于本文来说，基督教的意义在于它在罗马帝国框架下把零和性的犹太教改造成为一个兼具零和扩张性的宗教（零和指的是一种“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谬误”的思维方式，扩张指的是基督教徒在非犹太人中的传教动力）。获得了对外传教动力的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发展成一个新兴宗教，并且在康斯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如果说犹太教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则是一个具有帝国性的宗教，但基督教仍然在一个帝国／文明的规模下保留了犹太教的零和特性。
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欧洲的历史。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基督教给了人类冲突一个特殊的表达：正因为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扩张性，中世纪欧洲才会上演以传播基督教为重要目的的对“蛮族”的征服活动，有针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十字军东征和再征服运动，有对各种“异端”基督教派的血腥镇压，有充满激情的对外传教活动，等等。这些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政治纷争的欧洲维持了天主教世界，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
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分析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与本文有关的是，该运动所引发的延续一百多年的宗教冲突撕裂了基督教世界，导致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卷入宗教战争，并最终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所谓的“教随国立”原则。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因为两个关联的原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宗教改革运动中各新教教派都加大了对其成员的宗教参与和道德规范要求，同时也加强了教会的社会功能。高斯基把加尔文教派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发展称之为“规训革命”，并认为这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高斯基没告诉我们的是，对信众规训的加强是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常态，并不限于加尔文教派。比如，面对新教咄咄逼人的发展，天主教也进行了包括了反对腐败、发展学校和修会、向海外传教、镇压天主教国家内部“异端”等方面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这些发展对于天主教国家同样也有巨大的文化整合作用。
第二，更重要的是，宗教冲突给了国家能力趋强的英法等国通过确立国教、打击异端来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提供了良机。西方学者把英法两国出现的民族主义称为“公民民族主义”，并认为此类民族主义不会导致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等现象。其实，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被迫移民，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屠杀发生的时间点不同。1557年后，遵奉天主教的法国统治者与信奉加尔文教派的雨格诺派发生了长达多年的冲突和战争，造成了“族群”清洗式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以及大规模的被迫移民。在亨利八世确立英国国教圣公宗后，英国也发生了长达一百多年以宗教争端为核心的冲突，包括十七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及随后由天主教国王和新教议会之间的斗争而引发的“光荣革命”。整个过程同样也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和被迫移民。
笔者认为，英法两国强行推行“国教”或者“国教派”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波大规模“族群”清洗。正是由于这些血腥事件，英法两国核心地区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前就有较高的整合，为族群意识不强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比较而言，同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区由于原本族群/宗教构成就比较复杂，再加上国家分裂，国家力量普遍较弱等原因，没有出现英法两国同等规模和同等普遍程度的前现代“族群”清洗，因此直到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形成之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在外族（拿破仑）侵略的压力，德国于是就出现了通过族群而不是公民认同来定义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此后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出现的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可以说是不幸补上了在英法等国早以完成的一课。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犹太教理解为一个民族性的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帝国性的宗教，宗教冲突对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则是把欧洲世界的基督教“民族”化了。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彼时由宗教冲突而引发的国家建构仅仅为民族主义运动在后世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美法革命），欧洲的国家建构进程很可能会像宋朝以后的中国一样，长期停留在蒂利称之为“民族的国家”阶段，即一种由官僚统治、政治精英有较高文化认同，但是普通民众缺乏民族意识的国家形式。因此，要了解当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我们必须从美法革命开始谈起。
如果说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给当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思维和组织方式层面的基础，那么此基础直到18世纪后期的美法革命期间才有了“民族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意义，而这一意义却是通过帝国争霸而导致的七年战争（1756-1763），而不是“民众”的诉求，才得以充分表达。此后，民族主义的犹太／基督教的源起隐藏到背后，而帝国政治则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更为直接的动力。七年战争以英国、普鲁士联盟为一方，法国、奥地利、俄国联盟为另一方，是一场由英法主导的欧洲帝国在欧洲本部和殖民地的争霸战。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七年战争的意义是美法革命的导火索。虽然英国在战争中占据上风，获得许多新殖民地，但却陷入了财政危机，而在北美殖民地征税就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起因。法国同样因为与英国多年的战争，包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事支持，陷入了严重财政危机，而法国革命就起始于路易十六为了增税而召开的三级会议。民族主义是美法革命的共同诉求，或者说美法革命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此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仅仅局限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即使在这些国家，民族意识也不能深入稍微偏远的地区。在此阶段，自由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成型的世俗意识形态，而且是美法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自然就和正处于强势的自由主义达成了结合，形成了公民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一种误解，即民族主义有民主意义，是“公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因而寄予厚望。（四）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形成美法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其它地区开始涌动，但这仅仅局限在小部分精英群体。就算对于这些人来说，民族主义也是全新的概念，与传统的出于对自己所熟悉文化自发产生的情感并不容易分开。此外，对于这些精英来说，民族也不是他们主要的政治认同。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拿破仑大军屡破奥德军队后，作为日耳曼人的贝多芬会为拿破仑写《英雄变奏曲》，为什么同样是日耳曼人的黑格尔会在拿破仑率法国军队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后把拿破仑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贝多芬和黑格尔的态度在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群体中有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没有只把法国革命看作是一场法兰西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对法国革命的理念寄予厚望，渴望能生活在以这些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中。当然，他们的希望马上就会破灭。拿破仑的军事征服是典型的帝国行为，但这一行动却把原本主要局限于英、美、法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同时期的拉丁美洲也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并且产生了西蒙·玻利瓦尔这样的具有传奇性的人物，虽然拉美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民族主义在旧大陆的扩散并没有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欧洲各国之所以都开始提倡民族主义，一种通常的理解是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起来的民众打仗更有战斗力。这并非没道理，但这里要强调两个更为直接也更重要的因素。第一，法国革命的核心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大陆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君主的共识，这才使得革命中迸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被争相效仿。第二，在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产生的“民族国家”严格来说都应该被称之为是“帝国民族国家”，即对内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对外进行帝国扩张的国家。这些国度中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都高度混乱，以至于在侵略他国的同时却会打着帮助他国“民族解放”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背后除了各种现实考虑外，甚至还有一丝真诚，因为这类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逻辑本身就是集帝国和民族国家于一身。就这样，帝国扩张和帝国冲突反而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让人因果倒置地以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是帝国的坟墓。实际情况却是，法国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每一步发展背后的最主要推手都是帝国扩张和冲突，并且强大的“民族国家”多少都会萌生帝国倾向。中东欧地区的族群和宗教信仰构成要比英法地区复杂得多。在文化高度多样的土地上建构具有同质性的“民族”，该地区知识分子就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以共同语言、文化和宗教等依据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坚持保护和弘扬自身文化，甚至往往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打着捍卫地方文化的旗帜。但真实的历史过程却往往是：为了在一个高度多样和地方化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想象，各国精英都对内部不同文化施行了“清洗”。而且，一个国家建构同一想象的基础越差，其文化清洗的力度也往往越大。在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国家确立统一的语言、历史想象和教育体系，这对文化多样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族群民族主义所表现出的排外和族群清洗倾向，使得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二个误解，即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带来的是自由和宽容，而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往往是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这观点至少有两个误区。首先，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确立了公民民族主义的英法两国在天主教和新教冲突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族群和文化清洗。其次，公民民族主义的确为一个国家内部各种文化人群的共存提供了基础。但是相比于族群民族主义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意识形态，公民民族主义则是一个地域性不强、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共和”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公民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暗含着一种扩张性的“帝国”性质。在经验层面，这一帝国性通过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其一，推崇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侵略成本较低，因为这套地域性隐藏在意识形态后边的语言比较容易获得被侵略国家中价值观相近人士的同情甚至支持。前面提到的贝多芬和黑格尔对拿破仑帝国扩张的庆祝和赞赏仅仅是两个例子，在此后自由主义名义下的帝国扩张中，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其二，一旦公民民族主义背后的一套自由民主话语成为主流价值观，甚至被认为是历史使然时，掌握着这套话语体系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精英就容易会把其他类型的国家都看低一等，从而在各种堂皇的理由下侵略它国或者干涉它国内政。这就是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极力支持英帝国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扩张,为什么苏联垮台后的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也特别热衷于输出民主、干涉它国内政等帝国行径。其三，公民民族主义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容易让一些有独立野心，但又缺乏血缘、语言、宗教、历史等地域／族群基础的政治精英，声称自己所掌控着的群体是一个在同一价值观下的“想象共同体”。一般来说，一个群体在建构“民族”时的地域／族群基础越弱，有独立野心的精英就越可能会在寻求独立时在群体内强行制造认同而对外则寻求价值观相近的大帝国的支持，从而沦为该帝国的棋子，或者说间接成就了大帝国的帝国行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需要强调，任何政体类型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都多多少少会呈现帝国景象，这一点并不是以公民民族主义立国的国家所特有，但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确实给帝国扩张提供更多便利。（五）帝国的全球性扩张/冲突和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蔓延如果说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仍然主要是欧洲现象，此后它则开始向北非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扩散。扩散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帝国政治，特别是近代欧洲帝国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殖民和争霸，以及在这些帝国的挤压下传统帝国的衰弱和垮台。例如，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衰弱，特别是第七次俄土战争（1806-1812）的失败，引发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独立战争。英俄两国围绕着对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争夺而进行的大博弈削弱了包括奥斯曼、波斯、阿富汗酋长国等传统帝国的势力，乃至清政府对西藏和新疆两地的控制减弱，为民族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此阶段后期，日本也加入了帝国扩张的行列，并且在甲午海战中摧毁了北洋水师，其结果是激发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对此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笔者想做四点说明。第一，民族主义这一在西方世界出现的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扩散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很难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这两个理想型来概括。宗教民族主义在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地区正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西方强大的军事和文化压力下，彼时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会与一些旨在学习甚至是赶超西方的支持改革的宗教教义结合，其宗教性的一面容易被忽略。第二，西方帝国的侵略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刺激了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产生，但是西方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和书写非西方国家“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比如甘地就是在英国学习阶段才深切感受自己作为英帝国二等公民的境遇，从而开始他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生涯。中国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如梁启超和章炳麟）的思想也是在日本期间才走向成熟。因此，虽然各国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都带着自己文化的特色，他们同时也深受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进步-落后”分明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西方思潮，不但在日本的福泽谕吉、印度的甘地和中国的梁启超和章炳麟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历史的书写方式。第三，族群清洗和强制性移民现象在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为常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第四，虽然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已经渗入到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大多数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殖民地中其实没产生很大影响。即使是在发生了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直到抗战前也未能渗入到农村。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其背后更大的动因则是欧洲各帝国在殖民地等问题上的长期冲突。一战导致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英法帝国的衰败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帝国的垮台”这么一个印象，但一战后主宰着世界政治的仍然是帝国。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提出了有利于弱小民族自决的“十四条”，但会议最终发展成一个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战胜国的分赃会。此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再次见证了帝国政治的主导性：二战前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捷克，并和苏联瓜分了波兰；日本占领中国的东三省；美国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等南美国家驻军；连军事能力有限的意大利也在希腊、巴尔干和其它地区进行扩张。此外，国家统治者或其它精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也在不断加强，但就影响力来说，即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中国，其影响仍主要局限在知识群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城市市民。此时非西方国家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而且也不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最后想指出的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走向保守，法西斯主义盛行一时，当然也受到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青睐。就更长远的历史后果来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却是这阶段的亮点。1917年十月革命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人没选举权，缺乏福利保障体制，同时当时的国家对经济也都缺乏调控能力。因此，工人不但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并且直接承受着资本主义市场下经济波动的压力。在此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取得了很大影响，并在俄国获得成功。共产主义者认为，工人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强的超越民族的利益和认同感，民族主义因此会在历史中逐渐消亡。这一设想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以下三个原因决定了民族认同相比于阶级认同具有更坚实的基础：第一，民族认同能建构在语言、宗教、地域、血缘、族群等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而阶级认同的唯一基础就是经济地位，但工人之间收入差异却很大。第二，阶级认同是反抗者的武器，它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和青年理想主义者。相反，民族认同不但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甚至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又或有独立意愿的精英群体也很有兴趣和野心来构造民族认同。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上下都有“帮手”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不是。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单薄的内涵决定了它是一个广谱意识形态，即它很容易与影响正在上升的其它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各种变种；相反，共产主义则是一个对“真理”有独特理解的窄谱意识形态，因此很难逃脱以下两个限制条件：要么很难和其它意识形态做很好的结合，要么结合得很好而失去自己的主导性。当然，对于民族主义的这些性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十分了解。十月革命前，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在俄国少数族裔地区蔓延。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沙俄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在俄帝国的版图下建立超越民族的苏维埃是一个更为进步的选择。因此，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中沙俄少数族裔青年占有很大比例，并且沙俄的疆域也以“苏维埃民族国家联盟”的形式得以保存。此时，虽然民族主义已发展出多种形态，但其主流并没超出公民／族群民族主义两个理想型的范围。十月革命后民族主义出现了第三个理想型，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具体来说，苏维埃革命的成功使得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成了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选项。这就是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言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定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结合，而两者之间的张力肯定会体现在苏联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治方针中。共产主义者认为经济和政治平等有助于压抑民族意识。因此，苏联注重各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平等，而相对忽视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对于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获得平等，苏联花了很大努力，成了名副其实的“平权帝国”，到头来不但造成了俄罗斯人的不满，还给少数族裔的独立提供了多种资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公民民族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不强调族群和地域，因此也都伴有“帝国”的一面。苏联“输出革命”，在华沙条约国内部搞“有限主权论”，要求各国共产党不惜损伤本国利益对苏联做各种支持，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帝国性的具体体现。苏联垮台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话说回来，在一战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对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和半殖民地中，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后相续涌现。
二战结束后，近代兴起的西方帝国相续垮台，殖民地独立成了世界潮流，世界迎来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但这整个过程却仍然是在帝国政治的主导下才得以完成。简言之，帝国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二战，二战期间各帝国的行为既促进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识，也为它们的独立提供了资源。此外，由于美苏这两个在二战后涌现的超级大国都支持民族自决，大量国家才能比较顺利地获得独立。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帝国政治成了历史，只是帝国的性质有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以长期军事占领和建立殖民政府为手段的“正式帝国”在二战后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美苏这两个主要通过扶植利益或价值观相近的代理人，以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辅以军事威慑和手术性的军事打击来进行对他国控制的“间接帝国”。
二战期间及此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几个新的发展趋势需要强调。第一，日本帝国在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有着三方面的重要作用：它的“成功”（即在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发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模版；它的侵略刺激了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最后，日本在侵略时打着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亚洲诸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其结果就是在东南亚一带传播了民族主义，与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起到同样的效果。
第二，二战后涌现了大量新型国家。这些国家所在地区的全部或者大部在前现代处于采集社会和小型部落社会，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个国家，完全是因为殖民地的政治遗产。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民族国家，主观打造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是“想象共同体”这样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个误解，因为决定一个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想象方式和最终命运的始终都是帝国政治，而不是印刷资本主义。
第三，这一阶段新独立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分裂运动、族群冲突和清洗。背后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美苏争霸所致，有些是殖民地行政区划和管理方式留下的负面遗产，有些是殖民帝国撤离时有意无意种下的祸根，有些则是前殖民地母国制造事端、保持影响力的手段。民族主义曾经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抗西方列强的武器，现在却和大国操控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四，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从苏联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东方集团。中国共产党取得江山后，共产主义国家所控制的人口达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势头，再加上新独立国家原来的殖民者都是西方列强，使得该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会与势头正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并且采取了反西方的姿态。周恩来把这一潮流总结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左派知识分子由此产生了一个误解，即认为反殖民和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本源性质。
自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曝光后，苏联的软实力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逐渐减弱。在勃列日涅夫任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十八年里，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后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美国所害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并没有出现等因素，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有一个重大转变。此前，美国的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其策略包括在国内推动麦卡锡主义，在国际上支持右派专制政权、刺杀民选左派政府首脑、武装训练敌对国反对力量，乃至直接军事干涉；此后，美国则开始推广民主、发展人权外交。美国战略目标的改变和苏联的衰弱乃至解体给20世纪末的世界带来了巨变。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把这一巨变称之为“第三波民主浪潮”。
第三波民主浪潮开始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信心暴涨的美国人不断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苏联强势之时到处“输出革命”，而美国则热衷于搞人权外交、军事干涉和“输出民主”。美国的行为使得整个世界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同构扩散现象，即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对派和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为了获得美国在金钱、物质、武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打起“民主自由”的旗号。自由民族主义曾经是美法革命的旗帜，但在拿破仑时代过去后，始终没有在世界上占据上风。而“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给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幻觉，认为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时代即将到来。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表达就是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他们马上会失望。这里给“民主自由”和自由民族主义中的“自由”都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些口号下混杂着不少原本与“自由民主”完全无关的政治势力。
在1980-90年代，“自由”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它迅速退潮的原因却是显见的。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有一个宽容的文化，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文化；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不同政党之间有着比较接近的意识形态，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中政党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成功的自由民主还需要健全的公民社会，但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往往由部落、黑社会、大公司、地方强人和保守宗教组织把持。因此，除了少数国家外，民主转型在大多数国家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衰退、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和低质民主，而且还有分裂主义运动、领土纠纷和由此引起的大规模仇杀和族群清洗。
本文已屡次指出，民族主义因为缺乏深刻内涵而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的思想家，所以和时下的强势意识形态接合才能产生力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强势的时候都曾经受到民族主义青睐。可以说，一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性质所反映的其实就是该时代的风貌。当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呈四个特征，折射了世界的大格局：
第一，自产生之日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在总体上趋于多样，但在既定时空中，某一类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会占据上风，反映了当时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和帝国政治的格局。但今天世界各种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莫衷一是，体现了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和世界开始失去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虽然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性质高度多样，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土耳其、伊朗、中东以及其他许多地区越来越占据上风，并且这一波运动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宗教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区却占据着绝对主导。其次，19世纪比较有影响的宗教民族主义一般都会选择拥抱现代化改革的宗教教义，体现了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而当今世界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会选择保守、反现代化、甚至是反理性的原教旨宗教教义，说明人类正在经历启蒙运动后最严重的思想危机。
第三，“自由”民族主义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呈现了很大的理想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目前世界不少地区的“自由”民族主义却开始呈现出各种保守倾向。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为例，虽然该运动打起的是“自由民主”旗号，却出现了持续性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特别是对有大陆背景人士的“族群”歧视，显露出了严重的偏执、保守和不容忍精神。这种发展趋势说明了任何意识形态在走下坡的时候都会呈现保守的一面，自由主义也不能幸免。
第四，在中美、俄美战略碰撞的前沿，美国主导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余威仍在，具体体现为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是主流势力。乌克兰民选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领导下的乌克兰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义情绪却十分高涨。这类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的大量存在，表明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俄目前也拿不出像1950、60年代的共产主义一样能与美国对抗的价值体系。
本文划分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近代形成和发展的九个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分析了各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并且对为什么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态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本文提出“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还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作出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其中有些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共识，有些则是笔者的观点。
第一，虽然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的产物，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的一些重要元素，以及在基督教笼罩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是西方世界的产物，而且犹太/基督教的线形史观以及零和、扩张特征，仍然型塑着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
第二，民族主义不但不是保护地方文化的法宝，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地方多样性文化的杀手。因此，强调保护地方文化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并没有当然的正当性。
第三，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帝国的坟墓。反之，帝国政治却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最重要的推手。
第四，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国家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命运的也主要是帝国政治，而不是某地区的精英欲望或者“人民”意愿。
第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内涵单薄。这一性质却给了民族主义一个其它意识形态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能与任何性质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比起所结合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生命力的变种。任何意识形态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一旦产生就很难落伍。
第六，在当今社会，一旦一个群体有了独立欲望，即使没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想象共同体”，用当前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强行制造认同感。民族主义在当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
第七，虽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类型高度多样，但它一般不会超出四个理想型的范围：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族群/地域性较弱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都很容易产生帝国倾向。族群民族主义有很强的地域性，虽然帝国倾向较弱，但却有很强的触发族群清洗。宗教民族主义的性质比较复杂，要看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宗教教义的性质而定。这儿的关键是零和性和扩张性这两个衡量准则。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零和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会发展出族群/文化清洗倾向；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扩张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可能发展出帝国倾向；而对于一个同时具有很大的零和性及扩张性的宗教来说，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会有兼具两种倾向。当然，以上总结的是理想类型下的因果关系，事实要复杂得多。
文章原载《二十一世纪评论》2021年第12月刊，原题为《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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