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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ID：GlobeMagazine），原文刊于2022年5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0期。
自城市诞生伊始，伴随着城市的战争就从未停止。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新军事技术变革，城市战又加入了新的元素，各种尖端武器开始频频出现在围绕城市的争夺战中，同时，人道主义等各种非军事因素也夹杂其中……
作为未来战争不可避免的模式，城市作战已经成为各国军队研究的新课题。库叔分享《环球》杂志最新推出的3篇文章，从城市的战略地位、现代城市战兵法讲起，全面了解城市战争。
本文综合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ID：GlobeMagazine），原文刊于2022年5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0期。
现代战争最难打的就是城市攻坚战，尤其是巷战更是惨烈无比，让人望而生畏。守卫城市的一方，不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防御工事，同时部署重兵守卫，形成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进攻的一方要想在城市攻坚战中获胜，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代价。
不过，被攻坚的城市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处于战略战役重要支撑地位。如果敌对一方能够夺取这些城市，就能从根本上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摧毁该国的军事潜力，并掌握大量的人口和资源，从而达到其毁灭一个国家或夺取大量资源的目的。这也决定了城市攻坚战是非打不可的。
文 | 石宏 《舰载武器》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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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国国力发展的集成，价值巨大
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城市化更是成为发展普遍趋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在75%以上。而之所以要城市化，是因为工业化需要劳动力、生产、物流、资金等诸多要素实现集约化，这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无一不是该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枢纽。不仅如此，多个城市还能形成工业带，例如日本的城市群就形成了京滨工业带、名古屋工业带、阪神工业带、濑户内海工业带和北九州工业带。可以说，日本经济的精华全都集中在五个工业带所属的城市，首都东京更是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同样如此，不仅拥有众多的工业企业，还是世界上著名的金融中心。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城市就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和财富聚集地。尤其要强调的是，现代城市还有不少是军工企业聚集地。对于采取军事行动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控制对方城市，那就根本不可能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而如果拿下了对方的城市，那么不仅能极大地削弱对方的经济实力、战争潜力，而且对方城市所拥有的工业企业、交通、通信、金融、人力等全都能为己方所用，显著增加己方的实力。在古代的很多战争中，城市攻坚屡见不鲜，而且一打就是数月甚至数年，攻守双方都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很多人或许会问，为什么遇到城市不绕过去，而是非要去进行攻坚作战呢？实际上，古代战争也有不少绕城的实例，例如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就是遇到城市能绕就绕；皇太极率军面对山海关这样的坚城时也是绕开，从其他地方入关劫掠。但是，很多重要城市是无法绕开的，必须进行攻坚。以古城寿春（今安徽寿县县城）为例，其地处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地势平坦，水陆交通发达，处在南北交通要冲，是华东地区的枢纽，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古人称之“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江东之屏蔽，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因此，寿春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据统计，自秦至清末，寿春发生过5万人以上的战争30余次，其中20万人以上的战争十余次，比较著名的战例有秦灭楚之战、淝水之战。秦灭楚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23年，王翦率60万秦军攻打寿春，击败几乎同等数量的楚军，楚王负刍被俘，楚灭。淝水之战发生在公元383年，前秦君主苻坚亲率步兵、骑兵、羽林军共90万攻击寿阳（寿春），同时派7万水军从巴蜀顺长江东下，目的是扫平东晋，实现统一。东晋朝廷在丞相谢安的建议下，派谢石、谢玄率8万北府兵迎敌，在寿阳淝水之畔大败前秦军，苻坚只身逃脱，不久前秦灭亡。
而类似寿春这样的古代重要城市还有很多，它们往往都是建在关键位置，扼守交通要道，如果进攻方想绕开，基本就是把自己置于不利境地。稍不注意，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进攻方哪怕明知进攻坚城很难，也不得不去打。只有打下来，才能让己方行动获得支撑，并且利用城市的一切资源补充自己。
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二出祁山时走陈仓道，出散关，包围陈仓古城，但攻了近一个月也没能打下郝昭防守的陈仓。眼见曹真从长安派出的魏国援军又将赶到，诸葛亮不得不率领蜀军退回汉中。诸葛亮打陈仓就是不得不攻，因为陈仓古城就卡在陈仓道要害位置，根本无法绕过去。只有打下陈仓，才能进入关中平原。
到了现代，城市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加发达，使关键城市对周边地域的控制能力愈发增强。如果不拿下城市，军队想要对广大地域实行有效控制就无从谈起。例如二战时期德军之所以要进攻斯大林格勒，就是因为斯大林格勒是苏联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只有拿下斯大林格勒，才能进入苏联粮食、煤炭以及石油的主产区。但是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却导致大量精锐作战力量被歼灭，该战役成为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平时状态下，很多城市也都会布置有各军兵种部队的要害机关和数量可观的兵力，而一旦进入战时状态，集结在城市的部队数量和装备也就更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有生力量在战时主要就是集结在城市里。如果进攻方不攻击城市，那么在作战中就很难达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目的。相反，对方却可以从城市中不断派兵对城外的攻方部队进行袭扰、伏击。而且，如果攻方部队选择绕城而走，那么城市中的守方可能会派出大量兵力进行追击，甚至与其他方向的守方部队一起对运动中的攻方部队实施围歼。
以苏德战争初期的基辅战役为例，苏军以基辅为核心部署了西南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一部，总兵力85万；德军进攻的部队是“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一部，总兵力50万。
这场战役从1941年7月7日开始，到9月26日结束，整个苏联南部战线崩溃，使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向顿巴斯地区进攻，而“中央”集团军群则向苏联首都莫斯科进击。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德军进攻基辅只是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则由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大量兵力用于突击苏军西南方面军侧翼，使其在主要进攻方向，即莫斯科方向的进攻受到了迟滞，从而使苏军统帅部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得以在莫斯科方向集中庞大的战略预备队，为后来莫斯科战役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这只能说是站在上帝视角的事后分析，事实上，如果德军当时不进攻基辅，德“中央”集团军群怎么敢放心大胆地进攻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又如何去进攻顿巴斯地区？毕竟基辅的近百万苏军不是摆设，一旦其分兵北上对德“中央”集团军群钳击，能否迟滞德军的进攻另说，但也必定会形成牵制。
通常来讲，进攻作战都是离开己方有利位置，深入敌境，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先天就不占优势，所依仗的主要还是军力优势。如果不去攻击敌方重兵防守的城市，那么必然会陷入攻击无路、补给受困的危险境地。
大军在野外驻守，四面都无任何依托，一旦被敌合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进攻方必须进行城市攻坚，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获得立足点，并利用城市的一切资源进行补充，之后才能不断扩大战果。
“筑城以卫君，选廓以卫民”。纵贯古今，放眼世界，自从城市出现，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就在人类战争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城市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居住的聚集地，具有特殊的军事价值和地位。
20世纪以前，由于城市发展规模不大，战场地幅和战略纵深相对较小，交战双方往往集中全部兵力围绕坚固城池的攻防来决定一次战役乃至战争的胜负。中国唐朝的睢阳保卫战、南宋的襄阳保卫战和钓鱼城之战，以及13世纪英王亨利三世围攻贝德福德城、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攻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等，都是古代典型的城市攻坚战例。
随着经济、科技加速向前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张，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近5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0%。城市将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是交战双方必争必保之地，军事行动愈加会围绕城市展开。城市作战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作战样式，必将随着科学技术、战争理念的发展变革而不断演进。
文 | 梁海军 陆军指挥学院博士 李炬 陆军指挥学院教授
城市战被称为“地狱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40%以上的重大战役行动都发生在城镇地区，著名的基辅攻防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柏林争夺战等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与结局都具有重要影响。有关数据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由各大国主导的世界范围内300余次武装冲突和军事干预行动，其中的90%涉及城市，城市能否有效夺控往往意味着战争的胜败。近年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叙以冲突等都带有鲜明的城市战特征，对抗双方主要作战行动和争夺的焦点都集中在城市。现代城市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工业基地等的集中地，是资金、人口、信息、物资等迅速流通的枢纽，是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突进、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依托，是国家作战体系的重点和关键。城市具有十分丰富的作战资源，能够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装备技术，作为区域网络通信和交通道路的枢纽，使之成为战争潜力的重要指标。一旦遭敌方破坏或控制，战争体系的功能和潜力将遭到毁瘫，军队的生命线将被切断，军队失去行动自由和主动权，导致国家资源、财富流失，影响军心士气、民心意志。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虽然宣称要让美军陷入巷战的泥潭中，号召全民挖壕备战，但却始终心存侥幸，认为美国人并不会真的攻击首都巴格达，城防准备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然而美军在战争发起前，经过深入的论证，认为只要拿下巴格达等主要城市，伊拉克战事将很快结束，因此提出了“巴格达第一”速战速决的指导方针，集中力量攻击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重要城市。在美军“三非”作战手段（“三非”作战指非对称交战、非线性作战和非接触作战，是对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特征的总结）和多路向心夺占的强势进攻下，开战仅20天，近500万人口的千年古城巴格达即告陷落。随着美军陆战一师远征部队进入巴格达市区中心广场，并攻夺萨达姆城，伊拉克人彻底失去了击退美军的意志，美军由此掌握战局的全部主动权。
城市地上、地面、地下建筑等复杂的空间结构，建筑物、街区、路网、地下设施等多类型要素，使城市成为立体攻防的战场。城市密集的建筑物、复杂的街区是城市战斗的主要依托和战场。工业厂房、仓库等中低层建筑，适合装甲目标实施隐蔽突击，也可以成为反坦克导弹、迫击炮等装备的射击依托，高层建筑为轻武器狙击提供便利，也可以作为火炮、防空武器宽视角的发射阵地。发达的路网是城市作战的重要通道，满足攻守双方展开快速攻击、迂回、反击、撤退等行动的要求，也是装甲战斗车辆实施机动、突击的条件，更是进行全纵深攻击和各类后勤装备补给的路线。
第一次车臣冲突战况惨烈。图为俄建筑部门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清理街道上的战争废墟
由于高大建筑物、街垒、废墟等阻隔、拦截各类车辆实施机动，路网是部队最好的机动空间，进攻方为兵力兵器展开和后续发挥作战效能，通常集中优势力量争夺道路控制权，防守方为阻滞对方机动以及寻求战机反击，综合使用火力、兵力、障碍、工事等，结合道路实际，在交叉路口、立交桥等枢纽部位构建坚固防御的支撑点，加强对道路的控制。
另外，地铁、停车场、人防工程、隧道、下水道等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坚固性强、隐蔽性好，配套设施齐全，有良好的通风、给排水、照明、饮食等条件，且交通网络发达，有的可以形成长达数十公里的地下街道网络，这些都拓展了城市战斗的空间，使得战斗行动不再局限于地表和空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空间可以用来储藏军事物资、承载隐蔽指挥，为防御者长期固守城市提供便利，成为守方凭坚据守的依托，同时也是攻方渗透突击的秘境。
城市作战空间的多维立体特征，可以为多种战术行动提供条件，防守方可以充分借助桥梁、楼房、废墟等实施隐蔽、突然的游击、袭击、狙击、反击、伏击等，进攻方可以割裂防御体系分区，采用封锁、围困、空袭、无人打击等战术。交战、机动等多样化行动可以在多维空间同时展开，使得立体化综合对抗成为常见作战样式。
相比其他领域，城市作战更能呈现混合战争的特征，在进行目标夺控时不仅仅是单纯的火力打击，还伴有舆论战、法理战、心理战、网络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在组织进攻与防御时综合采取伏击与反伏击、空袭与反空袭、狙击与反狙击、封锁与反封锁、无人与反无人等多种行动。
城市作战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得民心者胜”，如果不能有效宣扬自身行动的合法性、正确性，同时重视使用信息战、网络战、电磁战等手段，加强准备，对于进攻方来说，将不得不置自身于守城方勠力同心、誓死捍城的压力之下；对于防御方来说，会陷入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
因此，城市作战必须重视攻心夺志，强化震慑效应，发挥“软战争”“混合战争”的效果，将作战企图放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威慑上，综合使用物理硬摧毁和信息软杀伤，剥夺敌方的抵抗意志，达到守城、控城的目标。美军在费卢杰之战时，首先使用空地精准火力毁瘫城内通信、网络、电力等基础设施，对城内军民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而后兵力突进，迅速实现作战效果。
鉴于城市特殊的地理环境，其作战模式以及武器使用都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城市内纵横交错的道路将作战区域自然分割成不同的街区，各街区内建筑物林立、有大量的地下设施，既相互联系，又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进攻方的前进队形被地形割裂，因此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兵力集中作战，各队、组被分散在不同的街区、空中或者地下等多维空间实施相对独立的战斗，近距离进行逐屋、逐街、逐路等争夺。由于受街区地幅容量的限制，防御方也无法在一定区域内配置较多兵力，只能依托桥梁、大型建筑、交叉路口等构建防御支撑点，以街区或大型建筑为单位构建基本防御组织，以营以下分队规模为常态，比如一个班或者排来固守独立建筑物。
随着装备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无人传感器、无人车等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凭借其隐蔽性、不惧危险、灵活机动等优势，将进一步缩小城市作战的力量规模，不同街区的作战行动在网络信息体系支撑下有序推进，通过分散抵近预定目标以达成精确夺控之目标，进攻作战的编组、保障等都必须服务于分散作战、巷战、近战而展开。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多次使用无人机观察周边地形，对对手实施有效精准打击。
不过，城市特有的人造地形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信息化装备的作战效能，比如，侦察监视装备因为栉比鳞次的建筑、街垒等无法进行实时高效的态势感知；通信设备和作战指挥平台因为敌方专门的电磁压制、建筑物屏蔽、民用电磁信号干扰等，难以保持稳定的通信联络和安全可靠的指挥控制。此外，由于多个小规模作战单元在多维空间多个方向进行独立分散作战，正规作战和非正规作战同时展开，空中作战力量、地面作战力量等多种作战力量联合作战，传统作战力量和无人化智能化新型作战力量共同参与，大大增加了协调关系的复杂性，对作战行动难以动态控制，指挥员难以及时准确了解部队整体行动情况，指挥协同难度变大。
街区、建筑物、壁垒等限制也使双方的火力杀伤范围大幅缩小。进攻方难以及时发现和打击依托地面建筑和地下设施设防的守军，密集的建筑和交错的道路限制了快速机动，建筑阻隔和电磁干扰影响其稳定通联；防御方同样难以协同控制在多维空间以分队为单位进行固守并伺机反击的作战力量，无法及时感知攻方行动展开的情况，因此也难以组织起高效的指挥协同。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作战中，尽管美军装备精良，但因“三角洲”部队未能与接应部队及时联络，各作战力量之间也未能保持实时通联，三架“黑鹰”直升机坠落，战斗目标终未能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城市作战政治性强、舆论导向要求高，而城市内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紧邻，特殊敏感目标多难准确区分，一旦发生误伤误炸等情况，可能在道义上陷入被动，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具体来说，城市内的合资或外资企业、外事机构、国际组织办事机构等，直接关联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敏感度高；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以及教派领袖等是广大信众的信仰和精神寄托，历史名城、文物古迹等特定民族的历史传承标志记录着城市的文化和特色，这些一旦遭到破坏，会引起宗教、民族的反感和仇恨，导致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甚至爆发极端恐怖主义行动；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生活的供水、供电、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居民住宅区等，一旦遭到打击，会出现无辜平民伤亡、财产损失，造成民众心理上的恐慌，激起民众反敌情绪，不能妥善处理的话可能会导致全民抗击，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风险，并遭受国际舆论压力、军事和经济制裁等。对于这些特殊敏感目标，攻防双方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粗放式”战斗手段进行夺控。
此外，凭坚据守、负隅顽抗之敌，也可能混在普通民众之中，意图趁乱逃脱，或者劫持外国人、国际组织人员、宗教领袖以及涉外重要资产等为“人盾”“人质”，进行胶着作战或者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对方“投鼠忌器”。
基于以上考虑，城市作战必须慎用兵力火力，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形灵活选择合理的打击方式，比如，选用精确制导弹药，围绕作战目的严格控制作战规模等，目的是把对平民及其他民用设施等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降到最低。
城市对作战双方而言是“巨大的均衡器”。一方面，城市将削弱进攻一方的优势，特别是在装甲、重型火炮或空中支援方面相对于防御方的优势；另一方面，防御一方装备反坦克火箭筒和轻型反坦克导弹的小组，可以通过伏击摧毁现代化装甲纵队。
作为城市攻坚战的进攻一方，如何以最小代价（包括尽量减少平民和己方人员损失）控制一座城市，是近年来很多军队都在研究的课题。
城市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大量建筑遮挡了视线和无线电信号，严重阻碍侦察、监视、指挥、控制、通信以及直射和间接火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战的进攻一方占领并掌握城市上空的“制高点”——实际上是制空权，就成为整个作战的优先事项。伴随着无人机的不断发展和广泛运用，对城市战场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视、精确打击将成为现实。现代军队作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尽可能远离自己部队的地方，找到并摧毁敌军。这往往要依靠卫星和空中侦察工具、精确制导弹药和远程火炮等技术装备。但在建筑密集的城市地形中，这些装备的打击效果要比在开阔地形差得多。例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中，被围困在城市深处的“伊斯兰国”武装也充分认识到先进侦察监视和情报系统的威胁，为了反制侦察，他们将床单、塑料布、塑料网和其他物品悬挂在屋顶，使他们能够从一个建筑物移动到另一个建筑物，而不必担心被大多数空中侦察装备看到。结果，价值数亿美元的卫星被屋顶上串起的垃圾“弄瞎了眼睛”。而装有各种传感器——合成孔径雷达、红外成像、电荷耦合器件（一种将光学影像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图像传感器）的无人机，因其能长时间“漂浮”在目标上空并能适时机动，则成为一种比较好的选项。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浓雾中还是大雪中，合成孔径雷达、热成像系统都能有效侦察小型目标。这些无人机既可以为指挥部、作战分队提供实时的战场情况，又能对目标进行激光照射，引导炮兵进行精确打击。作战中，大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将位于3000米左右高度的最高点，负责24小时、广域的侦察监视，为指挥官提供直观的战役级图像情报——当然这些图像也能分发到战术分队中。这些大中型无人机还可以对最紧迫的目标实施快速打击。位于战场空域底层的中小型和微型无人机甚至商用多轴旋翼机，则可以游荡在各个角落，为前线指挥官甚至一线分队提供视频情报。这是最近几年无人机参与作战体现出来的新特点。这些无人机可以参加每一次战斗，为作战分队提供“上帝视角”，实现战场的单向透明，大幅降低防御一方熟悉环境的优势，甚至可以直接投放微型炸弹。此外，占领“制高点”还有助于掌控频谱。通过无人机携带无线通信中枢，可以为不同城区距离较远的部队进行中继通信，并能够压制干扰对方的通信系统。在有效运用无人机的同时，还要有效反制对方使用无人机，实现排他性使用无人机，掌握“制无人机权”。以往，反制微小型无人机往往使用导航欺骗、导航干扰，或者对控制链路进行干扰压制等手段，如何避免这种对抗措施干扰到己方小型无人机，从而实现反无人机手段和己方无人机的兼容，显然是未来城市作战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与其他作战环境的重要区别在于战场与平民生活交织、军事目标与平民和民用目标混合。城市中的战斗给交战双方带来了法律、道德和战术挑战。如果敌对双方在平民中建立了防御，将受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目标用于军事目的，甚至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情况就会更加复杂。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第二大城市马雷特努曼，经过战火摧残千疮百孔
因此，一场大的城市战斗首先需要考虑到如何对待平民。通常要疏散平民，避免在非战斗人员集中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在遭遇强烈抵抗，不得不大量使用重型火力的时候。同时，疏散平民还能降低敌对情绪、减少作战掣肘和人员伤亡。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为自愿离开的平民建立安全的疏散路线，对即将打击的包含军用目标的民用设施进行事先通知和疏散，为平民和受伤的战斗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处理遗体，清除未爆弹药等。
城市中作战，还要面临多维的地面战场环境。交战双方必须考虑外部空间（外部建筑物和地下区域）的活动以及内部空间（建筑物内部和地下系统）中发生的隐藏活动。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主要采取小组作战。这些小组装备了AK-47、手榴弹和RPG-7或RPG-18火箭筒，在地下室或建筑物的高层与俄罗斯装甲车、坦克交战。一旦俄军落入陷阱，伏击队将袭击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脆弱点，击中前方和尾随车辆后迅速撤退，然后上楼，继续打击已瘫痪的俄罗斯纵队。1995年1月1日至1月3日，俄罗斯第131摩托化步兵旅损失了120辆装甲车中的102辆和26辆坦克中的20辆。第6坦克团第3坦克营派往格罗兹尼的31辆T-80BV坦克，只有1辆在战斗中幸存。
应对这种复杂环境，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以色列2002年通过“颠倒地图”或“穿过围墙”对纳布卢斯镇发动的袭击。这种战术把道路作为障碍而不是通道，把建筑物的内部当作道路而不是一系列密不透风的墙壁，把小巷理解为一个禁止走过的地方，把门理解为一个禁止穿过的地方。因为小巷中可能会有瞄准的枪口，门背后也可能会有诱杀装置，在等待着走过的士兵。
城市战还要求选用合适的武器和战术实施精确打击。特别是在有平民存在、低强度的冲突中，为避免造成附带损伤，更加强调火力打击的精准性。即便在已疏散平民的情况下，城市战对打击精度的要求也很高。因为城市里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本身就是防御方的天然堡垒，必须通过实施精准打击，才能有效杀伤对方。
关于城市战，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城市行动异常耗费人力，需要庞大的部队规模，因为“城市是吸收部队的海绵”。这取决于城市的大小、立体空间和建筑的复杂性。苏联总参谋部曾根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计算得出结论，在城市环境中攻击者与防卫方的最佳比例是10比1。然而，战争中的其他重大战役却指向一个相反的，或者至少是更微妙的结论：能力胜过规模，或者说质量胜过数量。1944年10月，美国第26步兵师的两个营在德国亚琛的9天战斗中彻底击败了一支规模达5000人的德军，而美方只有75人阵亡。1945年4月，隶属加拿大第2师的部队击败了一支等同规模的试图守住荷兰城市格罗宁根的德军，那次战斗中只有100名平民与43名加拿大人和约150名德国人死亡。鉴于平民在整个激烈战斗中都在场，这已经非常难得，而且战斗没有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规模破坏。本世纪的一些例子同样表明，城市战“对人力的高要求的假设”被夸大了。例如，2003年4月初，当有的专家预测伊拉克首都将遭到旷日持久的血腥围困，伊拉克政府发言人也宣布该市“没有美军”时，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2旅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正沿着巴格达的主要干道前进。巴格达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被一支由约1000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占领，在此过程中只造成了人数较少的伤亡。如果说巴格达之战涉及士气、收买的话，再来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1个旅级战斗队在伊拉克拉马迪的战斗。这支部队2005到2006年间负责在拉马迪市清缴“基地”组织武装。最终结果是以83名美军阵亡为代价，清除了该市的“基地”组织人员，击毙约1500人。美军的做法是，首先通过在主要运输路线上设立检查站尽可能将“叛乱分子”与外部支援隔开，然后对社区逐个清理，并将已控制地区移交给伊拉克警察。美军在拉马迪行动中使用的技术非常耗时，整个行动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个反例是1994年12月底和1995年1月初，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在格罗兹尼击败俄罗斯机械化部队。这一阶段的战斗中，俄军两个机械化旅几乎完全被摧毁，至少有200辆装甲车被烧毁，1500名俄罗斯官兵阵亡。俄军武器的优势被削弱，其装甲的机动性被证明是脆弱的。武器的数量和有效性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相关作战部队的能力。
高效率挫败对手的防御，需要更多的协同，包括但不限于空地协同、步坦协同。但如何协同，协同到什么程度，这些又都是各国军队通过实战或者逼近实战的训练总结出来的。
实战的成本巨大，这就凸显了训练的重要作用。2001年1月和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在1990年代早期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大都会计划”的营级城市战演习，这些实验最初凸显了城市环境中惊人的高伤亡率。但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在接受艰苦而现实的训练后，最初经历的高伤亡率急剧下降。报告详述了其他一些技术和战术改进，但要点是训练起了作用，而城市战的训练需要正确的环境。
至于什么是“正确”的环境，它归结为3个要素：真实性、规模、经验教训的可重复性。
真实性是指训练区接近现实世界的战斗条件，看起来像真实的战场环境，包括视觉、声音和气味等。它足够复杂，可以准确地模拟各种武器的效果，被“击中”的士兵会有一定的反馈——他要经历轻微的痛苦或不便，或者至少因为被打败而失去自豪感。
规模是指训练设施足够大，足以容纳具有后勤、医疗和情报支持要素的大型联合部队，足以让大单位同时练习宏观级联合武器和支援能力，而不仅仅是微观个体或小单位的战斗演练。
经验教训的可重复性是指可以记录和回放演习，以便所有指挥官都能从错误和成功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无论是从他们自身还是其他人。
现存最好的城市战训练设施，位于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一处军事基地，绰号“巴拉迪亚”(Baladia，阿拉伯语中意为“城市”)。该训练设施于2005年部分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造，耗资4500万美元。它由60多座不同的建筑组成，其中包括5座清真寺、一座伊斯兰建筑、一家诊所、一座市政厅和一座8层高的公寓楼。该训练环境实现了对中东城镇高度逼真的复原，甚至包括一个声音和烟火系统，能够重现平民日常生活的环境声音（如祈祷、音乐声、道路噪音等），以及间接火力袭击和简易爆炸装置爆炸。整个设施通过中央监控站进行控制，该监测站可以跟踪和记录大部队的所有元素，以备行动后审查。
一名西方考察者在参观完该基地后，在特拉维夫的一家酒吧写笔记时，酒吧的调酒师，也是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认出了考察者在本子上画的粗略草图，并说他已经在那里训练了很多周。
如今，包括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建设或者已经拥有类似的设施。很多战术也都是从这些设施中摸索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设施让前来轮训的部队熟练掌握了城市战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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