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号老板”“经济学霸”“和尚行长”，他们是潜伏在旧上海外滩金融街的无名英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滩，是银行林立的“风水地”，资本竞逐的“冒险场”，有“东方华尔街”之称。当时国民政府的国家金融主体“四行二局”，其总行或总管理处亦均在此处。解放前夕，在这条潜龙伏虎的金融街上，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工作的银行家不胜枚举，一批坚韧不拔、智勇兼备的“无名英雄”拔节而生，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传奇外滩，静水流深，时刻涌动着潜滋暗长的革命激流。

银行家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黄炎培的孩子。“鲠直有父风，读书能识大义”，黄竞武身兼民盟、民建双重身份，长期投身革命斗争，抗战胜利后回沪担任中央银行稽核，团结工商金融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黄竞武

时局动荡，风雨飘摇，黄竞武耳濡目染，切身感受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开始探寻新的人生指引。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以后，他加入民主建国会，并被推举为常务干事，领导盟员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当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镇压民主党派之时，民建处境愈加困难，黄竞武临危受命，将民建活动转入地下，协助保护和撤退一大批民主人士。终于，黄竞武正式成为中共上海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中央银行的外滩行址也变作党的秘密活动据点。

1948年底，国民政府做好撤退准备，下达抢运黄金密令，企图将中央银行金库里的“硬通货”转移去台湾。1949年初，黄竞武知晓后，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组织中央银行职工群众罢工抗运，齐心协力保护民族金融财产，抵制国民政府意图盗运黄金美钞的阴谋。由于黄竞武与地下党的竭力阻遏，国民政府最后一批黄金的运出并不顺风顺水，这也使他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之患。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迫近申城。作为黄炎培的儿子，身处风口浪尖，又做了那么多令当局恼羞成怒的事情，黄竞武的处境非常危险。撤退还是坚守？上了“黑名单”的黄竞武，首先考虑的是将民建组织名册及机要资料转送到隐秘之处，他跟同事交代：“这些文件记有全部民建成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如果落入敌人手中,那是几百人性命的问题,不是绝对可靠的人是不能托付的。情况再险恶,我们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至于自己，他仍照常办公，坚持在一线埋首公务，指挥若定，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9年5月12日，黄竞武步入中央银行大楼404办公室，被守候多时的保密局特务蒙上眼睛，绑架押走。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家。直至上海解放，民建在寻找“失联”同志时，才在监狱里发现了黄竞武的遗体。

黄竞武被捕地——位于外滩的国民党中央银行

那是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的“丰记米号”，1949年3月19日，张困斋为接应地下电台工作，不幸被特务盯梢而入狱，党组织的米号据点也就此暴露，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有两个多月。

张困斋

米号老板并非张困斋的本职。出生于1914年的他，从浙江镇海县立中学毕业后，便跟随兄长张承宗来到上海，进入河南路辛泰银行谋生。正逢“五卅运动”，他在南京路亲眼目睹了英国巡捕残杀工人学生的场景，悲愤交加，凑钱买了面包，送到老闸捕房后门，慰问被关押的爱国青年。1937年10月，张困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金融乃百业之首。1936年，上海成立了银钱业同人业余联合会（简称“银联”），它把群众团体的合法活动与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融合，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新党员和骨干分子。张困斋就是头角峥嵘的一位。忙于“银联”工作的当口，张困斋又以“丰记米号”为掩护，一方面混迹于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内的粮食市场，打探上海滩粮食供应、消费、来源和数量等情况，一方面调研并编制《上海市工商金融业和名人录》，这些工作都为上海迎来解放奠定了确凿可靠的信息基础。

“银联”出版物《银钱报》《银钱界》等

“丰记米号”的位置有点特别，马路对面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下属机关和中统特务机关。然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张困斋在军警特务的眼皮底下，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既要负责掩护中共地下党机关的正常运行，又担负着秘密电台的收发工作，任务艰巨，压力甚大。为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自学了日语和俄语，并致力于编译重要资料、潜心研究收发电报技术。

每遇情报传递时，张困斋先将重要内容写成小纸条，揉成只有米粒大小的纸团，混入“丰记米号”麻袋中，用绳子扎紧袋口，然后背着大米乘上电车，赶赴住在杨树浦路的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刘长胜的家里。他们将大米倒在一块白布上，熟练地用手淘两三下后，便将纸团找出。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 “红色电波”的线下接力。

丰记米号场景复原

谁也没有想到，危险会突然降临。张困斋蒙难后，在狱中遭受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拷打，但始终刚毅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为同志们安全顺利转移赢得时间，确保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计划不受丝毫影响。

5月7日的黑夜，枪声划破浦东戚家庙的沉寂，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名壮士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在百万雄师渐行渐近的隆隆炮声中，他们却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

由一名普通银行职员，成长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张承宗，领导地下工作者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以创建“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为契机，开展统一战线，培养积极分子，宣传共产党政策，瓦解国民党武装，团结和发动工商金融界及爱国民主人士留守申城迎接解放。

张承宗

张承宗在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校园数载春秋，正值大革命时期，校中政治气氛活跃，同学好友中传阅大量革命读物，他渐渐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第一次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到上海市银行、辛泰银行谋职后，他和弟弟张困斋一起自筹资金出版《石榴》杂志，寓意为“象征一颗颗红色的心倾向共产党”，并以笔名撰写了《何以保华北》《民权保障同盟》《为镇海愚民辨》等一系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文章。偶然机会，他订阅了一份《救国时报》，里面时常夹送红色宣传资料，有时多达数十种，他就悄悄把宣传品夹在银行储蓄说明书里，在客户中广为散发以扩大影响。

和衷共济，组建“银联”，堪称张承宗参与驱动银钱界群众性组织的重要手笔。1936年10月，在地下党的周密部署下，“银联”脱颖而出，短短数年间发展会员逾万人，支持抗战，救济难胞，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还输送了一批优秀骨干和积极分子奔赴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

“银联”在实际斗争中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高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广泛团结银钱业同仁的方式，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肯定，认为张承宗等人的做法是“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

“银联”会员证

1937年8月，张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一个银行党支部。之后，他被组织派往根据地配合新四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直至抗战胜利后重返申城，担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了卓越贡献。

党组织在中国银行发展的第一位地下党员，名叫项克方。上世纪30年代初期，项克方先后在协鑫银号、中国银行松江办事处谋职，愿受长缨，积极参加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银联”推动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至1941年上海沦为“孤岛”，项克方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银业界总支委员会书记张承宗的介绍下入党，从此，这位外表儒雅、待人谦和的银行先生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在银行界里应外合发展党员，很快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项克方的任命书

由于时局动荡，法币贬值，银行职工的收入不增反降，群情激愤，怨声载道，项克方认为发动群众与资方进行斗争的时机已到，经过一番周密部署，采用联名签呈的方式递交中国银行高层，提出“物价上升，而待遇依旧”，要求增加工资，全行有40%的职工签名请愿，迫使资方让步，初战告捷。

抗战胜利后，不少滞留孤岛的银行老员工背负莫须有的“汉奸”“伪员”骂名而被打入另册。在“反歧视”“反甄别”的斗争中，项克方广泛发动，要求银行方面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的银行员工的正式身份和资历，取消朝不保夕的生活费，代之以发给固定薪金，与资方进行不屈不挠、富有韧性的交锋，赢得了主动，收获了民心。

申城破晓前夜，中行地下党支部建立了“员工应变互助会”，号召职工群众竭力守护银行财产，保存档案资料，诸如房地产、库存现金、业务账簿、人员履历表等，为人民政府接管做好充分准备。5月27日，先期撤至苏区的项克方随解放军重返外滩23号，闻讯赶来的银行职工瞬时将营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与他热烈拥抱欢庆胜利。只花了不到10天工夫，沐浴着新时代春风的中国银行就恢复对外营业了。

中国银行被接管后，项克方（中）等摄于外滩的中国银行门口

他一辈子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他的秘密工作直接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绝对保密。冀朝鼎，这位1927年入党、受组织派遣在美国学习生活了2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既当过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的秘书，后来又成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心腹”，其升腾跌宕的人生履历，令人惊叹。

冀朝鼎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朝鼎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热忱，经批准回到国内。党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党员身份从未公开，而且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决定让他在国民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冀朝鼎在沪上“银行大咖”陈光甫的介绍下，到孔祥熙手下任职。由于学识渊博、人脉丰富，他很快就得到了孔祥熙的赏识，担任了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

抗战胜利后，冀朝鼎被聘为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前往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1946年蒋介石继续扩大内战，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返回延安。临行前，周恩来通过邓颖超化名写信给冀朝鼎：“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

遵照党的指示，冀朝鼎继续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开展隐秘工作。住在孔祥熙的公馆，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冀朝鼎运用形形色色的途径，为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金融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等紧缺物资牵线搭桥，掩护了许多地下党人士在沪施展身手。

冀朝鼎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

为避人耳目，有位地下党干部，忽儿西装革履，礼帽拐杖，乔装成商店老板或银行行长；忽儿身披袈裟，口念佛经，改扮成虔诚的佛门居士，被中央领导人笑称为“和尚行长”。

“和尚行长”大名龚饮冰，1923年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八七会议”后，他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担任中央主管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党中央的经费，同时担任中央组织局会计科负责人。那时党组织的经费左支右绌，龚饮冰勤于盘算，巧于理财，还在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31号参与建立了中国济难会临时委员会，广辟渠道为党募集资金。

中国济难会所办刊物《济难》创刊号（图源见水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龚饮冰在负责沪宁杭地区财务工作的同时，受命和夫人王一知一起在上海建立了三个同中央直接通报的秘密电台，其中一处即为后来英勇就义的李白烈士所负责的电台。直到1942年9月，与党中央电台的联络工作都十分顺利，成为国统区与延安连接的重要桥梁。

电台遭到破坏后，龚饮冰撤至重庆，经周恩来同意，决定以党的部分经费投资参与银行筹建，将其作为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机构。龚饮冰不辱使命，建业银行从筹备到开张，一切井然有序，业务经营颇有起色。随后，他再次来到黄浦江畔，在当年的远东金融中心筹设建业银行上海分行，为党集聚资金，服务支持拥有中共背景的华商企业，仅两个月便得余利1000万元，为新形势下党的隐蔽战线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

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过江，龚饮冰经北上后被派至江苏丹阳，准备接管大上海。5月27日，身穿解放军军服的龚饮冰重新踏上外滩金融街，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昔日藏身在小小私营银行里的“和尚行长”，神奇地变身为党领导下的国家银行的大当家。

上海市军管会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布告

左起分别为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洒海秋、项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