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瀛洲海客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一千两百多年前,杜甫初至成都,便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武侯祠。在当时,这里已经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刘禹锡、李商隐、岑参、吕温、裴度、雍陶等人皆曾来此“打卡”。他们或凭吊刘备,或称颂诸葛亮,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文。
在这些人中,杜甫绝对算是诸葛亮的头号“迷弟”。打那以后,杜甫便创作出《蜀相》《武侯庙》《古柏行》《八阵图》《诸葛庙》《咏怀古迹·其四》《咏怀古迹·其五》等一系列诗篇。其中,既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直白,也有“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暗示。以杜甫之妙笔,何以用“锦官城”来雅称成都?这显然是他对诸葛亮推动蜀锦业蓬勃发展的褒扬。历史学家缪钺先生便指出:成都设立“锦官”不始于汉代,而是从诸葛亮时代开始的。此说颇有见地。只是,诸葛亮为何会如此重视蜀锦?
影视剧中提到的蜀锦。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截图
盖因汉末三国时代,谷物与布帛要比传统的金属货币更加“坚挺”。蜀锦作为一种高级丝织品,非但深受曹操、孙权等一众大佬欢迎,还能结算贸易、支付“工资”,并适用于各种消费场合。那么,以蜀锦为代表的丝织品,是如何取代传统金属货币,成为三国时代民间“硬通货”的呢?
吃和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绝大多数人所求,也不过“衣食无忧”。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常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与吃、穿对应的谷物与布帛,从来不缺市场。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金属货币因为其自身的稀有属性,成为官方法定货币;但在民间交易中,布帛与谷物仍有一定市场。彼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金、银、铜钱、布帛、谷物等。其中,又以“上币”黄金最为流行。这主要体现在帝王对臣子的赏赐中。汉文帝赐周勃5000斤金、汉宣帝赐霍光7000斤金,至于其他赏赐,也常是几百到几千斤金不等,西汉皇帝的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秦半两和秦范。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黄金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汉以降,黄金用量大幅度减少,且用途也不再那么广泛。据历史学者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赐金规模多为几十斤,且总额只有西汉时期的2%。在多数场合下,皇帝更倾向于使用钱帛作为赏赐。另一条证据则是,西汉臣子犯罪或打了败仗,可以用黄金或铜钱赎罪;但在东汉,“罚款”已改为缣帛,黄金也逐渐退出主流市场。
继黄金之后,铜钱在商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遭受了严峻挑战。东汉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剪轮”钱(把一枚完整五铢钱的外郭剪掉),以次充好,足见此时的铜钱质量大不如前。及至汉末,随着劣质“董卓小钱”的大肆发行,摇摇欲坠的经济体系终于彻底崩塌。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卓)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在将洛阳付之一炬后,长安也遭到了董卓荼毒。自挟天子退守关中后,董卓便四处搜刮各种物资,并毁坏大量旧五铢钱与各种铜料来制造“小钱”,其中便有秦始皇当年铸造的十二铜人。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加之铜钱、铜钟等,可知最起码有几百万乃的劣质“董卓小钱”流入市场,进而引起物价暴涨,“谷一斛至数十万”,无数百姓的毕生积蓄自此一文不值。讽刺的是,万民虽苦不堪言,董卓却赚得盆满钵满。在他的“万岁坞”中,除了“积谷为三十年储”,更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董卓死后,其私铸小钱的恶果还在蔓延。李傕、郭氾(按吴金华《三国志丛考》:郭汜本作“郭氾”,“氾”同“泛”,与郭氾小名“郭多”相符)把持朝政时(194),物价仍持续上涨,“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对比初平元年(190)的“谷石(斛)三十”(见《后汉书·刘虞传》)来看,粮价短短几年内便暴涨了一万多倍。又据《太平御览》引《述异记》载:“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由此可见,金属货币的购买力已大大降低;就连本身为稀有金属的黄金,也只能“望粟兴叹”。
当人们不再信任金属货币,传统的实物货币——谷物与布帛,便重新主导了市场。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取邺城后,一改两汉以货币为主的赋税制度,用谷物、布帛作为税收。曹丕称帝后,干脆废除了五铢钱,诏令民间以谷帛为市。无独有偶,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入成都后,亦曾“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故柿沼阳平认为:绢织物和谷物在刘备入蜀后是国家运作的必需品。
话虽如此,铜钱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自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中叶,经济市场一直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就此而言,布帛可以与货币暂时划上等号。可是,麻布与丝绸品类众多,蜀锦又是如何成功赢得无数消费者追捧的呢?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城”。在古老传说中,古蜀王曾把养蚕缫丝技术教给蜀民,因而被誉为蚕丛氏。秦汉时期,成都的确是全国最重要的纺织基地之一,这离不开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中央对巴蜀地区的开发。早在春秋初期,蜀地便与秦国展开通商。用麻织成的蜀布、用蚕丝织成的帛等丝织品,一经售出,便立即风靡秦都雍城(今陕西风翔县南),这引起了秦国高层的注意(垂涎)。秦惠王即位后,令司马错、张仪出兵征服巴、蜀两地,秦国由此“富饶轻诸侯”。再往后,先是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让川西平原得到了充足灌溉;后又有秦始皇统一全国,大规模迁移六国豪强前往蜀地,其中不乏有一些工匠。先秦时期的纺织业以北方最为发达,临淄、襄邑等地皆以纺织技艺高超而闻名全国;随着山东六国豪强的迁徙,中原的先进文化、手工业纷纷入蜀,使得当地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是蜀地自身地理环境优越。秦至西汉两百余年,中国气候转入第二个温暖期。蜀地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降水量丰富,这让蚕桑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因此观之,蜀地特有的水资源,也为蜀锦的质量增色不少。此外,巴蜀以外的崎岖山道,曾让它多次免于战火侵袭,当地的手工业与农业也因此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蜀地,时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在东汉时期,成都便已十分富饶。
这些客观条件都为蜀锦日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汉末乱世到来之际,蜀地纺织业及时转型,并以蜀锦这张“王牌”打通了全国商道。反观越布、齐绣等,却逐渐落入下风,并泯然众布帛矣,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曹魏而言,导致北方纺织业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可归咎于战乱与气候因素。北方是乱世中心,自黄巾军起义后,又有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无休止的战乱,无疑给中原纺织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其次,东汉三国时期,秦淮以北地区的气温普遍下降,严重影响到了山东、河南地区的蚕桑业。即便曹操后来统一北方,但在相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蚕桑业仍无法得到快速恢复。民国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云:“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及至汉末三国,成都已取代襄邑,垄断了全国的织锦业。
这符合另一位历史学者王怡辰的看法。他在整理、统计了三国两晋时用绢和布的例子后得出结论:华北地区的曹魏、西晋主要用绢(锦),而南方的六朝却更多用布。北方的襄邑已被取代,说明曹魏对绢(锦)的需求更多来自于蜀汉。那么,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皆曾求取蜀锦便不难理解了。反观南方,因为主要以织布业为主,故而江东对蜀锦也有大量需求。参见于《秘府略》引《丹阳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蜀颓世无复锦,唯出关西互羌,檀土致之难,至是乃有之。”
铜雀台比武,曹操赐众将蜀锦。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蜀地以产布而闻名。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了两件蜀地特产,分别是蜀布与邛竹杖。此外,桓宽《盐铁论》与杨雄《蜀都记》中所见,也多为蜀布。杨雄《蜀都赋》又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杨雄是西汉末年文学家,可见蜀锦在当时非常稀罕,故谓之为“奇”。至公孙述割据蜀地时,“女工之业”虽然十分发达,却也无法证明蜀锦已风靡全国。反倒是在汉末三国,蜀锦才真正知名于当世,并受到吴魏两国的狂热追捧。
所谓“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发现蜀锦蕴藏的巨大商机后,诸葛亮立即将这项产业上升到了“国家级”高度。为此,他还以身作则,在自家后院种了800株桑树。又据《初学记》引《益州记》记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西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诸葛亮复设锦官,另立锦城,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调拨。是以在川西平原上极目远眺,可见“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及至近处,亦闻“百室离房,机杼相和”。
蜀地家家户户,皆能养蚕缫丝,这是蜀锦能“内卷”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背后,自然离不开诸葛亮的推动。正如开头所云,后人称成都为“锦(官)城”,多有纪念诸葛亮之意。但言至于此,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蜀锦这样的奢侈品,为何真的能撑起蜀汉经济的半壁江山呢?
就商品价值而言,有使用价值与附加价值。作为一种丝织品,蜀锦是为了制作衣裳;而作为一种货币,蜀锦非但能满足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开销,还能在贸易、外交、经济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依上文所述,三国时期的货币制度是钱帛兼行。在很多情况下,布帛要比铜钱更加好用。现整理三国时代帛绢(布)作为货币时的具体用途,如下表所示——
首先来看价值尺度。蜀汉曾铸造过直百五铢、定平一百、太平百钱等大面额钱币,吴国亦然,有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乃至五千不等;魏文帝曹丕虽曾废除货币,但明帝曹叡却“更立五铢钱”,让钱币重新回归。而钱币一旦发行,便会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用到。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东吴名将朱然墓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东吴钱币外,不乏有蜀钱、魏钱以及大量汉五铢钱。《走马楼吴简》中有“钱贾钱”的相关记载,说明不同种类的钱之间可以置换。可惜具体兑换比例,现已不得而知。
据《太平御览》引《魏文帝诏》曰:“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比物辈耶?”
吴魏两国进行贸易往来时,曾以绢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双方货币的购买力。上表中买卖奴婢与橘子的案例中,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联想到蜀与魏吴的贸易,可知蜀锦也极有可能充当了一种参考物,用来确保蜀国直白五铢等大面额钱币的对外输出。
其次是支付手段。从表格中不难看出,帛绢用途广泛,适用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对蜀国而言,蜀锦可直接充当军费。一是用于支付士兵们的军饷,如街亭之战后,赵云留有“军资余绢”,诸葛亮欲将其当成“工资”分赐给诸将士。二是对外出口,换取大量财富,以维护“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而这,便是蜀锦最重要的用途。
影视剧中,来自四川的柏灵筠用绢帛做赏钱,而不是金属货币。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诸葛亮曾指出:市买不宜用锦(见下文所引《诸葛亮集》)。蜀锦这样的好东西,诸葛亮为何不赞同蜀国民间来使用呢?
这显然是因为蜀锦本身的价值太高,相当于金属货币中的黄金。非大宗贸易往来,若要使用蜀锦,必然要“裂匹以为断数”,久而久之,这不仅会导致蜀国物价一路走高,也会造成“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的后果,进而破坏蜀锦的贮藏职能。而蜀锦的贮藏手段,也正是它能畅销全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实行“钱帛兼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金属货币总量,一直在不断减少。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掌控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门阀大族。
在长达数百年的发家史中,这些由东汉豪族蜕变而来的门阀贵族,几乎都有“窖藏”的习惯。他们宛如冬天之前的仓鼠,孜孜不倦地搜刮各种物资。包括金银、良币、布帛、粮食在内,都是他们的主要贮藏对象。秦汉以来,蜀锦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西汉时,在面对好友盛览提出的“如何作一篇好赋”这个问题时,四川人司马相如便曾以锦为例来作答:“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此外,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刘安《淮南子》等著名篇章中,都对蜀锦有过精彩描写。
两汉时期,知识与文化多为豪族、学门所垄断。文人士大夫对蜀锦的推崇,让豪族世家逐渐对蜀锦产生了认同与偏好心理。因此,吴魏两国的世家大族与功勋武将们,从来都无法拒绝蜀锦这种奢侈品。魏国曹洪、何晏,东吴潘璋、吕范、步骘等人皆好“衣物珍宝”。对于蜀锦,他们既要当成货币进行贮藏,以满足未来的不时之需;也要制成华服穿在身上,以示其威仪棣棣、雍容华贵。
作为名士圈子中的一员,诸葛亮深谙世家大族的这种虚荣心理,在他看来,蜀锦即是榨取他们财富的绝佳利器。
与之相比,蜀国却恰好相反。诸葛亮执政期间,奉行廉洁节俭之风,故而不赞同蜀锦这样的奢侈品在蜀地大规模流行(市买不宜用锦)。就算蜀国可以用蜀锦来“发工资”,但不难预料,大多数士兵的第一选择,都是把蜀锦置换成钱币或其他物资,以满足自家的日常开销。也正因如此,蜀国才能全力输出蜀锦来换取大量财富,用以支撑起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蜀锦的附加价值,还体现在外交上。据《秘府略》引《诸葛亮集》记载:“南方大种夷侯来诣阙,及吴王求锦者,乃承诏出之。其小种夷及市买,一切不宜用锦。”
所谓“诣阙”,指西南夷对蜀汉的朝贡行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当地大姓(如孟获等)“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充继军资”。马谡提出的攻心战术曾被诸葛亮采纳,所以,为了让南中大姓死心塌地向蜀国效忠,诸葛亮必然要有所回馈。刘备当年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他自然也可以用蜀锦来拉拢南中大姓,从而构建西南夷与蜀汉政权之间的政治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对“大种”与“小种”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更像是一种“羁縻”手段。“大种”在部落中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只要降服了他们,其他“小种”自然会纷纷归附。在此情形之下,诸葛亮赐给“大种”蜀锦,非但可以加强他们对蜀国的归属感(或身份认同),也能帮助“大种”在部落中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威严,进而更好地替蜀汉稳定住南中局势。
当然,蜀吴往来时,蜀锦便只是一种维系双方友谊的润滑剂了。孙权求锦,诸葛亮向来大方;在张温出使蜀国期间,诸葛亮还以私人身份赠送他两匹熟锦,以至于后者回到江东后,仍对蜀政赞不绝口。
更有意思的是,吴魏在得到蜀锦后,也可以转赠给周边小国,亦如蜀汉之于南中。魏文帝曹丕曾在《与群臣论蜀锦书》中这般写道:“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曹魏经常把蜀锦赏赐给鲜卑或其他小国(如日本),故蜀锦质量有所下滑时,鲜卑大族都感到嫌弃。仅此一例,既能表明蜀锦是曹魏主要的赏赐手段之一,也体现出了蜀锦在北方的受欢迎程度。为此,日理万机的曹丕还曾专门下诏,劝说衮衮诸公,应少买蜀锦为妙。
电视剧中,诸葛亮送给司马懿蜀锦女裙。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只是,世家大族经年累月养成的奢靡风气与窖藏习惯,又岂是曹丕一篇小作文能轻易阻止的?君不见,遥远的西南地区,丞相大人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蜀锦,轻摇羽扇,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5、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7、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与发行》,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8、余明侠:《诸葛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蜀锦史话编写组:《蜀锦史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10、陈彦良:《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1、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12、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13、吴方浪:《汉代“蜀锦”兴起的若干原因考察》,《丝绸》2015年第9期
14、刘运杰:《决敌之资:蜀汉的蜀锦政策再析》,《湖北文理学院学报》第42卷第10期
15、蓝勇:《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
16、何一民:《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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