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诛心！雷锋竟被配上了日军宣传照

人教社“丑插图”引发的轩然大波还没过去，5月29日，又出了一件全网震怒的出版事故。

在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同步巧讲精练》教辅书当中，一幅日军士兵背着老奶奶的照片竟然成了“雷锋做好事时付出的艰辛”的配图。

封面显示，该书由“举一反三”品牌团队和金星国际教育集团《教材全解》团队联合出品。主编叫薛金星，估计是《教材全解》团队负责人。

据天眼查显示，金星国际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已告解散。

30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称，正在查找配图错误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该问题，暂时说不上来原因。

如此匪夷所思的“错配”，发生概率几乎为零，因为雷锋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难道配图的不是中国人？

这不是“马虎粗心”，而是处心积虑；不是不认真，而是“太认真”。

这张侵华宣传照，距今至少有80多年时间。

最初它刊登在侵华日军宣传画报上，时间是1938年11月。由《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在中国“拍摄”，再送到日本本土的宣传机构，由其挑选出一些照片印制成册，一部分留在日本发行，一部分送到中国及国际上。

日军给中国小孩送糖果照片在这些宣传品当中也经常可见，目的都是美化日军侵略行为。

这种画报一直出版到日本投降为止，大概出了100多辑，后来成了日军侵华的罪证。

日军侵略中国时，是“杀人诛心”两种手段并用。

杀人，用的是枪炮刺刀；

诛心，用的是笔墨纸张。

有的时候，诛心比杀人更可怕。

以前我写过几篇日资报纸在全面侵华前的布局情况。报纸只是其中的一面，日本人还对中国的教育界和出版界发起了进攻。

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在东北扶持了傀儡政权–“伪满”，日本人搞起了“中日文化提携”，其实就是奴化教育。

这个说法是在三十年代初由日本外务省提出，在日本国内叫“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

大藏省拔款三百万日元（当时是巨款），逐年递增。昭和十一年（1936）又派出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各地，具体落实“文化提携”计划。具体手段：

一、在华北以人文科学为主，在上海以自然科学为主。收买立场不坚的中国学者为其所用、许以名利；

二、设立医学机构，研究中国灾疫规律，以慈善名义为细菌战铺路；

三、对日本国内的中国留学生进行分化、吸收、培养亲日派，同时，在中国教育界寻找为日本人服务的目标。

四、技术合作，日本主导（矿源开采）。

要将这些计划落实到位，没有汉奸配合，是无法想象的。

1935年，土肥原贤二花五万大洋收购天津《庸报》，由日本同盟社接管，为全面侵华作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庸报》由日本情报机构“闻人会”的骨干大矢信彦接办，成为了“北支派遣军”机关报。

“北支派遣军”有一个庞大的“笔部队”，“日军背老奶奶”的画报就是属于“北支派遣军”，其它日本新闻社也有一些画报。

1938年4月，日本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后，这些画报全部整合，对中国的宣传领域、教育领域、出版领域发起了最疯狂的进攻。

上海情况最为复杂，各国势力交错，日本人也难以全面出击，于是它们选择了更加隐蔽的手段。

1936年11月，日本外力省拨款6万日元，在上海的四川路和福州路的转角交汇处，也就是四川路149号的宏业大楼一楼，租用六间街面房，以日本风格装修了“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

馆长为上崎孝之助（《朝日新闻》负责人之一，日军特务），理事会共有九人，只有一名中国台湾人名叫赖贵富（《朝日新闻》记者，小特务）。

日本人打着教育旗号，邀请汪精卫前来视察，汪精卫写下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题词。

“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它并不赚钱，真正目的是想通过书籍交流对上海学校进行渗透，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提前收集情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抵制了“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日本人闭馆停业。

1938年6月，又开门迎客，改为主打儿童刊物，只允许青少年、幼童进入，小孩看画报，还有糖果吃。

有中国记者决定亲自带着小孩去看一看，结果发现画报的内容全是描绘日本小孩如何健壮、如何聪明、如何优秀，是东亚希望之所在。

该记者回去后写了篇专稿，指出日本人在对中国小孩进行奴化教育，结果有人送来一只血淋淋的断手到报社，让他停笔。

除了教育类书籍，日本人还要在上海控制印刷厂。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伯鸿早在1932年就识破了日本人的意图，他撰文写道：“日人在沪所设印刷厂不下十余家，均为日人代印。”

印刷厂投资巨大，这是日本人在为后来的出版物做准备。

日本人芦泽民治用五万大洋在海宁路创办了芦泽印刷厂，起初只印香烟盒子，七七事变后，就直接转为日军出版机构，直到1945年才被中国没收。

这种只赔不赚的印刷厂还有三井财团的上海印刷厂，古董商小林荣居的美术制版厂。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印刷厂除了为日军出版宣传物，还负责制造炸药引信。

在书店方面，以日本人创办的“至诚堂”为主，地址在虹口吴淞路与海宁路的拐角，与芦泽印刷厂非常接近，协同“作战”。

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日军及外务省就在中国布置了出版网络，这些报纸、书店、印刷厂还有那些自甘附逆的文人，联起来就是一张天罗地网。

1937年后，它们的宣传品就不断地在中国出现，要从思想上令中国人自轻自贱，放弃抵抗，甘心被奴役。

这些出版里，到处都是“皇军圣战雄姿”，每天都有皇军“尊老爱幼”的感人画面。

逢年过节，日本人还要在社会上、学校里搞征文活动，稿费丰厚，只要你愿意夸夸“皇道乐土”的美好明天。

随着日军战败投降，这些毒害中国人的出版物也都烟消云散。

战后日本所有教育和出版机构由美国占领军控制。但几十年过去后，这些毒汁又想向中国教育界、出版界渗透。只不过，幕后黑手更为复杂罢子。

雷锋竟被配上了日军宣传照，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哪有这么多的错配？

记得去年这张火遍网络的“日本地铁小萌娃”吗？

做文案的人完全知道小女孩是中国人，坐的是杭州地铁，跟日本毫无关系，却非要写成“日本人自信和勇气，真可爱”。

“精日”这种移花接木手段跟“日军背老奶奶”配雷锋，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这段时间不断爆出的儿童出版物的异常现象，事出反常必有妖。

对照当年日本对中国教育界的侵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僵尸仿佛在复活。

在它们口中：中国人不能爱国、不能反抗，不能存在英雄、伟人，也不能有成绩，动不动还要全民反思。

而别人家永远是正直的、文明的、可爱的，颠来倒去全是对的。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奉劝那些利用教材毒害下一人的名利双收的“聪明人”，早日自首，因为东京救不了你们，华盛顿也救不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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