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信
本文转载自：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
【导读】如何理解中国的治理逻辑？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预言的那样崩溃，反倒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统一对中国如宗教般重要？为什么在中国治理结构下，能够实现和平与发展，并朝着共同富裕迈进？为什么中国的复兴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本文从治理逻辑与治理结构出发，讨论和回答了上述问题。作者指出，过去2000年来中国所有的制度设计和治理逻辑，都围绕国家统一、天下太平这个目的而展开，直至今天。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从周公到孔子，经过数千年来亿万人民的实践和腥风血雨的打磨，早已成为中国治理逻辑的潜意识。表现在传统制度上，就是天子与流官共天下：前者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统一、发展和共同富裕，后者则从垂直和水平方向实现了公平和广泛的代表性。今天，中国的基本治理框架仍遵循这一轨道，但新中国对治理逻辑的升级是全方位的。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具有高度组织性，充满活力，能够代表人民长远利益的政治组织。
作者认为，从历次盛世的规律来看，我们这个盛世才刚刚开始，只要实现统一，不内乱，盛世就能长期保持下去。因为天子流官体制本身具有自我纠错能力，“改革开放”更为克服大一统体制的僵化注入了新动能。他认为，改革开放应该理解为“用开放的心态去适应”。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条主义，制度一定要不断适应变化的世界，只要是有效的制度就学习，不封闭自大，才能引领世界的变化。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就是制度本身。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历史观察”专栏特稿，原题为《中国的治理逻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的治理逻辑
我在上海办公室要安装一台新电脑，来服务的IT工程师是一个非洲黑人。小伙子中文讲得很溜，技术熟练。一问，老家卢旺达。除了感叹上海的国际化以外，我也对卢旺达发生了兴趣。
卢旺达是中非小国，没矿，没油，连出海口都没有，完全没有存在感，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在1994年一夜成名，在一百天里一百万人被屠杀，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每天一万人被杀，而且大多是以砍刀砍头的方式进行的。人们挥起屠刀杀死他们的邻居、同学、同事，甚至家人。腥风血雨，人间地狱。
快进到2019年，卢旺达GDP增长9.4%，世界第一。而且从2000年到2019年20年间，平均GDP年增长率超过6%。贫困率降低一半，人均预期寿命从25岁提高到64岁。营商环境评分全球排名第38名，超过荷兰。首都基加利是非洲最安全的城市。基础设施在非洲首屈一指。普及了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妇女地位大大提升，妇女在议会中占比超过60%，世界第一。虽然依旧贫穷，但充满希望，卢旺达在非洲是天堂一样的存在。
谜底大概来自一个人——现在的领袖卡加梅。六年间，他领导的团队从难民营打回卢旺达，夺取政权。在中部非洲打了个地区大战，战无不胜，为卢旺达赢得了一个独立和平的外部环境。卡加梅从2000年开始正式担任总统。政治上消除民族差别，建立强力、廉洁、高效、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经济上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建设基础设施，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事实上卢旺达和中国关系非常好，基础设施基本是中国帮助建设的，连阅兵仪仗队都是中国帮助训练，喊中文口令。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卢旺达小伙子可以讲着流利的中文，为我在上海装电脑了。
过去20年，我跑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看风土人情，听他们的故事，思考中国的事情。回首看来，各国命运起起伏伏。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到天堂。
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绝对不是石油，不是矿产，不是关键的港口和运河。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坚信，地狱和天堂之别，就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卡加梅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卢旺达变成非洲的榜样，李光耀可以把弹丸之地新加坡变成世界的榜样，而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通过100年奋斗，40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本来在亚洲都出不了线的中国，带进了决赛，可以和美国争夺世界冠军。反观无效的政府让阿根廷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让流淌着石油的尼日利亚没油可加，无政府的索马里继续在绝望中挣扎。
可见，能否建设有效的政府，是走向和平发展的幸福之路还是堕入危险、绝望的地狱之门的关键，值得仔细探讨。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政府，如何评价一个政府是否有效？
我的职业是管理企业，评判一个企业管理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看业绩。而评判一个管理人员的表现，看KPI。但一个国家政府的好坏怎么评价呢？
抛开复杂的政治理论，我认为衡量一个有效政府应该有三个主要指标：和平稳定，经济发展，共同富裕。这三个指标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稳定为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共同富裕才能长治久安。不论理论家、政治家讲什么神圣的理论，普通人需要的是柴米油盐，是成家生子，是生老病死。不能让绝大多数人民普遍富裕、生活越来越好的政府就不是有效的政府。
在最近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韩国被正式列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自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以来，首次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晋升”为发达国家。六十年只有一个毕业生，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发展模式的企图并未成功。
抛开所有口号，抛开意识形态的借口，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给有效性打分，结果一目了然。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各派有各派的说法：人的问题，政策问题，文化问题，等等。里面有没有治理逻辑的问题呢？
美国认为自己享受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它提供了全球的公共产品——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维持了世界近40年大体上的和平。所以美国可以不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要求别人遵守；美国可以发美元向大家收铸币税，因为养警察要收税……
Pax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专指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到奥留良皇帝在位的200多年，那是地中海世界基本没有战争的黄金时代。从那以后，欧洲人的梦想就是回到罗马，重享百年和平。所以中世纪有神圣罗马帝国，德国皇帝也自命为凯撒，俄国沙皇的“沙”也是凯撒，大英帝国也要做罗马，美国就是罗马的翻版：回到罗马是欧美的政治理想。
但是罗马以后再无罗马。欧洲在罗马帝国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百年和平。整个大陆分裂成了无数小国，战争不断。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时期是春秋战国500多年，战争连绵不断。特别是战国时代，动辄斩首以万计。长平之战，赵国被杀40万战士，一代青壮年基本全部被杀。在杀戮的血海里，古人深刻地意识到和平才是全体人民最大的利益。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生存。
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生存。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和欧洲不同，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约2200多年间，我们合多分少，实现了1600多年的统一和平，占比超过80%！我们不但有第一个罗马——汉朝，还有隋唐、宋元、明清，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统一，这是天下太平，包括了古人能力所及的世界，周边的民族，都基本实现了和平。
在罗马之外的世界还存在一个在比罗马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天下太平：天子治下的和平 （Pax Sinica）。
2017年夏天我周游欧洲，一口气去了15个国家。这些所谓“国家”，大的如英国，只相当于广东省，小的如马其顿，是一个小县。瑞典800万人口，相当于徐州。如果以此类推，中国可以有20个左右英国一样的大国，可以再分成约150个瑞典一样的中等国家，1000个以上类似马其顿的小国。
所以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治理逻辑。很难理解为什么统一对中国那么重要，因为人类历史上除了华夏，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把亿万人民同化，认为你我他属于一个国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过去2000年来中国所有的制度设计、治理逻辑都是围绕国家统一、天下太平这个目的在展开，直到今天。
所以要抛开西方的政治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治理逻辑。近代的生搬硬套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造成了中国人自己的迷惑。
美国号称“Melting Pot”，民族熔炉。所有人到美国都最终变成了美国人。其实中国才是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熔炉。所有进入中国的民族，都最终成为了中国人。从最早的东夷北狄南越，到匈奴鲜卑羯氐羌，再到突厥契丹和女真，都在这个大熔炉里混合成为一体。
美国是个现代移民国家，可以依靠科技手段来洗脑，实现国家认同。中国古人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是怎么做到让亿万人民形成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呢？
美国CIA评外语难度，汉语一直是最难学的外语之一。汉字是所有主要语言中唯一一个非字母文字，连古埃及象形文字，那些好看的图画，也是字母。学习汉语，没有捷径，必须记住几千个字才能读书，所以我们小学语文的主要时间都在练习默写。圣经上说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夏娃，让他们的子孙在地上说不同的语言，不能沟通，所以他们就自相残杀。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运气使然，我们的祖先为一个大陆的人民创造了一个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工具，破了这个咒语。虽然语言不同，但大家认同样的字，读一样的书，就有了同样的思想。一纸政令可以天下通读。因为有统一的文字，各地的语言就变成了“方言(Dialect) ”，而不是独立的“语言（language）”。如果是字母文字，各地的人就会用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开始读不同的书。人们不能交流，没有认同，自然会四分五裂，如欧洲。
所以过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能力是会写文章，考试最重要的内容是制式写作——八股文，因为重要工作的主要沟通工具是文字而不是口语。就像我早年到日本，日语不会，碰上不讲英文的日本人，急了可以笔谈。一个统一的、不能本地化的文字，成为文化认同的核心工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要急于发明造纸和印刷术了。
过去150年有很多人想把汉字拼音化，而且也发明了拼音，但是一直搞不成。因为文字拼音化就是国家分裂的开端。所以汉字可以简化，不能拉丁化。
共同的文字又促进了共同语言的形成和保持。从周朝的雅言，到洛阳官话，到今天的普通话，读书人都能掌握和书面语言一致的官话。读书人又慢慢带动民间。
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传统为统一民族的形成和天下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
2011年我第一次到埃及，和朋友的孩子聊天，她问我一个问题: What’s your religion? 你的宗教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拿出身份证给我看，其中有一栏是宗教，人人必有宗教，就像要填性别一样。我说我没宗教，惊得孩子目瞪口呆。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宗教是一件很私人，甚至很遥远的事。虽然偶尔也会拜神佛求保佑，但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来没有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国人把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当成理所当然，但在欧洲历史上，政教分离是件了不得的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儒家没有上帝，佛祖也是个凡人。中国人怎么解决终极问题？你从哪来，到哪去？如何面对死亡呢？
其实中国在商朝时非常信鬼神，杀活人祭祀。后来出了个周公，他利用周灭商的机会，抛弃了鬼神崇拜，建立了世俗的人文主义信仰。这种信仰简单说就是，人活着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神。
所以“人命关天”，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这里的“人”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逻辑非常简单，我们都从祖先那来，到子孙那去；人死后回到了祖先那去，香火由子孙传承。人作为个体会死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会永生。
所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葬入祖坟，进入宗庙，有儿子年年祭祀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没有儿子就在宗教意义上永远死了。所以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是让人家断子绝孙。所以计划生育如此之难，生男生女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宗教性质的问题。
所以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为人生的目的是家族，是种族，是人类的血脉传承，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所以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牺牲自己，为了大家；所以疫情来了，该封城封城，该隔离隔离，该扫码扫码。因为整体生存大于个人自由；所以中国人最爱记历史，从公元前800年开始，2800年来每一年都有文字记载。因为历史传承就是信仰的传承。
这个逻辑如此简单易懂，同时和国家治理、日常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成为抵御外来宗教的强大力量。
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很简单——和平安定，经济发展，共同富裕。能够让子孙繁衍，让人类永生。
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00年实现“小康”的目标。当时大家对什么是“小康”一头雾水。我那时刚上初中，我们一个语文老师卖弄学问，给我们抄了一段当时很难看到的话。多年后想起来，再翻出来看，有一种石破惊天的感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大同篇》）
原来“小康”是2000多年前《礼记》中记载的教导。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写的“天下为公”，联想到“世界大同”，联想到为人民服务，联想到扶贫，联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联想到共产主义理想，会发现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是维持这个制度的精神力量，因为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能领导人民。
这个政治理想不是高贵地为了实现神的天国，而是谦卑地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平等和长远利益；这个理想是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个理想体现了自然法则下的秩序；这个理想如此朴素，又如此亲切。
这就是中国制度的道统。相当于宪法的序言，或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个道统从周公到孔子，再通过2500年，经过亿万人民的实践、腥风血雨的打磨，已经成为了中国治理逻辑的潜意识。不论是谁当政，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国泰民安，最终走向胜利；偏离了这个方向就会被历史抛弃。
在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中，有三种力量互相制约：天子、流官和百姓。在中华文明里，天子一直是正面的、文明的象征。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矫枉过正，把天子等同于皇帝，等同于昏君，再等同于专制和落后。实际上，天子一方面是皇帝本人，另一方面是一个机构化的存在，代表了法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天子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统一、发展和共同富裕。开国天子的产生是通过最激烈的竞争——战争的方式产生的，胜利者是最有才能，获得最多支持和运气最好的团队。执政的初始合法性来自能够重新统一，实现天下太平，持续的合法性则来自发展经济，人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天子和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如果百姓不满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子就失去了合法性，就会被推翻。官僚往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总有贪官欺压百姓，总有天子惩治贪官。古往今来，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惩治官员最多的国家。天子、官僚和百姓三者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宋江反贪官不反朝廷。但是只有天子也不行。汉高祖感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安得文士兮治国家。怎么才能长期有效治理如此之大的国家，促进融合而不是分裂呢？罗马以后，欧洲是教皇下面的封建贵族制。一层一层世袭贵族，有点现在承包制的味道。好处是管理半径小，成本低。坏处是没有真正的统一，一言不合就开打，征战不休。从秦朝开始，中国独创了一个制度——流官制度，解决了这个问题。流官制度顾名思义，是官员要流动起来。各地的官员由中央统一选拔、任命和考核，并且不断轮岗。基本上一个地方的主要官员都不是本地人。通过流官制度，可以消除地方势力，使精英阶层互相交流融合，形成统一的核心团体和力量。以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为例，生于海南，先后在浙江、江西、云南、北京、南京等地任职，最后死在南京。那可是每一步都要靠双腿行走的年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方法，在欧洲很难想象，一个意大利西西里人，可以在德国、法国、瑞典、伦敦做官，最后死在维也纳？流官制度听起来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第一个实验这种制度的是秦朝，秦始皇派秦吏到新建的郡县做官。这些外乡人很快被杀，被赶走，秦也随之灭亡。要想流官制度长期有效，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能够选拔和培养足够多的人才；二、这些人能够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通用的沟通和管理技能；三、能够代表所有地区，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四、能够以公平的方式选拔精英，让社会各阶层认可。秦朝的经验表明，靠一个地区的干部管理全国并不可行，所以汉朝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改革，实行推举制，后来改成察举制。各地郡守推荐孝廉、秀才等，中央考核，在太学学习培养，然后任命官吏。这个制度满足了前三个条件，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让汉帝国统一了400多年。但是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推荐标准不统一，推荐变成了利益交换，形成了新的贵族制度——门阀士族。这些家族在地方上控制一方，在中央彼此交换利益——有点像现在的菲律宾——所以才有了袁绍家四世三公的局面。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终于堵上了最后一个漏洞。科举打破了人类历史上最普遍存在的血统制，让所有人，基本上（当然有例外）不分民族、种族、阶级、财富都可以按照公开透明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进入政府，成为社会精英，向上参与治理国家，向下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个制度如此有效，获得人民如此拥戴，以至于在中国过去1000多年变成了宗教一样的存在，对考试公平的追求到了极致。为了保证公平，甚至牺牲了内容。后人对八股文口诛笔伐，但是想当初八股文是最公平的。首先，这是标准化考试，标准统一。而且只考四书五经，使学习成本最小化。穷人家只要能买得起几本书，一共就几万字的材料，努力就有机会。如果像现在的素质教育，钢琴、冰球加慈善，科举就又回到了汉代的察举——所以批判衡水中学要小心。所以过分的补习班和贵族学校最终都要受到打压，因为差别教育让阶层固化，动摇国本。在中国，能和美国大选媲美的全国性动员是高考。那三天全国干部、警察加班，父母请假，白天汽车不能鸣笛，微信朋友圈刷屏。考试才是中国的选举。标准化考试只是实现公平的第一步。为了保证地区代表性，中国进士名额按省份，大体按人口分配。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参加考试是严重的犯规行为。听起来是不是耳熟？以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以统一考试为选拔标准的制度，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精英领导国家。考中只是进入体制的开始，与之配套的是严格的培养考核制度。从宋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有完整的基于KPI的考核培养制度。官员基本上要从县官开始，不断磨练，定期考核。而且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从地方到中央，从司法到行政，不断轮岗。能当上宰相的都是百炼成钢的政治家。在这个基础上，基层考试选拔的秀才和退休的官员形成了乡绅阶层，代表本土利益，和流官制度互相制约，也互相补充，形成了稳定的结构。有点像今天以政协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制度，把体制外的精英也团结起来。这个制度如此合理，由哲学之王做天子，不分阶级出身，以公平的考试选拔人才，简直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暗合，成为17世纪欧洲反对贵族和教会统治的榜样。按照伏尔泰的说法，中国是那个时代的灯塔国。套用现代西方的术语，这个制度是另外一种模式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从垂直和水平方向实现了公平和广泛的代表性。做投资时间长了，每天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发现治理结构好的公司业务不一定好，但治理结构出问题的公司业务一定不好。如果把国家比作公司呢？一个极端是美国。美国政府就像美国的公司一样，可以算是没有大股东的上市公司。选民就是股民，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就是国会，请个CEO，就是总统。大家都是专业人士，透明、法治、按规矩办事，看起来很好。但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管理层自肥。另一个极端是沙特，纯家族企业。一个股东，国名都是他们家的姓，基本是家族成员管理国家。家族企业的好处是，自己的产业会比较在意，决策比较快，但碰到差的继承人就会垮掉。基本上所有国家都能由此类比。有人问新加坡算什么？答：上市的家族企业。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因为上市，更透明，有规则，而且能够吸引比较好的人才参与管理，再加上规模小，非常有效。那问题来了，中国属于哪种？肯定不是美国意义上的上市公司，也一定不是家族企业。我们平时看公司看多了，其实有另一种治理结构非常普遍，那就是合伙人制度。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大多数顾问公司都是合伙人制度。最典型的就是我服务过的麦肯锡咨询公司。麦肯锡是1926年由麦肯锡先生在美国创立，迄今已95年历史，是世界顶级的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员工有30000多人，每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麦肯锡已经成为卓越管理的代表，这样一个组织，居然没有公司意义上的股东，和麦肯锡先生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关系。麦肯锡治理结构的特点是：初心不变，客户第一(Client First)。以为客户解决重大战略问题为宗旨。靠理念而不仅仅是钱来激励员工。组织统一(One Firm Policy）。麦肯锡的工作方法、交流语境、科技手段等全球统一。把一个人从莫斯科派到北京，接上电脑就可以加入团队，开始工作，基本没有违和感。内部培养。主力的咨询顾问是大学或MBA毕业，直接加入，不断淘汰，培养。最后成为合伙人。基本不在外面招聘经理以上的人员。任人唯贤。严格的按能力（meritocracy）的全方位考核，按照结果晋升或淘汰。注重培训。除了日常繁多的培训外，每个重要级别的提升，都有专门的脱产培训。注重调研。重要决定要反复调研。记得2002年非典，公司要节约成本，在选择长途电话加密码（可以降话费），还是减少晚餐补贴上，还进行了专题调研，发明了痛苦指数。结果是，长途电话加密码，对每天要打很多电话的同事来说痛苦指数非常高。而每天50美元的晚餐补贴，完全是按照美国标准，在中国可以请一家人吃饭了，所以改成15美元，基本无感。集体领导，协商决策。重要人事任命和决策在合伙人之间充分酝酿，形成共识后决定。因为没有股东，合伙人大都利益一致，内部可以吵，但对外很团结。所以决定的过程看似有点乱，不透明，实际上总能酝酿出对公司最好的策略。即使有错误，也能及时纠正。这样一个靠人和的组织，历经近百年，人换了很多代，依然不断壮大，生机盎然。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合伙人组织是罗马教廷。1700多年来，教廷经过无数风雨，但作为一个组织能够不断变化，适应环境，到今天依然生机勃勃。仔细看教廷的组织结构，也是典型的合伙人制度。保持信仰的初心，建立统一的组织，团队自己培养，任人以能，虽然不透明，但总是能够通过内部酝酿形成合理决策。内部不管声音多么不同，对外总是很团结。看起来是不是眼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型态，和麦肯锡有很多类似之处，非常像一个合伙人制度：内部培养，核心的干部全部是工作就入党，经历没有断层；内部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对外团结——总有人将此视作所谓党内斗争，党要分裂。殊不知，这是合伙人制度的特点和优势。阅读现在西方主流的媒体，世界变成了黑白的，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其实西方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也是某种合伙人制度。在罗马是元老院；在美国是精英合伙制，就是川普提到的华盛顿内部人（Washington Insiders）；在日本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前贵族的后代；在韩国是政法培训班毕业生；在英国是贵族里的牛剑毕业生；而在法国，历届总统都出自戴高乐创建的法国行政学院……中国共产党吸收列宁主义，建立了有高度组织性，充满活力，能够代表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组织，面对3000年不遇的变局，把中国带出了乱世，重新回到和平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轨道上。
2016年，一个朋友公司搞年会，请我做嘉宾。他们的规矩是所有嘉宾只能讲业余爱好，不能讲和自己专业有关的话题。所以，我就不能讲投资，于是选了个我业余爱好的历史话题：“盛世还能走多远”。历史上的盛世就是国家统一安定，人人有工作，有饭吃，弱势群体得到照顾。以此为标准，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就已经是盛世了。那这个盛世还能持续多久呢？有人天天喊“中国崩溃论”，我们这一代未来会在盛世里享受生活，还是将在乱世中挣扎？我喜欢年代数字，爱看中国历史年表，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从秦开始，中国王朝的演变规律，基本上是先有一个短王朝或动乱，然后再统一成为一个长王朝，开始进入盛世。长王朝持续大约250-300年。而且长王朝也有规律，一般是开国皇帝非常强势，但在位20年左右，晚年会有一个动乱期。第二个皇帝比较弱，如果挺过来，大概有100年的和平盛世。秦是短王朝，只有14年。汉是长王朝，西汉东汉和平时期加起来超过350年。刘邦死后，惠帝时吕后专权。从文帝开始，文景之治，再加上汉武帝，一共93年，祖孙三人创造了大汉的顶峰。中间王莽篡位，但很快就光武中兴。汉末动乱了36年后曹丕称帝，进入三国时期，又过了60年到西晋统一。但这个时候，历史出了轨。西晋第二个皇帝晋惠帝是个弱智，没熬过去，造成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一下动乱了300多年。隋朝统一37年，是个短王朝，然后是大唐，统一了289年。唐太宗算是第一个真正统一的皇帝，他死后高宗弱，武则天当政，乱了一段时间。直到唐玄宗政变上台，一口气统治了50多年，有了开元盛世。然后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但基本上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唐之后是五代十国，大概50年。然后是两宋，319年。因为没有完成天下统一，所以酿成了靖康之变。但总体上维持了北宋+辽、南宋+金两个100多年的和平时期。元朝是个短王朝，和平维持了不到90年。然后是大明朝，又是一口气统一了276年。朱元璋死后，第二任皇帝镇不住，造成靖难之役，到永乐大帝才大放光彩，修北京城，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后面有土木堡之变，有张居正改革，但基本上是和平盛世。明末农民起义，满清成立，到清统一，大约动乱了30年。多尔衮实际上是清入关后的第一个掌权者，第二个是顺治皇帝，早亡。康熙四岁登基，鳌拜、三藩乱了一通，但统一不可阻挡，一口气和平了近150年，直到太平天国。之后同治中兴，又存在了50多年，一共267年。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是38年。人民共和国在毛主席晚年经历了10年动乱，但邓小平拨乱反正。从1979年到2019年，40年间蒸蒸日上，盛世重现。西汉70年是汉武帝元光2年，他在位才8年，对匈奴的大反击刚刚开始。霍去病8岁，要10年后才显风采。唐70年是唐睿宗垂拱4年， 2年以后武则天才称帝，25年以后才开始开元盛世；67年以后才是安史之乱；李白13年以后才出生；杜甫24年以后才出生。北宋70年是1030 年，宋仁宗即位8年，仁宗盛世还有31年。据靖康之变还有93年。苏轼 7年以后才出生。大明70年是1438年，明英宗正统4年， 朱棣大帝刚刚过世14年。王阳明34年后才出生，距离张居正出生还有87年。大清70年是1714年，康熙48年。乾隆皇帝才3岁，距离鸦片战争还有126年。如果这个规律成立，我们这个盛世才刚刚开始，想想“李白”和“苏轼”还没出生，“乾隆皇帝”还在吃奶。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呢？我们平时学历史，一般总结王朝灭亡的原因是王朝末年皇帝昏庸，大臣腐败，官逼民反，所以垮台。真的吗？大明朝张居正改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张居正开始掌权是1572年，那时大明朝已经过了202年。按理说，应该是皇帝基本不靠谱，该腐败的也都腐败了。但只用了10年，到1582年他死时，内部府库充盈，对外任用戚继光，北方安定，国家重新上了轨道。凭着这个积蓄，万历皇帝在朝鲜打跑了日本，平定了宁夏和云贵的叛乱，号称万历三大征。而且除了统一税制的一条鞭法，张居正没有创新什么制度，只是提拔能干的人，把原有的制度认真执行，认真考核，国家就焕然一新。天子流官体制非常有自我纠错能力。因为宰相来源于民间，体制有新鲜血液。因为在宰相心底，有“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的政治理想。因为两千年的实践，有非常完备的治理工具箱，只要翻翻史书，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在，只要用心去做就好了。而且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只要不内乱，就不会亡国。两晋是八王之乱给了胡人入侵的机会。两宋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给了蒙古人机会。大明亡于李自成。因为只要中国实现了统一，就像草原上的大象，虽然性格温和，但太大了，除了自己，没有天敌。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和平解体，王朝覆灭哪？答案是气候。竺可桢先生从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写了一篇论文《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从中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而不是吏治失败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穿越到崇祯年间，和平200多年，人口达到了1.2亿，基本是土地承载的极限。气候变冷，粮食产量下降而且持续40~50年，这完全超过了政府的救灾能力。百万级的饥饿流民造反，战争造成田地荒废，饥荒不断扩大。更多的流民，更大的战争，更大的饥荒。最后大家都卷进来，社会崩溃，神仙也没办法。这是内乱。更糟的是，北方变冷，游牧民族遭受白灾，只有加大南下抢劫以图生存，这是外患。因为没有粮食，人们挖田鼠，造成鼠疫流行，十室九空，这是瘟疫。一个末世的完美风暴。另外的佐证是，中国的乱世和欧洲基本吻合。中国的汉对应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灭亡后的300年动乱，正好是中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时期。1600年后的70年，欧洲叫凯瑟琳冰期，大家逃往新大陆。1604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五月花号1620年到波士顿，也许不是完全的巧合。1850年前后是另外一个寒冷期，中国是太平天国，欧洲是著名的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苏联解体前，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说”，认为人类可以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好制度。冷战四十年，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正确的制度。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也是姓资姓社争论不休。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英文翻译成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我们开始也这么认为。不言的假设是改革有个终极目标，我们改到那个目标就胜利了。而且在很多人心目中，那个目标就是美国。直到川普把大家叫醒之前，我们还在下意识里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最近又在仔细读《小平文选》，不断有收获。我认为改革开放应该翻译成 Adaptation with an open-mind——用开放的心态去适应。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条主义，世界在变，制度一定要不断适应变化的世界，引领世界的变化。除了初心不变，其他没有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开放不是搞外贸，而是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只要是有效的制度就学习，不封闭自大。所以社会主义可以又是市场经济，所以大一统的国家可以有一国两制。改革是进行时，改革开放不是要改成某种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制度本身。因为世界在变化，今天再好的制度，不改革也会变成很坏的制度。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力量。记得90年代初，如果你看世界主要的报纸，都有新闻说中国的国有银行技术上破产了，不良资产超过40%，没有风控系统。但是从1993年底开始银行改革，到用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剥离，到引进战略投资人，到2010年农行最后上市。整个过程，国家一共投入了4万亿人民币，2010年四大银行国有股份市值大于4万亿。不但收回了全部投入，而且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健康的银行体系。过去40年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领域都在发生。从增值税到股票市场，从科创板到移动支付。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愿意改变的政府。看到问题，研究答案，小规模试点，积累经验，不断改进，然后推广。看到好的方法，不论出身，拿来主义。所以才有中国官员连续多年成批到新加坡学习，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一部无比庞大的机器，一个无比庞大的组织，以惊人的速度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变化。世界上总是有问题，我们总是用改革开放来解决问题。西方来的朋友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中看到党旗飘扬，总是搞不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制度？因为在美国的语境中，充满了姓资姓社的教条主义。按照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死去的苏联和还在挣扎的古巴、朝鲜。所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在大一统条件下克服僵化的希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就是制度本身。今天我们说“百年大变局”，实际上，鸦片战争后的说法是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碰到了一个比自己有指数级优势的文明。不仅有军事力量，而且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坚定的宗教信仰。就像我们碰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务一样，过去150年中国人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红军长征开始，西方的思想开始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一直到打赢内战，到改革开放，越来越清晰，治理中国的方法不是从西方的书里来的，而是要从中国的实践中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方向一致。中国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探索了一条适应3000年不遇之变局的方法。历史证明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领先，还是存在于技术层面而不是哲学层面。今天的中国在基本的治理框架上仍然遵循传统的轨道，因为这是实现天下太平的唯一方法。但新中国对治理逻辑的升级是全方位的，而且在不断迭代中。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来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到引进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工具，到用改革开放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探索不停。“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要有信心，只要不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法，中国就会不断创新，为人类文明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我喜欢在山里跑步，越野跑让我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有酷热、严寒、风雪、疲惫、伤痛，但是只要有前进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就一定会爬上前面的高山，就会离温暖的营地越来越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总是要和世界各国的客户和投资人打交道。酒过三巡，总是要面对一个问题，我管它叫“中国悖论（China Paradox）” ——为什么中国能在一个按理说随时应该崩溃的体制下，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按照西方的政治经济逻辑推理出来的中国，应该像苏联或古巴或北朝鲜，和现实的中国有天差地别的距离。每次我都试图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复兴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为什么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下，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什么统一对中国如宗教般重要？为什么中国总能以脑洞大开的方式解决几乎不可解的问题？为什么每年1.3亿中国人出国，除极少数人（犯罪分子为主）外，基本都回来了，没有人留在“自由世界”？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说着同样的词，但讲着非常不同的意思。用西方的语境解释中国的问题，让世界误解，让中国人自己迷茫。中国像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怎么表现都被周围的人骂，因不被理解而越来越有挫败感。这些问题逼着我学习、思考。这组短文就是这些思考的总结。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做好自己，朋友自来。毕竟成功的逻辑都是成功后总结出来的。只要中国和平安定，继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逻辑就会被世界理解、接受和学习。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历史观察”专栏特稿，原题为《中国的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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