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权的军事动员极限在哪里？有可能“全民皆兵”吗？

作者：郭歆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说起“全民皆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国家所有能拿得动武器的人全部上了战场。实际上，全民皆兵可以有，但全民当兵是绝无可能的，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兵队伍。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现在可以确定，所谓“全民皆兵”的极限，是二战时期的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的苏联，再加上苏联本身可以利用大量机器进行生产活动，节约大量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把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拉上前线。当然，这其实是战时无奈之举，战争一结束，苏联便开始火速复员军队。

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国家的军事动员极限又在哪里，“全民皆兵”的程度又能有多高呢？

兵民比例极限

正常情况下，国家对国内可有效利用的劳动人口是有限的。除去人口中占一半数量的妇女，再除去老人和小孩，可征之人的数量属实有限。另外，行军打仗，后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维持一支军队的吃喝拉撒，必要的民夫数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按宋代《梦溪笔谈》的说法，为了供养一个行军的士兵，需要3个民夫运送粮草物资。再加上古代国家生产力有限，必须要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力量。失去了这些基本力量，别说打仗了，整个社会先崩溃了。所以，别看古代战场动不动号称几十万大军，实际上，真正能够拉上前线作战的兵力，占全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纵观世界历史，最负盛名的全民皆兵要数斯巴达人。史书记载，斯巴达本族人口大约有4万人，扩大到为斯巴达人服务的奴隶和其他自由民，斯巴达国家的总人口大概30万。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只占斯巴达国家人口约八分之一。在拥有大量脱产人口的供养的优势条件下，斯巴达本族人进行了“全民皆兵”，但是，一次派出兵力的极限大概是1万人。这大概是斯巴达人除掉了妇女、老人和儿童，能搜罗到的所有可战之人口。结论是，斯巴达国家的实际动员的兵民比例，在1:30左右。

斯巴达军团。来源/纪录片《斯巴达人》截图

这个客观规律，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中国古代著名的“举国之战”应属长平之战。在这场大战中，为了争取胜利，秦国和赵国都进行了举国动员。史书记载，赵国300多万人口，动员了45万赵军参战；秦国500多万人口，动员了60万人参战。看上去，双方动员的人口都达到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比例十分吓人。但是，长平之战所动员的是人力，不是兵力，是脱产战士和运输粮食物资民夫的总和。依照秦法，为了避免影响社会生产，不能把一户人家所有男丁全征发去打仗，总要留下部分男丁来维持生产。以《岳麓秦简》《续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在秦国五千到一万户左右的一个区域，总共能抽调2000人左右的脱产士兵。一般，秦国一户人家五口人，即使是以动员能力极高的战国时期，一个国家所能动员的兵民比例大概也就是1:25-1:50之间。斯巴达人的1:30正好在这个区间的靠前位置。换言之，如果超过这个比例，国家肯定出乱子。所以说，古代社会兵民比例极限也就在1:25-1:30。到达这个区间，肯定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到了国运决战的时刻了。

纪录片中长平之战的秦军。来源/纪录片《喋血长平》截图

粮食是最大瓶颈

为什么这个比例是极限？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更大比例的动员呢？从斯巴达和秦国的例子可知，古代制约军队规模的最大物质因素是粮食。古代形容一个国家强大，往往用“兵精粮足”。我们算一下粮食账，先秦时期，中国平均亩产粮食大约在87市斤左右。两汉时期，提高到96市斤左右。唐宋时期，平均亩产粮食因为战乱天灾等原因，下降到90市斤左右，元代达到了115市斤左右，明清时期到156市斤左右。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作物生产水平勉强高了一倍。在没有科学育种、没有化肥农药的古代社会，农民再怎么拼命生产，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也很难挤出更多的余粮去供养脱产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