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经济神话背后的“中国+1”战略

4月7日，越南海防港一家电动汽车厂的生产车间。图/视觉中国

对于“越南出口额超过深圳”此类消息，苏南的机械制造业小企业主李斌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最近五年来，他和同行都收到过来自美国客户的邮件，告知将原本发给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到东南亚。不过，这并没有引起恐慌：接到新订单的那些工厂，往往还是这些中国老板投资的。

2018年后，除在国内保留部分“内需”业务外，李斌的企业出口生产重心也转到越南南部的新建工厂。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直接原因。李斌所涉的产业被美方课以25％的惩罚性关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此之前，由中国转向越南的产业主要是纺织业，当地媒体称这涉及珠三角地区的数千家服装厂。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部分科技、机械制造业也开始局部转移。

相比略显仓促的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巨头在越南布局更早。常为这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湄公河经济”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及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增加对越南的产业投资。2006年，英特尔在胡志明市开设工厂，成为第一批在越南建厂的跨国高科技公司。一年后，英特尔在越南的投资就增至 10 亿美元，而当时越南制造业整体规模不过百亿美元。

这种布局被称为“中国+1”（China Plus One）战略：为规避不可抗力和监管风险、节约人力成本，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形成“中国+1”。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屡屡出现的供应链中断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分散风险的想法。在一些企业的新规划中，“中国+1”升级为“中国+N”，越南也从过去的“1”转化为“N”的中心。

越南的外贸数据也在疫情之下“逆市上扬”，表现抢眼。2021年，越南全国贸易进出口额近6700亿美元，同比增长23％，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机械制造贡献最多。对最大出口国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增长25％，达960亿美元。这也让越南成为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比2020年再上升五位。当前，受雇于外商投资工厂的越南劳动力已超过600万人，是本世纪开始时的近20倍。但另一方面，越南的短板也很明显。在世界银行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越南在190个经济体中仅排名第70位。

“中国+1”战略的首选目的地

五年前，李斌开始规划在东南亚投资设厂。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拥有东盟第五大国际深水港的越南南部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相比于越南，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进出口货物多要先经香港、新加坡转运，“时间上至少多出一周成本”。

麦卡蒂指出，作为“加一”战略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优惠政策方面都有优势，越南则以交通、稳定和综合实力胜出，其中区位优势最为关键。越南北部与中国广西接壤，东踞南海黄金水道，拥有3200公里海岸线。其制造业中心就围绕北部海防、中部岘港、南部胡志明三个主要海港展开。

身居胡志明的越南商人米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部的红河三角洲离中国最近，铁路货运便利，方便对接上游产业链；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则因历史原因有更活跃、繁荣的私营经济环境。因而，三星、微软、佳能等国际巨头的投资多选择北部，中小企业则多向南部转移。

2021年，北部的直辖市海防是越南获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主因正是韩国企业LG增资21亿美元扩建显示器工厂，占当年该省全年所获外国直接投资的四成。另一边，李斌觉得南部工业区历史更悠久，配套更健全，胡志明市及周边省份的工业区企业入住率高达90％以上。

“投资建厂需要施工、消防、环评等一系列许可证，一些成熟的工业园区会代办，但其他工业区就不提供帮助，或者存在腐败隐患。”李斌说。此外，受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南北之间的农民工流动并不多，而南部的1000万劳动力中熟练技术劳工更多。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前四年免税、十年内减半的税收优惠，是越南多数工业区吸引投资的“标配”。但对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优惠政策在越南可以落实。“在东南亚投资建厂，要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全面开始生产，收回投资的时间就更长了。有的国家，政权都支持不了那么久。”李斌说，在有些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中方管理人员基本不会离开工业园区，但在越南，“感觉更像是在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国内”。

麦卡蒂指出，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以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为核心的“四驾马车”式领导机制几经迭代，但总体方针政策不曾改变。

在东盟，拥有和越南类似的投资友好环境的国家还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两者的劳动力成本高于越南。麦卡蒂分析称，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 50％， 2022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柬埔寨。而劳动力成本和越南接近的菲律宾，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又不如越南。此外，前述国家在交通便利度上都不及占据深水良港的越南和泰国，但泰国的政局不如越南稳定……

在签署自贸协定的数量上，越南也领先周边国家。越南在过去15年已加入了16个自贸协定。2020年，《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生效后，欧盟取消了对越南出口商品65％的关税，并将在10年内逐步达到99％的免除率。对工厂投资者们而言，这意味着产品进入欧盟的税率从约10％变成了0。

因而，综合考量成本、监管环境、社会稳定和对外开放程度、交通便利等国内外各方面因素，越南成为“中国+1”战略的首选目的地。

“利用越南制造”的逻辑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1”战略填补了美国市场每年500多亿美元的产品进口，其中越南获利最多，直接折算获利达82亿美元，而试图与中国竞争“全球工厂”的印度仅从中获利12亿美元。

在李斌看来，越南能在承接“中国+1”战略时超越劳动力十倍于己、产业基础也更完备的印度，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我转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就是最基础的加工和组装，然后获得越南制造的关税优势。”

过去，曾有一些中小企业通过中间人，用将货物转运越南再转出的欺诈方式冒充“越南制造”以享受关税优惠。那时越南政府对实施原产地欺诈的企业单次罚款仅为2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7万元），而此类非法活动的单次获利可达百万美元。

2019年后，越南对原产地欺诈实施了更严苛的打击措施。但“利用越南制造”的逻辑没有变化：无论企业体量大小，从中国和日韩获取上游材料，在越南加工，再出口欧美，是绝大多数外资工厂的经营模式。“越南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这种模式，但也决定了其局限性：在这里设置下游工厂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位置好、物流方便，那我就没必要在这里建设产业链”。

这种商业逻辑决定了如今越南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疫情前，越南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五年内从92亿美元飙升到161亿美元，但绝大多数资金都是建设中下游的加工制造业工厂。这些工厂贡献了最多的进出口增加值，但因为没有配套产业链投资，这些工厂的零部件采购本地化率平均仅为36％，不仅远低于中国和印度，也低于多数东盟国家。

当前，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加工产品是电子产品，出口量居全球第12位，其中手机出口位列全球第2名。三星的手机、任天堂的游戏机、LG的显示屏和苹果的AirPod从海防和胡志明市源源不断发往全球，数量以千万计。但在电子产品出口贡献了年出口总额四成的同时，电子零部件进口也占到了越南年进口总额的六成多。这些进口零部件七成来自东亚地区，三成多来自中国，且基本享受零进口税。

对越南经济贡献仅次于电子产业的服装和纺织业，出口额占越南GDP的比重高达16％，雇佣劳动力超过270万人。但是，以裁剪加工为主的下游低附加值部门占该产业的70％，这导致拥有良好原料种植和生产潜力的越南必须大规模进口面料，其中五成多来自中国，超九成来自东亚。

在米卡看来，这些产业链“上下游赚走了钱，留给越南的利润很少，还都被外资工厂拿走了。”虽然对欧美实现贸易顺差，但2021年越南对华出口仅为560亿美元，进口却达1099亿美元，对日、对韩贸易同样呈现大额逆差。与此同时，虽然外资电子工厂仅占越南全国同类企业的三分之一，但其出口份额却占到行业总额的90％以上；在纺织业，外资工厂垄断了全产业出口额的 70％。抢眼的外贸数据背后，越南本土公司并没有充分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

转型升级的内忧与外患

“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真正潜力，经济自主性和弹性不够高，国企效率低下，私企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2021年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上坦陈越南制造业高速发展背后的隐忧。推进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则是新一届越南领导班子开出的“药方”。

之后的一年半，每个在越南的工厂主和投资人都感受到了变化：一系列涉及环境保护、拒绝落后生产技术和界定“高科技产业”的法令颁布，各工业区就此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评和技术审查。2022年，乐高和平阳省签署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将其首个“碳中和”科技型工厂落地越南。

根据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具体计划，到2030年，类似的高科技产业和采用高科技的农业公司要超过700家，整个加工制造业的高科技产量至少达到 45％。在此基础上，阮富仲定下了更宏大的目标：越南到 2045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不过，曾多次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咨询意见的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觉得，这种升级不会“水到渠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同，过去十年，越南制造业并没有在生产率和结构布局上取得超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突破性进展。随着全球供应链布局进一步演化，越南现有的优势都可能被取代。只有抓住红利期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一席之地，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20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越南政府也说了很多、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这里的产业政策‘习惯’没有改变。”大野健一说。

技术型劳动力的长期缺乏，就是越南绕不过去的坎。越南政府今年提出，到2035年汽车制造业出口额破百亿美元的目标，但当前越南汽车产业的零配件本地化率仅为10％左右，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已经建立起零配件本地化率达80％的产业链相距甚远。其症结就是本地工人的技术水平有限，达不到合资和外资企业的要求，工厂不得不维持进口组装模式。

越南政府并非不重视劳动力的技术培训。自2000年以来，越南公共财政支出的15％到20％都用于教育，投入位居东盟各国前列，工业区往往还给予外资工厂高比例的技能培训补贴。但即使身处用工环境最成熟的南部，李斌和米卡也常为招工犯难。李斌感到，越南农民工的基本素质、敬业程度都没有问题，但这个群体并不像成熟的产业工人那样稳定。

米卡则更直接地将之归因于“社会文化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虽然越南最近五年一直改革户籍制度，但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强化了城乡文化差异。根据越南总工会的调查，新冠疫情前，已经有超过150万的越南农民工存在住房困难，占到全部工业园区务工人员的近一半。2021年7月至9月，南部各工业区因疫情扩散被迫封控、停产后，超过130万工人离开胡志明等城市返乡，许多人就此一去不回。封锁结束后，米卡上涨工资也未能招回熟练工。他的服装厂每条生产线上需要30多名工人，但过去半年来只能维持三分之二的生产力。

因为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即使在南部，招聘熟练劳动力也需要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又因为南北、城乡、内陆沿海的文化差异，即使深入南部省份之外的地区招工也难有收获。面对人力资源的复杂性，多数外资工厂不能不放弃自我招聘、培养，转而依赖本土的劳务外包公司。这进一步恶化了用工环境，也让技术劳动力的培养更无法持续。

李斌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上游都不会转到越南，而“除非上游转移了，对终端工厂的投资才会跟着转移，越南才能承接真正的高端制造业”。

在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越南解决：能不能建设高效且国际化的商业环境，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科研等领域和国际接轨，实现税收透明和会计师、律师等关键行业的职业化、国际化，同时深化国企改革，防止垄断和不良竞争……麦卡蒂说，产业升级的实现“没有飞跃的一大步，只有无数个一小步”。

不过，麦卡蒂也强调，越南的经济体量不同于中国和印度，适龄劳动力规模也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 因而越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以中印为模板。比如，对于劳动力和上游产业链的问题，新一届越南政府给出的方案包括加强东盟区域内劳动力跨国流动，以及通过零部件进口关税优惠继续借助周边国家的上游优势。这虽然是大野健一所说的“政策惯性”，但在当下并非不可行。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越南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前，此前给予它们高速发展机会的外部红利期可能很快结束。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原则，在全球供应链问题上更希望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将高新技术产业链向美国转移，而非向越南等中国近邻转移。

此外，华盛顿选择启动IPEF而拒绝加入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体现出在未来的经贸合作中拒绝提供关税、准入激励措施的趋势。这意味着，在越南、印度等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美国很难在自己的高新技术市场让利于伙伴。

另一方面，当国际形势从和平发展转入冲突与危机频发，没有内循环市场、又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的新兴经济体更显脆弱。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危机升级、中国疫情加剧，都导致越南制造业的原材料价格因物流成本飙升而猛涨，钢铁和石油的涨幅接近90％。对于主要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李斌来说，更糟的是从胡志明到美国东海岸的集装箱价格也翻了三倍。这几乎是重演了去年下半年的场景：德尔塔病毒在胡志明蔓延时，这座越南最大港口的卸货停留时间一度从2个多小时飙升到近14个小时。此后，越南对美出口额出现断崖式下跌。

“越南无法依靠国内市场引领经济增长，因此必须比中国更开放，这在当下并没有选择，但也必须承担其风险。”麦卡蒂说，关键在于，在之后的全球供应链竞争中，越南是否还能“继续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而不是被拖入其中”。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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