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然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一场波及军政两界、十多个省份的 全国性腐败
两位部长涉案，波及政军两界及至少十多个省份的卫生系统官员、非法收益4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1亿元）……2022年6月7日晚，随着越南政府卫生部长阮青龙和河内市长朱玉英被捕，罪行持续近两年的Viet A新冠检测试剂盒腐败窝案，暂告一段落。昆士兰大学越南裔研究员阮海洪（Hai Hong Nguyen）指出，这可能是自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九年前发起代号“熔炉”的反腐败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腐败案件之一。
6月7日，越南官方媒体报道河内市长朱玉英被捕（越南青年报网站截图） 复杂的利益链让反腐败调查面临巨大阻力。越共中央介入前夕，曾有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称“此案主谋仍然潜伏，被捕的只是从业者和帮手”。阮海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次调查“前后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因为涉案的科技部、卫生部（前）高级官员包括多名越共中央委员，调查者非常谨慎，需要寻求确凿的证据。” “我能理解越南社会的愤怒反应，人们不能接受腐败官员们用新冠疫情的‘生命借口’敛财。”他说，“这再次提醒我们：尽管过去10年的反腐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正如阮富仲所强调的，当下的问题依然很严峻。” 2020年3月初，新冠疫情全面暴发后不到一个月。只有少数医疗强国自主研发并投产新冠病毒检测核酸试剂盒，绝大多数国家都依赖世卫组织的检测物资援助。初现聚集性病例的越南已经决定采取“先防疫、后复苏经济”的模式，但所有的资源只有来自世卫组织的1万个检测试剂盒和22个刚获得检测能力的实验室。 此后一个月时间里，越南副总理、新冠疫情预防和控制指导委员会主任武德丹多次号召全国科技单位和公司从事检测设备开发工作。其中，国家卫生与流行病学研究所和国家热带病医院“获得最佳条件”，但短期内未取得突破。 3月5日，越南科技部宣布，由越南军医大学和一家名为“Viet A”的检测技术公司共同研发的核酸检测试剂盒成功通过验证，其能力“和世卫组织的检测试剂盒一样”，且可以在一个多小时内得出结果。 自此之后，越南终于可以在主要城市推动大规模核酸筛查。两年内，Viet A的检测试剂盒被应用于国内80%以上的核酸检测。当越南迅速控制疫情传播、在2020年取得全球领先的GDP增长率时，Viet A的贡献被不断提及。2021年3月，根据Viet A公司所在地胡志明市政府的推荐，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授予该公司三等劳动奖章。 赞誉声中，一些可疑的细节被忽略了。Viet A是一家注册资本仅80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4万元）、员工十余人的小公司。80后创始人潘国越（Phan Quoc Viet）曾对媒体透露自己出身医学世家，他的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是越南军医大学的合作伙伴。 新冠疫情暴发前，这家后来被媒体披露“只有几台落后生产设备、租用很小的办公场地”的公司，已经成为多家军医院和大型公立医院的物资供应商。 Viet A缔造的抗疫神话在2021年下半年破灭。从7月到9月，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引发越南全国性疫情，各主要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核酸检测。此时，可供使用的国产检测试剂盒已有多种。根据卫生部指示，各省疾控中心可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自行招标，并“动态”确定试剂盒采购价格。Viet A试剂盒的价格问题，初步暴露。 公开消息显示，12月初，越南警方已经在包括河内、胡志明市在内的16个省市展开调查。12月18日，潘国越及Viet A多名高管被捕。警方同日拘留了海阳省疾控中心主任范维贤（Phahm Duy Tuyen），指控他在过去半年的试剂盒招标中收受潘国越27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00万元）的贿赂。
2021年12月19日，越南官方媒体报道Viet A科技公司负责人潘国越被捕（越南青年报网站截图）
12月29日，由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的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消极指导委员会直接介入监督指导该案。两天后，平阳省、义安省疾控中心主任被捕，拉开了全国防疫部门“大清理”的序幕。截至2022年6月，已有至少9个省的疾控中心主任及核心官员因涉此案被捕，调查出的受贿金额从数亿到数十亿越南盾不等。 “我的观点 是，越南人民要能用上价廉物美的产品。”倡导在医疗领域使用“国货”的潘国越曾对媒体说，“越南企业为越南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提高价格来割断人民的喉咙呢？” 然而，越南警方和越共中央纪律检查部门的多项调查显示，为了让Viet A试剂盒能溢价45%以上出售，潘国越精心设计了一套流程。 首先，Viet A公司和越南军医大学相关官员通过不正当方式“率先闯关”科技部认证流程，使自己的试剂盒成为越南最早获准投产的同类产品。根据越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检部门的调查，军医大学军医医药研究所副所长和装备物资处处长已被正式逮捕，自校长至相关科系的负责人都受不同程度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4月，越南科技部曾向上汇报并向社会发布Viet A试剂盒“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虚假信息。事实上，Viet A仅仅提交过认证申请，但从未获得过批准。科技部相关官员还为Viet A及军医大学相关人员提供有关试剂盒审批、获奖的私人建议。 通过科技部认证流程后，Viet A公司夸大生产试剂盒的设备价格和材料成本，伪造成本证明，让卫生部将试剂盒的参考价格确定为每套47万越南盾，一些省级疾控中心还收到了卫生部官员有关采用该型试剂盒的指令。 最后，通过贿赂各省疾控中心和医院负责人，Viet A试剂盒以前述参考价格获得政府采购。目前尚不清楚Viet A公司行贿科技部、卫生部主要官员的数额，但在海阳省，潘国越行贿疾控中心主任范维贤就花费270亿越南盾，达到该省采购试剂盒合同总金额的近20%。在更基层的案件中，富寿省总医院的一名检测中心主任以岳父名义开设假帐户，从Viet A公司获利超过20亿越南盾。 阮海洪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Viet A试剂盒腐败大案震惊全国，不仅因为最终牵涉到多名部长，更因为其涉及多个部门、遍布多省，形成了一条腐败链。“与以往的腐败窝案不同的是，这一次官员们不仅滥用自身职权，更滥用国家的紧急防疫政策，”他说，“这警示我们，在紧急状态下，由于难以及时得到适当的控制，腐败往往会系统地、大范围地发生。” 一些分析因而将Viet A案称为“国家腐败”。“我能理解他们的逻辑，范围上这算得上‘全国性腐败’，但我认为在性质上并不是‘国家腐败’。”阮海洪说，“越南领导层不会容忍这种模式再次发生，但这确实展现出：未来腐败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发生更加隐秘、更难被揭露。” 案件发酵之初，越南科技部曾辩解称，他们发布Viet A试剂盒通过世卫组织认证是“因媒体误导”，卫生部则称参考价格仅是建议。但越共中央介入调查后认定，卫生部财务规划司司长、医疗设备司司长、科技部经济技术司副司长等官员均涉嫌“滥用职权”，而省一级疾控部门则主要涉嫌“违规招投标”。 6月7日披露的最新信息显示，前卫生部长阮青龙被认定“滥用职权”，在为Viet A试剂盒的流通登记、议价、监督等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极为严重”。这意味着越南官方认定这位越共中央委员并非仅负督导责任，而是直接牵涉其中。 现年56岁的阮青龙是从卫生部基层成长起来的职业官僚。2020年1月31日，阮青龙在新冠疫情出现后不久被任命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由于领导防疫工作出色，于7月起出任卫生部党委书记、代部长，新冠疫情预防和控制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0月被正式任命为卫生部长。 越南官方媒体评论道，阮青龙涉案引起舆论震荡，影响群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信心，破坏了新冠防疫和反腐败斗争，并“损害了党的声誉”。 在阮青龙之前，越共中央委员、原科技部长朱玉英（Chu Ngoc Anh）已因牵涉此案被开除党籍。6月7日晚些时候，他和阮青龙双双被越南警方及越共中央纪检部门带走。57岁的朱玉英也是职业官僚出身，前年刚刚调任河内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市长），被视为越南政坛的“明日之星”。 此外，科技部副部长范公哲（Pham Cong Tac）和朱玉英一同被开除党籍，卫生部副部长阮长山（Nguyen Truong Son）被处分后主动辞职。 Viet A腐败案发生前，越南的反腐斗争已在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的领导下取得长足进展。阮海洪介绍，越共中央自1994年“开始从决策层面重视反腐败斗争”，但直到2013年前都罕有高级官员因经济问题落马。阮富仲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于2013年兼任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消极指导委员会主任，就此开启以“熔炉”（Dot Lo）为名的反腐运动。 截至2020年底，这场运动共查处经济犯罪案件1.17万余件，800多人被定罪，包括1名政治局委员和7名越共中央委员，其中就包括朱玉英的前任河内市长。2021年，又有一名省委书记和一名副部长落马。同年，越南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由104位上升到87位。 “2021年，阮富仲将国家主席的职务交给了阮春福，这意味着他可以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反腐败斗争。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越南能否打击这些新形式的腐败。”阮海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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