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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氢弹，意味着一个大国的威慑力，因为技术要求更多、研制难度更大。那么，要想造出一枚成熟的且能够投入作战的氢弹，需要熬过哪些技术难关呢？
【第一关：构型】
各国制造的氢弹，其实本质原理差不多。氢弹包括初级和次级，依靠初级裂变能量爆发出的X射线，引发次级的聚变反应。通俗讲，就是“点火”。那么，达到“点火”条件就是氢弹构型的核心要求。听上去容易，但是实现起来着实困难。如果简单地把次级放在初级的边上，那么初级一炸，次级就“吹”散了，核聚变就难以形成了。
【第二关：多学科协同】
说到核武器，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学科肯定是核物理研究。但是，要想掌握成熟的氢弹技术，仅靠核物理是远远不够的。简单来说，研制氢弹需要力学、光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下多个子学科的协同配合，相关知识设计十余个大类上百个小类的学科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要想造出氢弹，需要的是巨大人才储备。
【第三关：试验】
综上所述，氢弹研究涉及的知识庞杂，构型困难，那么怎么才能确定构型是不是适合呢？只能依靠试验，去模拟氢弹爆炸所需要的极端条件。有媒体报道，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完成氢弹研究，必须要走过“核爆炸装置-武器化原子弹-氢弹”这一条必由之路。氢弹次级成功“点火”的必要条件就是初级必须当量大、分量小。也就是说，即便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如果不能更进一步，也无法成功完成“点火”。因此，需要不断通过试验与验证当量、聚变时间和点火温度。
【第四关：核材料储备】
通俗讲，氢弹其实是“双黄蛋”，又包括原子弹，又涉及氢弹。原子弹需要铀、钚等，氢弹则需要氘、氚、锂等，这些材料都需要依赖反应堆生产，要想掌握原子弹和氢弹技术，必须经过足够多的试验，也就是说，需要消耗大量的核材料。核材料不够，氢弹就不可能完成。
【第五关：工业和经济能力】
生产核材料需要建立同位素工厂，核试验需要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还要有大量复杂、精密的核测设备。因此，制造核武器，尤其是制造氢弹，都是对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检验。有专家表示，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持，难以掌握成熟的氢弹技术。
【第六关：武器化】
造出氢弹是一回事，能把氢弹投入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儿。首先，需要解决核弹小型化的问题。弹道导弹的运载能力有限，如果核弹不能小型化，缺乏可靠性（比如要经受发射震动和大气层外的考验），那就无法用于弹道导弹。其次，需要突破再入段难关。核弹头再入段是指核弹头从大气层外重返大气层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弹体外部的复合材料需要承受极高温度的考验。第三，还要解决运载工具的难题。本身而言，研发弹道导弹或许不难，但是，如果要研发出精度和稳定性足以配备核武器、尤其是氢弹的弹道导弹对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冷战期间及以后美苏双方的核武器数量对比
他的名字曾是绝密，隐姓埋名几十年，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
他的一生，只有两次公开亮相，一次是1999年，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新华社发
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他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奖励证书
他就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氢弹之父”于敏
于敏跟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为国“铸核盾”的功勋科学家不同，他没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喝过一滴“洋墨水”。
这位“国产土专家1号”，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硬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世界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人物，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诗句朗朗上口。
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曾说过：“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百姓家庭。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目相看。
1952年北大物理系部分教职员工合影
后排左二为于敏
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惟独于敏得了100分。
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老师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在物理学中，于敏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并同时兼任助教。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不乏佼佼者。
教授中有不少已达到很高学术水平甚至蜚声国外，如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于50年代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年轻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瑢，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
毕业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赵伊君。
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和他的“生死之交”邓稼先也结缘于未名湖畔。
在北大读书期间，物理系学生于敏与大他两岁的助教邓稼先在校园里邂逅，没想到意气相投，竟然彻夜长谈、惺惺相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敏本科毕业那年曾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这时邓稼先在美国留学，焦急万分。
将于敏送医院抢救的北大物理系代主任郑华炽，就是邓稼先的姐夫。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于敏的学术成就
突破氢弹原理，解决热核武器物理中的基础问题，成功建立氢弹模型。
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比美国少用4年半。
世界上有五个国家拥有氢弹—美俄英中法，却只有两种氢弹—美国氢弹和中国氢弹。核武器核心是构型，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也称于敏-邓稼先构型）。于敏构型比美国的T-U构型更加巧妙，因此中国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的要小。
放弃兴趣隐姓埋名
在同学父亲的资下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资助者公司就职。大二时，凭着对物理的一腔热爱，于敏辞谢资助，转至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于敏考取本系研究生，1951年毕业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后来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部署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请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服从了安排。客观地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他的个人损失很大：向来喜欢基础研究，当时已很有成绩。相比之下，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一旦投入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隐姓埋名的人生。多年后，他曾对记者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留下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依靠勤奋取得突破
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之初，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曾评价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则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于敏如饥似渴掌握和了解国外的相关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探索理论。从原子弹到氢弹，各国突破原理试验用时多年，主要原因是计算繁复，我国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计算。于敏领导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几年间，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了出来，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他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保密第一，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来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于敏结构
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研究过程用时之短，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中国第一颗氢弹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排在专家名单第一位的于敏，并不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那样家喻户晓，却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如果丧失了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于敏说。
直到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下来，他的名字才不再是绝密。名字解禁后，于敏才有机会第一次出国，走走转转。
爱好文学与京剧
长期从事氢弹研究，艰苦的工作条件再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身体一度很虚弱，走路都困难。一次热试验前，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年1月，他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因为临时增加的车次，所以车速很慢，有站就停有车就让。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休息不好，加上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1973年，一次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67年6月17日，我国研制的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而且我国的第一颗氢弹，是可以真正作为武器使用的氢弹，而不是一个为了做实验而用的装置。
试爆时使用的是重1吨的空投氢弹，其威力（当量）达到330万吨TNT。氢弹试爆成功的消息传出，震惊全世界！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
于敏参加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在那次空爆热试验中，他身体虚弱，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即使这样，他也硬是坚持到试验圆满结束才休息。
1970年．于敏所在的单位搬迁至四川，患有胃病的于敏在走走停停的路上十分难受。工作基地的条件非常差，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恢复身体就又奔赴西北了。
由于连年处在极度的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在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至少有三十多年，于敏每天休息不足6小时，枕着古诗词入眠，是独门的催眠秘笈。“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直到如今，曾经夜夜陪伴的诗词，仍是信口拈来。
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是这位大物理学家最大的爱好。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一天至少要拿出3个小时读读喜爱的书：《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读书不在多，而要抓住精髓，不被书所累。我虽然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喜欢的却是传统文化和历史书。”隔三岔五，老先生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
在2018年召开的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经历近半个世纪与“核”共舞
于敏有自己的看法：
“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
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
但也绝不能受旁人欺负！”
这就是于敏
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
未改一颗鞠躬尽瘁赤子心！
“愿将一生献宏谋！”
他用一生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资深院士朱光亚曾表示，于敏在突破氢弹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起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1984年邓稼先（左）和于敏在核试验基地
他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他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新一代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他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曾赴日、美留学，归国后在清华任教，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父亲给邓稼先提供了中西合璧的知识启蒙。清华园的时光无忧无虑，他的儿时玩伴是杨振宁。
杨振宁（左）邓稼先（中）杨振平（右）
卢沟桥事件爆发，愤怒的邓稼先把日军旗帜撕烂，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带着父亲“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的嘱托，邓稼先心中埋下科学救国的种子，前往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求学，师从王竹溪、郑华炽等。
1947年，邓稼先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他结识了在物理系读大二的于敏，二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1948年，怀着一颗报国心，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不到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在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冲破重重险阻，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
1950年10月，邓稼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彭桓武、王淦昌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随后的八年间，他与于敏等人合作，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54年，邓稼先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学术秘书钱三强和副院长吴有训工作。1958年秋，他接到“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的征询，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不能跟家人说工作内容，他的名字也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1958年8月，邓稼先担任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挑起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研究工作困难重重，邓稼先明白一切都要靠自己干！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其中，当时既缺乏资料，又缺乏试验条件，他带着20多个学生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科研设备简陋，他们用电子管计算机、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来计算，演算的稿纸堆到屋顶。他带领大家学习理论知识，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研。很多外文书只有一份，他组织大家边译边学，连夜印刷。
邓稼先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他在实际工作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关心人才、从善如流，培养出一支具有敢于攻关、作风严谨、团结协作的科技后备力量。杨振宁在回忆文中写道：“‘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第一颗原子弹也是邓稼先确定的设计方案，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在基本完成原子弹理论研究后，邓稼先又与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于敏和邓稼先率团队先后到上海，用高性能计算机进行演算。按照“邓—于方案”，原子弹爆炸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氢弹研制速度。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总结了上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核武器理论设计的开创性著作，不仅指导着后来理论设计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科研人员的入门教科书。冋时，邓稼先还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撰写了有关等离子体物理、电动力学、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多种讲义。
1964-1984年间，我国一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无一不凝聚着邓稼先的智慧和心血，其中他亲自主持的15次试验都取得成功。他和放射性物质打了几十年交道，最严重的一次是70年代末，他只身深入事故地区寻找核弹碎片，遭受了严重的放射性钚239辐射，对身体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1984年，邓稼先在大漠深处指挥的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他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20周年庆祝大会写下一首“七言诗”：
红云冲天照九霄，
千钧核力动地摇。
二十年来勇攀后，
1985年，邓稼先因直肠癌住院，连续接受了多次手术，他意识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病床上坚持完成了一份建议书，1986年初与于敏联合署名上交中央。主旨就是要争取时机加快发展，为中国核武器试验订出了十年目标计划，同时在实现途径和措施上作了非常详细的安排。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他一直叮嘱：“要好好发展，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并向世界发出暂停核试验的声明。邓稼先为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开展有关研究和试验赢得了10年的宝贵时间。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7月17日，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中，62岁的邓稼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这也是“七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邓稼先激动地说，要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国防科研事业再尽一些力量。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在解放军总医院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邓稼先：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然而，仅仅12天之后，邓稼先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此时，他隐藏了28年的身份才得以公之于众。
邓稼先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投入到中国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工作。1958年，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邓稼先被委以重任。得到通知的那天晚上，辗转难眠的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与邓稼先
许鹿希：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个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通信。他说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他说我的生命要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为了它，死也值得。”邓稼先从此挑起了中国原子弹理论研究的重任，并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此后几年间，他带领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迎来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振奋了全中国。然而此时，身在北京的许鹿希还不知道，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和自己的丈夫邓稼先有关。
邓稼先一九五八年的全家福
邓稼先默默无闻奋斗几十年，甘当无名英雄，却常常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1979年，在一次试验中，邓稼先不顾大家的阻拦，冲进现场去找核弹碎片，这让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辐射伤害。
中国物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张彩华：老邓就站在我旁边，他没有声音，大家都没有声音，鸦雀无声，我就思考了一会儿，大概也没有多少时间，马上转过去要问老邓，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老邓可别冲进去啊。
1984年，邓稼先在大漠深处带病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核试验。第二年，已是癌症晚期的他回到北京。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363天里，邓稼先忍着剧痛，和同事于敏一起写出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
许鹿希：很大一包，我抱着这一包走出病房时候，他就说：希希，这个比你的命还重要。我说我懂。
1984年，邓稼先在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后挥笔写下一首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这一天，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当天，中国政府郑重宣布：自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标志着中国终于和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禁试等四个阶段，进入了可实验室模拟水平。
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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