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红码事件——健康码应该由国家统一管理

河南红码事件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而事件背后，也折射出大家对于健康码滥用，乃至个人生活被全方位监控的恐惧。

这事儿的性质当然是很恶劣的。也许最后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这个尚需调查和法律来厘清，但权力的任性，这是妥妥没跑。

其实权力的任性，这个古今中外都广泛存在，想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但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对其进行各种约束，抬高其任性成本，这样就可以其影响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比如河南储户赋红码这事儿，就算不赋红码，难道就不能追查乃至限制其行踪吗？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只要你用手机，只要你上网，只要你坐车、住店，你的信息就随时可以被掌控——现代科技条件下，完全脱离监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为什么不用这些手段，而是要赋红码？其实就是个成本和法规约束问题。一方面，这些行动，需要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静太大，成本太大，效率却比较低；第二，这种常规信息获取方式，是有法律规章约束的，你想要调取信息乃至做出行动，可以，必须走程序，层层签批报转，每一道程序都要签字，雁过留痕。你的操作也需要有理由和依据——这些理由同样需要白纸黑字写在各种手续表格中，留档备查。

总而言之，这是一套有严格法律限定和操作规范的程序，理论上程序中每一个经办人员，都必须依照相关制度执行，否则就要担责。

这就严格束缚了非常规操作的发挥空间。对下命令的人来说，他的决策，如果一开始就不符合相关法律或者规定，那他首先就要自己承担风险。这时候他自己就要掂量掂量——如果这个决策仅仅只是为了更好的履职（比如维稳），那为了完成这项公务，自己来承担风险，是否值得；而如果这个决策里面还包涵了私人利益，那他同样要权衡权衡，这么做到底是否值得，会不会弄巧成拙罪加一等。

而对具体经办人员，同样也构成约束。毕竟做这种事儿，光一个人下命令不行，还得一大堆人去具体经办。而经办人员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是受双重约束的——他除了要遵循上级指示，还必须受法律和规章制度限制。既然有明确的法律和规章摆在这，那一旦发现这事儿不合规矩，自己要担风险，他就可以选择拒绝执行——就算最后被迫执行，稍微有点脑袋的也会留证据在手，免得自己最后背锅。

而健康码，因为是临时性产物，所以相关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不清晰的。虽然国家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但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健康码赋码状态和异议程序和权利救济措施也未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

由于只有原则性的法律精神，而缺乏具体的针对性条文，这就有了漏洞可以钻。

对于权力任性的人来说，他主观上对于违法违规的恐惧，就会因此大降；而在具体操作中，他也不需要调用太多直接经办人员，只需要搞定一个有权赋码的机构，以及里面的少数人员就行——不仅参与人数变少，而这些人员因为法律规范的不明确，同样也不会有太多的背锅担责之忧，所以执行上级指示就更放心大胆、理直气壮。而红码一赋上去，就等于直接借用了全省的防疫体制和社会力量——他们完全是按照防疫要求，开展机械化的工作，自然就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这就是河南储户红码事件背后的操作逻辑。法律规范的不明确乃至缺失，放大了权力任性的胆量，也强化了经手人员无条件遵循上级指示的底气；缩小了具体经手人员范围，却又无限扩大了一线直操人员的规模。

这样一来，赋红码，就成了某些权力眼中，用来摆平其他问题的利器。

而且，事实证明，这套利器确实有效。这次要不是舆论闹大，这事儿还真就这么埋了下去。而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毕竟有随机性——每天舆论场上这么多事，你能被关注到的概率其实很低。如果没被关注到，或者关注的热度、发酵的时间不够——过两天大众目光又被另一件事吸引走，那这事儿也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比如河南红码这事儿，发酵后大家深挖，才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之前郑州烂尾盘业主就已经喜提红码——只不过当时舆论没关注。如果不是这次储户红码，顺带着把他们挖了出来，那这事儿也就妥妥被埋。

那，面对这种权力任性，我们应该怎么杜绝后来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说那得赶紧立法，颁布操作规范。

当然，接下来肯定会在立法立规方面予以完善。但其实即便如此，也很难完全杜绝漏洞。原因很简单，健康码是为了防疫而生，而防疫最讲究的就是时效性。法律和规范越精细越完备，反映在操作中就是程序越繁琐、效率越低——这与防疫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而且，防疫本身就面临一个范围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赋红码方面，某种程度上也只能秉持一个宁可错赋不可漏网的原则——必须允许一个较大的容错率。既然如此，你就无法规定的太死板太严苛，否则权力任性能不能解决不好说，健康码防疫体系搞不好反而被这么捅破。

而且，就算立法立规予以完善，也不能完全杜绝。因为权力任性的初衷不确定——有可能只是履行公务的维稳考虑，也有可能真的是某些权力自己牵扯进了一些利益纠葛，而且这个利益纠葛没准还挺大。这种情况下，就算乱赋码被明确为违法，要受惩罚，但鉴于自己犯的事儿更大，一旦揪出来受的惩罚更严重，那保不齐人家逼急了依然会“两害相权取其轻”，用赋红码的方法来压事儿。

最后，还有最危险的一种可能：就是被外部势力利用。从河南事件可以看出，赋红码的权限范围太低，随意性太强，有资格赋红码的机构和人员，似乎也太多太散。这万一给外部某些势力利用，那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重大损失——现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无时无刻不想全球收割——而我们中国，无疑是其最垂涎的肥肉。

如果接下来到了某个金融战的关键时刻，大家在资本市场上真刀真枪准备大决战，这时候中国的金融精英——不管是监管机构、 证券基金公司还是私募游资大佬，在同一时间被赋了个红码，被各地防疫人员控制了去做核酸隔离，那就真的搞大发了——这种事儿一出，纠偏怎么着也要两三天时间，而这短短几天，甚至哪怕一天，资本市场就足以掀起腥风血雨，搞不好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不要认为这种事儿不可能。上一波外省疫情到底怎么回事，现在都还没个完全清楚的说法。你敢说里面没有外部势力的操纵？如果真的有，人家既然能选择外省咖啡仔的思想认知作为突破口，又为什么不能选择健康码赋红作为突破口？既然这么多机构和人员都可以随便赋红，那只要在京深沪三个金融重镇，搞定三个有此权限的人，同时行动。一旦成功，那又是一个中央突破，真是要把咱们玩死的节奏。

综上所述，河南红码一事，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而问题后面，又有很多结构性的成因。所以，法律法规完善是一方面，但要想最大限度的消除其影响，除了法律建设以外，机制方面也需要调整，最好就是将赋红权限收回中央，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既维持健康码的防疫功效，又防止其被任性的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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