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通胀的罪魁祸首是谁？

随着增长放缓和通胀高企——这些都是构成经济“滞胀”的要素，世界经济形势正在显著恶化。这将不可避免地破坏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而中国可能也难以独善其身。

美国则试图将世界经济呈恶化趋势，包括其自身经济放缓和通胀高企，甩锅给乌克兰战争。但略做调查，就会发现美国的说法不实——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已出现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情况。乌克兰战争只是使这一形势变得更糟而已。正如下文所示，世界经济出现这些极为消极、不稳定的趋势是“美国制造”，而非“乌克兰制造”。

面对不利形势，

• 首先，分析产生不利形势的原因至关重要；

• 其次，考虑到中国将采取至少是温和的刺激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因此有必要了解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

正如下文所示，这两个问题异果同因——美国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由此破坏了美国自身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中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乌克兰战争并非当前世界经济下行的罪魁祸首

首先，要了解美国内情和国际形势，先要纠正美国的错误说法——把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主要归咎于乌克兰战争。事实上，要澄清这一点很容易，因为查阅一下时间线就可以了。乌克兰战争始于2月24日。但是，全球形势最显著的新特点，即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这是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说，超过80%的美国物价上涨现象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同期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从1.4%升至5.1%，稍逊于美国。

简而言之，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两年，美国的通胀率就已经飙升，欧洲也是如此，只是不及美国而已。即便战争使形势有所恶化，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因为绝大部分的通胀上升发生在战前。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引发这轮通胀潮？正如下文所述，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导致这轮通胀潮出现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

美国宣称“乌克兰战争导致通胀上升”，这一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下面分析美国和世界出现通胀潮的真正原因。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特点之一：预算赤字大幅上升，M3货币供应量迎来空前增长

是什么原因引发这轮通胀狂潮？答案在于新冠疫情引发了经济衰退，美国为应对衰退而推出了经济刺激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其具体方法是通过大规模借贷来为预算赤字融资，以及大规模扩大货币供应量。

先说预算赤字。如图1所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升至26.0%——这是此指标在美国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对比来看，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美国政府赤字水平仅是其三分之一，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应对油价上涨，美国政府赤字水平上升，但其赤字水平却连现在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图1

美国预算赤字大幅上升的同时，美国货币供应量也迎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增长。如图2所示，2021年 2月份，美国M3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7.1% ——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至少自60年前有统计数据以来所未见，而且很可能在更长时间段内也是罕见的。

图2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特点之二：政府面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大幅增加

图3反映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财政刺激计划的特点。可以看出，在这些刺激计划中，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转移支付”——政府向个人支付的款项，比如因疫情导致公司倒闭而支付给员工的收入损失补偿金，以及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和养老金等等。2020年第二季度，这些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9.1%，几乎是2019年第四季度新冠疫情爆发前水平（14.7%）的两倍。这种支出既非直接投资，也非政府最终消费（教育、医疗等），而是福利支付。

从图3可以看出，与此类转移支付相比，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教育、医疗、军费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投资均未显著增长。正如下文所示，绝大部分流向个人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消费。

图3

如果将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到2022年第一季度这一时期的最新数据计算在内，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对消费的影响。如图4所示，美国总消费增长24080亿美元，而美国净固定投资仅增长89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净固定投资增长仅为美国消费增长的3.7%。

因此，总体而言，虽然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中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极大地提振了消费，但美国净固定投资，即美国资本存量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刺激计划几乎完全是为了提振消费。

图4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通胀飙升不可避免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同时产能处于大规模闲置状态，那么消费刺激计划创造的新需求可能会通过盘活闲置产能来获得满足。这意味着不仅消费需求会增加，而且在没有新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利用以前闲置的产能，供给也会增加。但事实上，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6%，明显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2.0%)。而且，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GDP增速一直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

因此，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是，以提振消费的形式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需求侧，但在没有投资就无法盘活大量闲置产能的情况下，未提振固定投资就令经济的供给侧几乎没有增长。需求大量出现但供应却严重不足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不可避免的急剧通货膨胀。

美国通胀高企

如图5所示，美国的通胀率从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3%飙升至2022年4月的8.6%，为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但通胀高企的同时，2022年初美国经济增长急剧下降：按照年化季率增长计算，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1.5%，而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速为6.9%。

图5

美国房价比物价上涨幅度更大

打击美国消费者的不仅仅是快速上涨的物价，还有涨幅更大的资产价格。房价异常高涨印证了这一点。现在的房价上涨幅度甚至超过2005-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如图6所示，2022年3月，美国房价同比上涨20.6%，涨幅甚至超过次贷危机前14.4%的峰值。

图6

美国拖累全球通胀加剧

由于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美国的这轮通胀潮必然会蔓延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最迅速、最直接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如图7所引用的全球主要大宗商品指数——CRB商品指数所示，大宗商品价格从2020年4月21日的低点112.9飙升至2022年6月6日的348.3。也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在两年内几乎上涨了两倍，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冲击。

图7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恶化

美国需求侧大幅增长而供给侧方面没有显著增长的第二个后果是，随着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以缓解供给不足，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如图8所示，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2.5%升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4.8%，这已开始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出现的创纪录水平6.0%。

图8

社会与政治后果：美国实际工资下降令穷人变得更穷，致拜登支持率暴跌

美国物价快速上涨的后果是，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开始迅速下降——截至2022年3月，美国实际工资下降2.7%。但与打工者实际工资下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上涨，美国最富有的人却迎来了财富快速增长。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正如一项有关美国亿万富翁的研究指出：“美国税收公平研究所（ATF）和美国政策研究所（IPS）分析了《福布斯》的数据后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财富总额增加了2.1万亿美元，增幅达到70%——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疫情爆发时的不足3万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10月15日的逾5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大量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资源正被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

“据美联储估计，745位亿万富翁目前拥有的5万亿美元财富，比美国收入垫底的50%家庭所拥有的3万亿美元财富多三分之二。

与这些亿万富翁财富大幅增长相比，新冠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毁灭性影响：近89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逾4490万人感染新冠，逾72.4万人死于新冠。”

随着通胀飙升，实际工资暴跌，社会不平等迅速加剧，拜登政府的支持率暴跌也就不足为奇了。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从就职时的53%降至2022年5月的41%。路透社/益普索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6%，反对率则升至59%。毫无疑问，经济问题是导致选民对拜登日益不满的原因。民调显示，美国人压倒性地认为经济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68%的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有37%的人认为新冠疫情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鉴于选民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美国大多数评论员认为，民主党将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美国GDP构成发生变化，令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最后，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最直观的认识，表1为大家呈现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构成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

1，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1.0%，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

2，产品积压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8%；

3，剔除折旧因素后的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2%；

4，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的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也在显著恶化——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扩大2.4%；

因此，总的来说，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其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是：

• 如不断恶化的贸易赤字所示，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 这些额外的外国融资主要用于增加消费，而不是投资——按美元计价的美国净固定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占GDP比重反而略微下降。

因此，很明显，特朗普/拜登的消费刺激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表1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总体影响：破坏世界经济稳定

上述分析证明，美国 “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起因于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完全不实——通胀急剧上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而这场战争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更糟而已。美国通胀率急剧上升是可预见的，这应完全归咎于美国推出的庞大消费刺激计划。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指出：“这不是普京的错。物价上涨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开始了……通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因此，美国的这些刺激计划产生了负面经济后果。他们增加了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但却破坏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导致美国民众收入下降，拉低了拜登政府的政治支持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已很难想象美国政府会推出什么更糟糕的经济政策。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破坏性政策出台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显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应是由深层次的社会力量推动而成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但是，这些政策也反映西方经济学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为这些破坏性的政策提供了土壤。部分中国媒体迷信西方经济学，甚至对这些错误的理论也照单全收，长此以往，将会有更多的人接受并相信这些错误的理论，且这些人将来可能会重走美国老路，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下面将首先厘清一些流行/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

西方经济学对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存在误读

一旦厘清现在颇为流行的“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认识，那么就会明白为何特朗普和拜登经济刺激计划会出现重大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了。这就像一条线串起诸多西方经济材料，引发观念混乱，并被用来掩盖经济现实。遗憾的是，中国媒体有时也同样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论认识。

最大的一个认知错误就是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如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绝大多数都着眼于消费。错误在于认为消费是GDP增长投入。例如，约翰•帕波拉（John Papola）就针对这种谬论正确地指出：“西方经济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谬论遭受系统性失败，在于未能区分消费价值和生产价值。”

最容易引起混淆的说法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国际清算银行（BIS）为例，其在一篇报告中声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同样，国际清算银行的另一篇报告声称：“消费为最近的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个人消费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三分之二……个人服务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36.9%。”欧洲央行则声称：“2013-2018年，消费平均每季度拉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

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一旦了解消费的定义，那么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即是对生产的一种贡献，那么从定义上说，它就不是消费。但任何不是生产投入的东西都不能对生产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因此也不能拉动GDP增长。无论何时何地，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比如，要纠正国际清算银行的错误，就应确切地说成“三分之二的经济/GDP增长用于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三分之二——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它对GDP增长完全没有贡献，只是意味着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

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消费不是生产函数投入。这在“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生产投入是活劳动（“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者的产出（“不变资本”）。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生产函数投入进行了各种分析。最著名的是索洛所创建的“增长核算法”——他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包括中间产品，当然有些增长核算法还有更详细的框架，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创建的KLEMS（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核算体系。但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没有将消费纳入生产函数——这是必然的，因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更简单地说，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但根据定义，它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如果某种东西是经济供给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不是消费。因此，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误读消费的作用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一旦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在定义上总是精确为零，进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精确为零，那么就会了解为何拜登/特朗普的刺激计划会产生如此负面的后果。由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消费大幅提振会带来需求增加，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供给增加。

在某些情况下，需求增加有可能间接带动生产增长，因为经济的供给侧可能会增加产能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但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因为根据定义，消费本身对供给方面的增长没有任何贡献。这种间接效应就是为什么经济的需求侧的消费增长有时会伴随着GDP增长——这强化了消费可对生产增长做出贡献的错误观念。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消费增长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生产增长，因为消费并非生产投入。

一旦弄清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那么就会明白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原因了。

• 首先，正如上文所示，2019年底，即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增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诚然，由于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确实暂时产生了闲置产能，但随着经济复苏，闲置产能很快就恢复了利用。2020年1月疫情爆发前，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6.1%；随后随着疫情传播而有所下降，但到2021年7月恢复至76.2%；2022年4月，产能利用率升至79.0%——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 其次，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本身就是在制造通胀。

• 第三，不管是由于疫情的性质、消费刺激还是其他一些因素，美国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快速复苏。为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做一下比较：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花了12个季度才让其GDP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在新冠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仅花了6个季度，即到2021年第二季度，就让其GDP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见图9）。

因此，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GDP高于衰退前水平3.1%，但正如上文所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净固定投资在整个时期内并未显著增长。因此，至少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在投资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速仍高于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正如2019年第四季度一样，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已经超过其长期年均增速。美国GDP增速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但经济供给侧的固定投资没有增长，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通胀压力。简言之，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通胀就开始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经济趋势和实施的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的特点——在不增加供给（投资）的情况下增加需求（消费），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图9

误读消费的作用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速

当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全球短期经济陷入惊人的动荡，但这只是反映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会造成损失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且这样的谬论也会影响长期增长率。事实上，厘清这样的错误理论认识有助于验证结论，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着眼于消费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原因。

根据这一基本的经济理论可以预测的是：由于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经济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越慢。同样，由于根据定义，投资是生产投入，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资占经济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正如下文所示，美国经济数据将充分印证这一可以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

正确认识消费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一旦厘清消费理论认识，那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显而易见且经得起事实检验的预测将表明，现在颇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这直接解释了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遭受失败的原因，也对中国起到警示作用。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根据经济理论得出的这些结论是：

1、消费对GDP增长完全没有贡献，其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就越慢；

2，由于GDP增长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实际增速就越慢；

  3，因此，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并不一定能快速增长，所以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目标是消费快速增长，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除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应是拥有较低的消费占GDP比重，因为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将越慢。

下文对美国经济的分析，将充分印证这些这些理论预测。

解释清楚这些理论观点后，现在就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短期趋势和中长期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于大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拜登刺激计划的后果。

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令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上文分析了新冠疫情经济刺激计划给美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变化，但是除了这些这些负面的短期影响外，这对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或者这将给美国中长期经济期长带来何种变化？

为便于回答上述问题，表2将呈现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的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正相关性比较。一旦得出实际结果，就会明白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在1年到10年各个阶段的相关性。

表2的第一个特点显而易见，从短期来看，除反映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且不是长期增长要素的库存积累外，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就一两年而言，除库存外，GDP构成要素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相关性最强的是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但其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仅分别为0.22和0.25，两者都不能视为密切相关。因此，这表明，在短期内，任一GDP构成要素都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下文分析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负相关性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情况则大相径庭。就10年而言，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66。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快。净储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以及总储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很高，分别为0.56和0.52。有必要指出的是，储蓄=企业储蓄+家庭储蓄+政府储蓄。总的来说，虽然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短期相关性，但存在很强的长期相关性，尤其是与净固定投资之间。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纠结为什么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这种密切的长期正相关性的原因——尽管一个明显的解释是高水平固定投资是美国资本存量增加的积极累积效应，甚至更没有必要纠结高水平净固定投资和高水平GDP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有第三个过程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鉴于这种高度相关性，如果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不高，美国GDP就无法实现高水平的增长。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那么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就必须有所增加。

因此，这为评估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如前所述，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未能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相反，在这些刺激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略有下降。鉴于美国GDP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将无法提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速。

表2

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为便于大家进一步看懂这些趋势，迄今为止分析的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也有必要分析一下那些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表3呈现的是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负相关性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之间短期内再次没有相关性。一到两年内，总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高，为-0.17，这不能被视为密切相关。然而，再次出现了极强的长期相关性。其中最强的是按10年平均线计算的时间段，这其中又以总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高，为-0.63。也就是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就越慢。从事实角度来看，这完全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即由于消费在定义上不是生产投入，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拉高了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由于美国GDP增长与总消费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最密切的负相关性，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表3

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最后，将分析这些结构性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美国这些刺激计划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10所示，50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从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2022年第一季度的2.0%。诚然，增速在短期内会有上下波动，但这些波动不会改变美国长期经济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

图10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从上文所分析的理论问题和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相关性来看，预计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大因素将是美国净投资下降——如上文分析所示，净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最密切的相关性。反映美国净固定投资呈明显下降趋势的图11印证了这一点：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1966年的11.3%降至2006年的8.1%、2021第一季度的4.7%。这说明，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放缓完全相关。

因此，很明显，美国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由于着眼于消费，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鉴于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

图11

对美国生活水平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厘清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的错误认识，有助于避免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美国政局稳定或不稳定都有直接影响。

美国长期消费增速与美国GDP增速高度正相关。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消费增长速度也是如此。如图12所示，实证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这表明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居民消费年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性，为-0.58。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这两项指标背向而行，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区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至关重要。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这完全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测。

但显而易见，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是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比如，索马里是世界上消费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38美元。类似地，中非共和国消费占GDP比重高达99%，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92美元，其人均消费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诉中非共和国居民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那将会很可笑，因为99%是消费占GDP比重，而非消费增长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由于人均GDP水平和消费增长率极低，导致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生活的消费水平极低。这一问题，以及避免混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也直接影响到政治局势，因为消费增长率（即生活水平）降低将强化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对关心现实生活的民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人们并不关心消费占GDP比重这一完全抽象的问题。

图12印证了这一事实，即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越慢。

图12

相比之下，GDP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几乎存在完美的长期相关性（见图13）。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增长与美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7，这无疑表明美国GDP增长与美国消费增长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总的来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加将导致消费增长速度放缓，GDP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

图13

美国存在阻止投资增长的社会力量

到止前为止，已经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但很显然，这些错误的理念要转变为错误的政策，就必须由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单凭理论无法产生如此重大的经济影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愿意启动一个以消费为重点而给美国社会带来上述种种问题的巨大刺激计划，而不愿意启动一个促进投资的刺激计划呢？

答案在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经济体是私人资本控制生产资料。因此，启动以投资为重点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必然意味着国家的大规模干预，这将干扰资本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历史上唯一奉行以大规模投资为主导的刺激计划出现在二战期间。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

二战期间，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于1943年升至14.8%——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此外，到1944年，美国79%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国有部门。这项由国家推动的投资计划帮助美国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在和平的最后一年——1940年和1944年之间，美国经济以惊人的79%或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是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所记录的最快的短期增长。

总之，这项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与日本和德国的致命斗争中，国家对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干预是必要的，这导致美国反对资本和支持工人阶级的力量关系过去数十年发生重大转变——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间，美国经济中工资相对于利润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美国资本并不欢迎这样的政治变化。除了面临战争等致命风险之外，美国资本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国家主导型投资项目，即便这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因此，美国资产阶级尽管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实践中则践行列宁的名言：“政治必须优先于经济。”比如，除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当美国面临严重但也不至于致命的危机（如新冠疫情）时，美国资产阶级准备接受以消费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因为这些计划不会干扰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但它不准备接受以投资为核心的刺激计划，因为过往的经验表明，这将侵犯其对生产资料的独家控制权，并巩固工人阶级地位。

但“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样的错误观念，符合美国资本的利益，因为这会如他们所希望的，避免得出政府应干预经济并刺激投资的政策结论。所以，如上文所示，美国资本乐于接受以消费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即便这样的经济政策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然，在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不被视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在刺激计划中同时利用投资和消费的原因，同理中国也可以对刺激计划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结论

总之，世界经济当前出现问题和美国内部有动荡迹象，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严重错误造成的。

• “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几乎没有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对美国消费的巨大刺激，意味着经济的需求侧出现大幅增长，而供给侧方面几乎没有增长。在美国经济没有大量闲置产能的情况下，这样的组合意味着通胀飙升不可避免。这轮通胀浪潮破坏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也持有且相信“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种错误的观念。这一错误的观念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表明，摒弃这种错误的观念至关重要。

•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可以接受消费刺激，但不想要任何投资导向的计划，因为这会干扰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资产阶级的利益占了上风，尽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此举会带来不良影响。幸运的是，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资产阶级没有同样的能力阻止投资成为中国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 除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高通胀短期影响外，它们也无法提振美国长期经济增速。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提高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而净固定投资是关乎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上，由于美国的刺激计划，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反而略有下降。因此，除了短期的负面经济影响外，美国的刺激计划不会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速产生任何影响。

• 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因此，由于美国刺激计划未能提高净投资水平，因此美国经济仍处于缓慢增长期，美国消费增长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符合以下事实：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背向而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 随着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背向而行，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略微提高了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这意味着美国中长期消费增速将有所放缓。

• 对民众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消费占GDP比重这样抽象的问题，而是消费增长率。因此，消费增长放缓在美国引起了政治不满和不稳定。也就是说，美国刺激计划犯错，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引发政治动荡。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出现重大失误，这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并引发美国自身经济和政治动荡。事实清楚地表明，与美国的宣传相反，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

中国要应对当前日益恶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并制定正确的政策，自然需要准确分析自身经济形势。但是，给美国带来重大破坏性后果的一些错误理论，以及据此制定的政策，却被某些中国媒体奉为圭臬。因此，要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国就有必要拒绝这些错误的理论，以避免犯与美国相似的错误。鉴于此，分析美国经济政策出错的原因，对于中国制定成功的经济政策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