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车匪路霸消亡史

你或许曾在小时候听过这个都市传说：北京330路公交车事件（还有375、331、346等多种版本）！

至于故事情节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俗套且乏味，内容大致就是：1990年代中期，从北京圆明园公交总站开往香山的330路末班车上，一开始只有包括司机、售票员及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伙子共四个人。

途中上来三个穿清朝古装的男子，老太太观察一会后，突然无故找茬和小伙子发生冲突，二人闹着下车后，老太太告诉小伙子那三个人没有腿。

然后就是公交车失踪，几天后公交车出现在百公里外，司机和售票员尸体严重腐烂，车里的油已经变成了鲜血。

图源：《中国诡实录：北京330公交车灵异事件》，作者：三老爷

故事肯定是虚构扯淡的，却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开始追寻“330/375路公交车”事情真相。

乌鸦前段时间曾心血来潮也进行了“考古”，还真就找到了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原始版本：

故事的时间地点差不多，都是在大半夜的末班车，有售票员和司机，另外两个角色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姑娘。

中间也有三个人上车，但不是穿清朝服装的人，而是两个人搀扶着一个浑身酒气的醉鬼，声称是他喝多了，要送他回家。

老头观察了一阵子后，也是突然暴起辱骂姑娘，并拉扯着要报警，最后也是迫使司机打开了车门。

一下车，老头就着急地对姑娘说：“赶快报警，要不然司机他们有危险。”

原来，老头是一名刑侦专家，他注意到那个“酒鬼”腿部僵硬，面色表情不对劲，判断这是一个死人，他明白这两个人来者不善，有抛尸灭迹同时谋财害命之歹意。

只可惜，大巴最终同样失踪，过了几天在郊外发现大巴时，发现司机和售票员已被谋害，那个假酒鬼的尸体也在车上。

这里就少了很多超自然元素，尽管这种说法也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真假，但乌鸦分析，这个故事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流行的，那时候正是北京治安较为糟糕的时期。

当年在北京，大半夜开车是有被截杀风险的，因为那时候，“车匪路霸”犯罪已经席卷全国，就连北京城四区内半夜出车都不大安全。

如果你大半夜坐公交车，遇不上“清朝野鬼”，但真有可能会遇到匪徒劫车。

那帮家伙穷凶极恶，抢劫得手后，大概率是逼司机将车开到偏僻处，再杀人灭口，要是你正巧赶上这种事，那真可谓十死无生。

之所以能诞生375路公交车的都市传说，恰恰是那种笼罩在帝都的惶恐不安情绪不断发酵演化所致。

“车匪路霸”在首都都能公然兴风作浪，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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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匪路霸”一词，年轻一代的朋友恐怕已然陌生，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跑长途的司乘人员来说，每当听闻这四个字，无不心有余悸，胆战心惊。

从刑法的角度来解释，“车匪路霸”泛指拉帮结派组成犯罪团体，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在公路、铁路甚至内河航运沿线，或者在客车上实施抢劫、盗窃、勒索行为，严重威胁交通运输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行为。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包括国道、省道等公路建设加快，城镇和行政村的通公路率不断提升，使得汽车货运业务有了极好的发展土壤。

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大量国企改革，许多民营企业开始组建自己的运输队，私人货（客）运公司越来越多，这对于司机的需求日渐旺盛。

90年代汽车司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客）运司机在当时人的眼里是妥妥的高端职业，社会地位和薪资报酬都很高。

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车匪路霸”很快在全国各地呈现爆炸式增长。

“车匪路霸”们的犯罪手段花样百出，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行为。

第一种是在车辆必经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物，阻挠汽车行进，当司机下车清理障碍物时，犯罪分子会集体实施抢劫、杀人行为；

第二种则简单粗暴，犯罪分子会选择较为泥泞难行，车辆只能低速行驶的路段，随后众凶徒会组成团伙进行公开拦路抢劫；

第三种就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找茬勒索，或者用假装紧急求助、色相诱惑等方式，诱骗司机停车后，对司乘人员进行洗劫。

当然，除去以上三种常规模式外，部分丧心病狂的“车匪路霸”们竟在公路上埋设炸药、雷管，当车辆经过时直接引爆，造成车辆上侧翻后，实行抢劫。

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恶徒无论抢掠赃款几多，都会对受害人实施灭口，可谓穷凶极恶。

如果翻阅八九十年代各地方报纸，你就会发现“车匪路霸”案件多如牛毛，甚至一度到了天天都有的地步，假如将当时的恶性案件放到今天，恐怕各大平台热搜榜都会被挤满，恍若人间地狱。

根据当时各地公安部门资料统计：仅在1991年元月到1992年9月，福建一省发生的“车匪路霸”恶性抢劫案就超过3647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湖南6条线路的班车和客船航线一度因为“车匪路霸”和衍生出来的“江贼水盗”过于猖獗，被迫停开。

全省的各处国道、省道仅在1992年就发生了“车匪路霸”抢劫案1431起，其中持枪械、砍刀等极端恶性案件198起，超过200人遇害。

浙江的几条较为偏僻的国道、省道因为频繁出现司机被害失踪案件，被当地司机称为“浙江的百慕大魔鬼三角”。

除了拦截车辆抢劫外，不少犯罪分子猖獗到“主动出击”，直接混入拥挤的客车中实施抢劫。

河北石家庄到栾城的107国道上仅在1992年11月21日到12月11日，就发生6起持刀抢劫事件，150名旅客被抢，6人被捅伤，现金被抢1.6万；1993年1月，仅在湖北黄陂一个县就发生了15起抢劫旅客案件，上百名旅客被劫。

讽刺的是，这类的案件往往只在报纸的不显眼位置出现，因为和拦路抢劫货车司机相比，抢劫乘客杀人事件较少，所以都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

而一些犯罪分子竟然嫌客车人不够多，将目光转向火车旅客。

1991年2月3日，金江开往成都的322次客车行至成昆线普雄至越西间， 30余名歹徒在车厢内公开抢劫20名旅客，抢得现金1400余元。成都铁路公安局打击现行小分队与乘警密切配合，当场抓获19名犯罪分子。

然而，这并未能取得杀鸡儆猴的效果，同类恶性案件仍层出不穷。

1991年9月16日，在重庆开往武昌的294次列车上，竟闯入了多达6个犯罪团伙共计35名犯罪分子。恶徒们用凶器堵住车门，对过往旅客挨个搜身，连续洗劫了303名旅客，其中最悲惨的一人甚至连遭六次抢劫，浑身上下藏的每一分钱都没能幸免。

针对日益严重的火车抢劫案，铁路部门于1992年专门开展专项围歼行动，仅一个月就查获了358个犯罪团伙，抓捕4229人，还有枪支36支，子弹1327发，当时火车上的车匪路霸之猖獗可见一斑。

不过，相较于有组织的犯罪，某些偏远地方的民间“全员恶人”式的集体抢劫更是令人发指。（后所涉地名乌鸦隐去，因为现在那边治安已经彻底转好，以免“地域歧视”误伤如今的守法公民）

当时，绿皮车速度慢，并且可以打开窗户，一些偏远地方的“老百姓”看到了“发财机会”，专门等候在站台上，一旦看到列车进站，黑压压的人群犹如丧尸围城般冲向列车，这群人扶老携幼，直接将手伸进车窗内，有什么拿什么，上到装满现钞的手包，下到啃了大半的馒头，喝完的空八宝粥罐子，无所不抢。

列车员和乘警们只能用身体奋力堵在车门，阻挡他们冲上车实施抢劫，有的列车员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按照规定，此地必须停靠相应的时间，列车无法违背……

频繁发生此类抢劫案件的地方被称为“匪城”，每当列车靠近这些“匪城”之际，列车员都会专门发出广播：旅客同志们请注意，现在车外有一大群小偷向这边涌来，请看管好您的贵重物品、随身行李，同时尽量不要打开车窗。

不过，比起长途汽车的遭遇，这些“匪城”还算轻的。

当时各地的省道、国道上经常会遇到全村集体来抢劫，只要你车速稍微慢一下，都会有一群人不要命地冲上跳上车厢将货物抢走。

最恐怖的则是在一些乡道附近，整村都是“车匪路霸”，拦截过往车辆甚至成了“脱贫致富”的方式。

许多村子竟然在村干部带领下，用各种手段拦阻过路汽车强行索要“过路费”。

有个村子最绝，村干部竟然组织了一批妇女、老太太。披头散发坐在村附近的公路中间，然后再披麻戴孝，并抬着一口棺材摆在路边，众人在那哭天抢地。

只要有过路车停下，路边就会突然杀出一群凶恶的壮汉，他们目露凶光，威胁称：他们家人被撞死，但肇事司机逃逸，所以经过这条路的所有车都有嫌疑，必须给钱赔偿。

胆敢拒绝？直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即便有警方到场，一些极端胆大的村民还叫嚣：“就是天王老子，也要留下买路钱！”并且集体持械和警方对峙。

上述恶性集体抢劫都还算轻的，起码多数时候你还能留条命。

真正恐怖的是这个恶魔之村，村里男女老少在一起抢劫中看到车上有数万现金，在争抢途中竟然将车上数人全部杀害。

结果，全村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干上了杀人越货的买卖。

只要经过该村的车辆，他们会将司机、乘客杀死后埋在村里的乱葬岗，然后将车辆拆成零件，或者整车运往县城销赃。

值得一提的是，从杀人、埋尸、销赃等一系列行为，该村都做了明确分工。

他们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犯下不计其数的命案，至于抢了多少车、杀了多少人，全村人自己都说不清了。

最后，因为该村杀人涉及多省，终于东窗事发，被各地警方联手剿灭，这个恶魔之村据说在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枪决的就有三四十人，村里大多数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当时，这类的“罪恶村”不是个别现象。

据公安部统计资料显示，仅在浙江、河北、山西、四川抓获的 “车匪路霸”案犯中，农民所占比例分别为 72%、80%、85%、80%。

河南郑州在1992年抓获的“车匪路霸”犯罪分子中，超过86.3%都是公路沿线的村民，或者在村里帮工的外来村民。

因为这个特点，当时郑州当地的媒体记者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冬、春季节是人、财、物流量较大的季节，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季节，而冬季和春季车匪路霸活动往往也比较多。

于是，河南许多出门跑长途的司机专门选择在夏、冬两季外出，哪怕赚钱少一点，毕竟保命要紧。

令人感到心惊的是，这些犯罪的村民在事后被抓获时，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完全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还觉得抢劫也是“凭力气和本事赚钱”。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车匪路霸”所在村的党政组织经常对其犯罪行为视为不见，甚至在警方调查时进行包庇袒护，这导致不正风气在村中蔓延，更多村民选择“车匪路霸”作为营生，这种心态就跟现如今不少索马里村民以当海盗为荣差不多。

到了1990年代后，“车匪路霸”势头已经蔓延到了各大城市，连首都也频受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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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5日，北京东长安街的公安部大楼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中。

当天，中央政法委专门举行“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电话会议，第一次把“车匪路霸”的名词正式提了出来，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一个月过后，开展了“90铁路大行动”，从1990年6月到7月，京广、京哈、川黔、成昆等十条铁路干线上的数百个“车匪路霸”团伙被捣毁，列车上的抢劫犯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而最高法早在1993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犯罪活动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对“车匪路霸”犯罪案件中集团犯罪的首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以及累犯、惯犯，要坚决依法从重惩处，该重判的要重判，罪当处死的，要坚决判处死刑，决不能手软；对长期在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一般不能适用缓刑。

怎奈，首都的总体治安并没有得到好转，各地的“车匪路霸”团伙反而大量涌入北京，希望能在首都“干一票大的”。

就在上文提及的“375路公交车”都市传说最流行的那几年，北京丰台、通州等郊区也频频出现出租车、公交车司机遭遇劫杀的命案。

令人愤怒的是，这些潜入北京的车匪路霸团伙竟然公开喊出口号“冲出娘子关，打到京广线”。

也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治安下，北京公交夜班车司机成了高危职业，乘坐这些偏远线路的乘客被打劫的概率也很高。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氛围下，诞生出“375路公交车”都市传说也不足为奇了，但比起虚无缥缈的鬼魂，实实在在的匪徒才是真正恐怖的。

到了1995年，全国治安进一步恶化，各种立案累计超过150万起，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车匪路霸”罪案。

彼时，中国治安已经到了必须再次下手“严打”的地步了。

199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直言不讳地评价：

“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

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

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

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在1996年3月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对加强治安管理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同时，全国上要求打击“车匪路霸”的呼声日益高涨。

终于，中央终于下定决心，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开展自1983年以来第二次“全国性严打”行动。

被抓获的“车匪路霸”

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坐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

如果说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是针对全国各类犯罪的话，1996年第二次严打的主要目标就是各地的“车匪路霸”。

在那次严打行动中，有超过9万个犯罪团伙被打掉，抓获罪犯42万人，其中半数以上都涉及“车匪路霸”犯罪，另有超过3万多名违法人员在高压下主动投案自首。

那次行动也让公安民警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更棘手的是，严打虽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犯罪活动，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当时中国的科技通信技术不发达，一旦发生抢劫，受害者往往无法第一时间报警，而犯罪分子则有足够的时间逃之夭夭。

90年代，大哥大老式无线电话是绝对奢侈

此外，当时中国的监控探头极少，案发后的侦破工作难度较大，这也是当时留下许多“未解悬案”的根本原因。

像“375路公交车”传说事件的原始版本里，侥幸逃下车的老人和女孩在偏远郊区找不到公用电话，只能走了十几公里路去公安局报警，这自然耽误了时间，在故事中没能挽救乘务人员的生命，两名杀人罪犯也没有落网。

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受害人主动反击以及周围群众见义勇为才能制止犯罪活动。

于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当时各地都下发通告，鼓励群众和“车匪路霸”作斗争。

比如在1999年，湖北省公检法联合就下发了一份《关于严惩车匪路霸犯罪活动的通告》。

通告特别强调：群众在制服持械的“车匪路霸”分子可以选择相对过激的手段，哪怕下重手将其打死，不但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还会根据情况给予1000到10000元不等的奖励。

此后，各地“车匪路霸”猖獗的区域都推出了类似的通告，并印刷张贴在公交客车的显眼位置。

各地的报纸都在批判对犯罪分子妥协的“懦弱行为”，积极报道各种“见义勇为”事迹。

可以说，现在网络上经常呼吁的所谓“无限防卫权”其实那会就已经赋予人民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也有一些媒体对此大加批判，比如某大报就刊文指出：这则通告不合法，这是在鼓励剥夺公民的生命权。

对此， 当时《人民日报》就专门刊文回应：湖北省交警总队发布的这一通告并非没有法律依据。“群众制服和打死正在持械作案的车匪路霸不负法律责任”这一通告，事实上不过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化而已。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车匪路霸”的产生，至少没有像80年代那样让人脊骨一凉。

这则规定出台的那段时间，车匪路霸犯罪确实有所减少，尽管有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防卫过当”的事情。

比如乌鸦就听过这样的案例：某村此前经常发生拦路抢劫，在通告出台后，许多司机选择直接开车加速硬闯，不论撞上什么也不停车。

结果有一次，一个村民去路中央堵车时，被大货车直接碾死，之后的车也不停下，接二连三压过，最后这人被完全糊在了地上，犹如“降维打击”，直到两天后，他的尸体才被同村人用铲子铲起收走。

此后，该村再也无人敢去拦车抢劫了。

那么说单凭“严打”能让“车匪路霸”在十几年内消失，这个说法其实乌鸦并不苟同。

实际上，“车匪路霸”从未被彻底消失，即便是现在，各地依然时不时会有此类新闻传来。

只不过，现在的“车匪路霸”已经开始变得“文明”了，手段也从过去的杀人越货变成了用各种方式敲诈勒索。

过去那种穷凶极恶的“车匪路霸”犯罪之所以能够大量减少，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高速公路逐渐替代乡村野路，高速公路网越来越发达。

跑到高速路上去拦车抢劫，大概率会被撞死。谁也不傻，这使得原来拦车抢劫的群体放弃了这个收益低风险高的“营生”。

国家大力普法也让越来越多人的法律意识也得到加强，同时监控技术不断发展，不仅将规模扩展到全国各大角落，同时还增加了人脸识别技术；同时，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使得案情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迅速报警，降低了案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提升了案件发生后的侦破速度。

此外，案件调查实现全国联网，异地作案可以实现全国联网调查，增加了犯罪分子的逃跑难度，也加速了破案的效率。

更重要的是，“发展”本身能解决很多问题。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的到位，老百姓收入逐渐稳定并提高；城市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无数农村青年有了进城打工的机会，能够靠自己勤劳双手致富，鬼才去做什么“车匪路霸”呢！

当然，这个道理反之亦然，若有的地方金絮其外，泡沫易碎；或政府机关荒废政务，腐化堕落，不务发展，地方经济阻滞，那么看似已经消灭的“车匪路霸”黑恶势力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参考资料：

商丘县公安局：车匪路霸活动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_张秀申

试析对无限防卫权的质疑_陈朝晖

打击车匪路霸放眼录_陈兆平

试论公路上车匪路霸案件的侦查_俞保华

周洁：车匪路霸歼灭记

章深：打死车匪路霸有奖？

国家人文历史：1996年新中国第二次“严打”纪实

知乎：吴兴威VVL、疯狂绅士